王辉邀请北京著名建筑师参与新塔方案设计

王辉决定营造新塔，方案设计却几经周折。在“文化大革命”中，设计院所大多瘫痪、解体，实力相对雄厚的河南省建筑设计院干脆被迁移到了郑州市区西北方向的荥阳县（今荥阳市），省会设计力量十分薄弱。编入郑州市市政公司机构序列的设计组几位青年技术人员张泽高、胡诗仙、杨国权、周培南等（他们来自不同的单位，后来都成为郑州市规划界和建筑设计领域的领军人物）开动脑筋，朝思暮想，提出了多个方案。张绍文（1980年代曾任郑州市书法家协会主席）、禹化兴（1990年代曾任郑州市美术家协会主席）、张万一（2000年后曾任郑州市政协副主席，民革郑州市主委）等美术工作者也绞尽脑汁，研究造型，制作模型。张绍文等人还延请木工师傅参加，制作了工艺精致的模型，方案虽然接近王辉提出的设计意图，但还未能找到使大家都能接受的建筑表达方式。有一天，郑州市市政公司负责人（原城建局局长）董耀荣告诉王辉：北京有个著名建筑师，名叫林乐义，听说现在下放在河南，建议请他出手相助，参与创作。王辉与林乐义本来是认识的（林的弟弟在总参工作，和王辉熟悉，因为这个原因王辉与林乐义有过一面之缘），便立即派人寻找。确认林乐义由北京下放河南经由修武转迁荥阳，归属河南省建筑设计院建制后，请他迅即赶到郑州，并很快在郑州市市政公司办公楼（现已拆除，位置在碧沙岗公园西门对面，嵩山路与友爱路交叉口）里给他腾出了一间房子，请他过来主持二七塔的设计工作。准确地说，请他在图纸上，以建筑师的专业学养和技术专长落实王辉提出的建筑意图。至此，二七塔的设计柳暗花明，开始了一个新的局面。

林乐义（1916.2.17—1988.10.15），福建省南平县（今南平市）王台镇人。1937年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抗战期间在桂林等地从事建筑设计，抗战胜利后去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研究建筑学，并被聘为特别讲师。1950年回国后担任北京工业建筑设计院、建设部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其间应梁思成之邀，担任过清华大学建筑系客座教授）。主要设计作品包括中南海怀仁堂与紫光阁（改建）、北京首都剧场、北京电报电信大楼、中国驻波兰大使馆、青岛一号工程、北京国际饭店等。

留学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时的林乐义林铭述　提供

大学时代的林乐义　林铭述　提供

关于林乐义先生的音容形象，据建筑出版界著名编辑、学者杨永生印象（《建筑百家轶事》，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0年），他“个子不高，微胖，前额突出，中年脱发。说起话来，福建腔浓厚。很少言笑，严肃认真，评论建筑作品坚持高标准、严要求，从不随波逐流。喜着咖啡色及米色服装。常常陷于深思之中”。据长期担任建设部建筑设计院（现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当过林乐义领导的袁镜身老人描述（1997年7月10日，访谈者婴父、王鲁民、杨春），林乐义“很儒雅，很洋派，能明显看得出来他在国外生活过，喜欢穿西服和风衣，无论什么时候，都不急不躁，显得很有风度”。据现任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名誉院长、总建筑师崔恺先生回忆（2005年6月10日，访谈者婴父、林铭述、司秒争），他见到林先生较晚，他在天津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到北京建设部建筑图书馆查阅国外期刊、文献，经常遇到这位老人，那时候林乐义先生已经不良于行，走路很慢，步态是一步一步往前蹭的样子。走路都如此费劲还借阅书刊，还在关心学术动态，这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美国青年建筑师林樱女士是建筑学家林徽因的侄女，她父亲也是林乐义的挚友，林樱在华盛顿越战纪念碑方案竞赛获奖之后声誉鹊起（后被美国《生活》杂志选入“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一百位美国人”与“五十位美国未来的领袖”，2010年奥巴马总统为其颁授美国国家艺术勋章，这是美国给予艺术家的最高荣誉），林乐义出面邀她来华访问，还在设计院里为她组织了一个演讲会。崔恺当时在场，他看到林总在晚辈面前一扫平素满脸的严肃甚至呆板，变得谈笑风生，朝气蓬勃。中国建筑设计院恭请著名雕塑家程允贤先生为林乐义制作浮雕头像时，崔恺一直强调务必要把林总的眼神做出来——林乐义的眼睛总是往前瞪，晚年眼球略有外凸，目光特别亮，这可能和血压高有点关系，也与他严肃的个性有关。

像大多数中国建筑师那样，林乐义的知名度远没有达到他在建筑设计领域所取得成就的高度。时至今日，二七塔在郑州不能不说是人所共知，“天下无人不识君”，不过，要问林乐义何许人也，建筑界之外的郑州市民则知之者寥寥。大家都知道北京有条长安街，被公认为“中华第一街”，那是国徽图案所用建筑天安门的所在地；大街两旁，华厦林立，能和天安门城楼比肩连属相守相望的建筑，座座地位崇高，各自雄踞一方，都不会是等闲之辈。不用说，建筑师若能在长安街上立一件作品，已属难得，足使同业共仰。而很少有人知道，长安街临街，竟有两件林氏之作——其一为西长安街上的电报大楼，位于西单路口东边北侧，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栋我国自行设计和施工的中央通信枢纽工程，是当年中国电报通信的总枢纽，落成于1958年9月；其二为东长安街上的北京国际饭店，位于建国门内北京站路口，长安大戏院西邻，是改革开放之后北京建设的最大的旅游酒店之一，落成于1987年12月，1989年获国家建设部优秀建筑设计一等奖。在“中华第一街”上多次用建筑实物展现自己的设计才华，只有张镈、林乐义、刘力等少数几位中国建筑师享有如此殊荣。林乐义的电报大楼落成时就备受瞩目，随着时光流逝，其历史标识性的地位也凸显出来。有评论认为，电报大楼“功能性强，技术复杂，有高效率的工艺运转，建筑平面紧凑，流线简捷。体量和立面处理十分简洁，室内外均无纹样装饰。钟楼一扫古风，全新现代气象，造型线条挺拔，形象明快，是批判‘复古主义’的同时努力开拓新风气的建筑”（邹德侬，《中国现代建筑史》，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年）。“与当时强调大屋顶，追求铺张豪华的设计复古之风形成强烈对比，别开生面，带有逆突破性”（陈世民，《一位难以忘却的总建筑师——林乐义》，《建筑百家回忆录》，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0年）。“在满足工艺要求前提下，建筑摈弃了其他建筑物还保留的附加物，立面也向更强调框架结构靠拢。建筑成功的基本处理手法有三：一是注意比例和位置经营；二是注意上下之间、中央与两侧之间的繁简、虚实对比；三是精心推敲了作为标志的中央钟楼。该钟楼简洁但有侧角，有细部，后来成为众多建筑效颦的对象”（潘谷西，《中国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年）。据说，世界著名建筑大师库哈斯和德梅隆到北京访问时都曾表示，长安街众多的当代建筑中，最令人欣赏的就是这一座。2016年，中国文物学会、中国建筑学会联合公布“首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名录，上榜项目98个，电报大楼名列其中。时光流逝，随着现代通信方式的演进变化，电报大楼的功能也发生了转型改变，一楼大厅现已改作国务院新闻发布厅使用。

林乐义的代表作——位于北京西长安街的电报大楼　摄影　婴父

建筑大师在郑期间，低调而朴素，不认识他的人与他邂逅，会误以为他是一位年迈的小学教师或街道工厂的会计。林乐义单身一人，寄居在友爱路市政公司楼上的办公室中，恬静自安，工作之外别无他求。他常常在夜灯之下，亲自用铅笔在图画纸和硫酸纸上构图，构思二七塔的平、立、剖面，研究建筑形体的整体效果和细部处理，反反复复，精心勾画，表现了建筑大师的不凡功力。身边的年轻人看在眼里，敬在心里，由衷感佩。当时由粮食部郑州科研所借调到市政公司、曾在林乐义指导下工作过的林少清先生，回忆这段时光时（2005年2月3日，访谈者婴父、司秒争），怀念之情，难以掩饰。他最初是从书本上知道林乐义的——“文革”前林乐义主持编撰的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建筑设计资料集》，发行量高达数十万套，是建筑设计行业必备的工具书（“我国建筑师，无一例外，都把这套工具书作为每天都离不开的案头卷”，杨永生语）——接触之后，觉得他待人谦和，爱护后进，和大家相处得非常融洽，用当时的话叫作“能与群众打成一片”。年轻人既不称其为“林总”，也不称其为“老师”，都直呼其为“老林”。按照今日标准无疑失之不逊，但以当年风气论，这实在是忘年之交无拘无束亲密无间的表现。林乐义夫人刘怡静女士从荥阳来郑州住过一段时间，林少清等加班过了钟点，曾经跟着林乐义回到住处，品尝林夫人亲自下厨做的饭菜。作为年轻的建筑设计人员，和林乐义在一起工作的过程，是一个受教育、受培训的过程，在追随林乐义那段时间，林少清得其亲炙，学到了不少古建筑样式和结构方面的知识，自觉收获满满，受益终生。

尽管前前后后有不少人都参与了二七塔的设计，但大家基本上做的都是一些建筑图纸的清绘以及结构设计方面的事情，还谈不上是在与林乐义合作。林乐义不但设计了二七塔，同时，他等于伴随着二七塔的设计与营造过程，在言传身教之间，为身边的年轻人举办了一个小型的建筑学训练班。到后来，在二七塔建成之后，王辉又决定疏浚改造穿越郑州市区的金水河，提升金水河的景观质量，跨河建造两处古典园林风格的小品建筑（二七路以西二百米处修建“水上餐厅”，人民路以东不足百米之处修建“金水元宵餐厅”），此时，本土中青年建筑师林少清、杨国权等人在设计方面的参与度和贡献率，都有不小的提高——林乐义仍然挂帅，兼任指导。

无可否认，在二七塔建筑方案设计过程中王辉起着决定性的导向作用。但要把一种意念落实到图纸上，转化成一种建筑空间结构，演化为一种符合科学原理和技术规范的建筑语言，设计出这样一件具体的建筑作品，林乐义的作用当然是不可或缺的。后来设计过嵩山少林演武厅和紫荆山百货大楼的郑州市建筑设计院胡诗仙先生，在这个时期曾经和林少清等青年技术人员一起为林乐义当过助手，据他回忆（2004年3月13日，访谈者婴父、张胜利、刘荣增等），在双塔首端设置两座钟亭，在钟亭的上方再用巨大的旗杆收拢，实行二元归一，形成一个耸入云天的针点，这是林乐义的意见；在双塔的底部设置一个三层的阅台（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台基为三层，天坛的台基也是三层，这是纪念、祭祀建筑的最高等级）也是林乐义的想法；在广场外缘设置两处地下通道，以便解决出入二七塔的人流与塔周路面机动车流的冲突问题，这还是林乐义的创意。这些，都是二七塔主要的形体特征和功能支撑。我们无从更多地了解林乐义当时奉命创作、依计行事的心理活动，但我们还是可以从双塔上部的钟亭上看到与北京西长安街电报大楼上部大钟的关联，可以从二七双塔重重叠叠层层递升的结构之中，感受到他内心的宁静与执着。他在郑州设计的这座双塔是中国“文革”时期最重要的建筑创作案例之一，也是他本人在那个时期唯一的付出心血也付诸实施的作品。建筑主体之外，林乐义对建筑环境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他不满意二七广场作为“广场”有其名无其实的环境现状，结合二七塔的设计，对广场的改造也提出了框架式的构想，希望把二七广场建设成一座矩形的市民广场，将车辆交通疏导到别处，在塔南开辟空间，面积达到1~2公顷，周围设置一些历史题材的雕塑，丰富广场的游憩内容，强化广场的纪念性特征，提高广场的文化含量，让二七塔室内外空间融合为一体，老百姓可以在这儿坐一坐，走一走，看一看——根据林乐义的意图和他勾勒的示意草图，林少清绘制了新的二七广场总图。只可惜，林乐义的关于改造二七广场的建议被冷藏了三十多年，直到2003年，郑州市有关部门才如梦方醒，开始做这篇文章。

双塔在建造过程中，曾作过设计变更：塔身由七层变作九层——这当然还是王辉的决断。双塔施工过程中除去王辉不在郑州，有紧急公务或到外地出差开会以外，每天晚间固定的时刻，王辉都会准时现身工地，督导工程。当塔身建至七层时，他突然下令增加两层，引起施工现场技术人员的一片忙乱。据王辉回忆（2004年3月31日，访谈者婴父、于德水、赵富海等），临时决定二七塔增加身高，主要是为了要让二七双塔争得河南最高建筑的桂冠。工业企业的烟囱、水塔等构筑物不计在内，当时河南全省最高建筑是开封铁塔。“铁塔”为佑国寺塔的俗称，该塔建于北宋皇佑元年（1049年），平面呈八角形，十三层，高54.66米。自从建成起，历经900余岁，始终稳坐河南建筑之最的宝座而从未面临挑战。王辉的性格是敢于争先、勇拔头筹、当仁不让的：既然修建新塔，何不高出宋人一头！两层增加上去，二七塔的地表以上的高度高出开封铁塔一米，地表以上层数达到了十三层——三层之台，九层之塔，塔顶鼎立一层钟亭（许多资料显示二七塔层数为十四层，是因把钟亭算作两层的缘故——这也未尝不可。只是这样的话，与塔的传统奇数规制无法一致。其实按习惯不把阅台计入层数，亦不计钟亭，称二七塔为九层塔似最为妥当）。塔身增高两层的另外一个目的，是要让双塔显得更加挺拔、俊朗。今天看来，这个变更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塔体高宽的比例，因之而更加完善。天光云影之中，塔的身姿愈发雄伟而又不失灵气，有玉树临风之象。七层双塔具有特殊意义的“二七”之数虽然无法实现，但“九重天”“九霄云外”“九九归一”之“九”字，也许与传统文化中的“数”的理念更加吻合，与纪念英烈的主题更加贴切。

1971年版两例二七塔设计方案图，新塔的雏形已初露端倪，出图时间为1971年5月，距开工时间只有两个月

二七塔的施工蓝图。这时候塔的主体部分还只有七层，出图时间为1971年8月，其时工程已经开工，日夜兼程，如火如荼

二七塔的施工蓝图。这是一幅调整后的图纸，塔的主体层数又增加了两层，台基也发生了较大变化

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郑时龄教授的著作《建筑批评学》（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中曾专门讨论过建筑的“业主”角色：“业主是批评的重要主体，甚至在建筑的最初阶段，在建筑的酝酿阶段，业主就会为未来的建筑确定方向，定调子，对建筑方案的实现与否及其成败掌握着生杀大权。业主在当代中国的特殊条件下，有着十分巨大的话语权力。”显然，对于二七塔而言，王辉就是业主。他既是决策者，又是操作者，还是投资方；他是这个公共产品的创意者，又自动地加入到这个公共产品的设计者、生产者行列。郑时龄接下来写道：“他们对建筑的批评有时的确有真知灼见，也有随心所欲的颐指气使，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在当代中国的特殊条件下，业主与建筑师的关系是一种老板与雇员的雇佣关系，业主认为自己的意见总是正确的，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业主往往忘记了在自身领域的成功，并不等于他可以在一切领域都能够获得成功。有时候业主对建筑设计的干预会达到过分深入的细枝末节，以至于从空间布局、立面处理、材料选择到室内设计，都会要求建筑师实现业主的合理或不合理的意愿。有时也会要求建筑师在建筑设计上表达抽象的概念，在建筑上增添非建筑的语言。在这种情况下，建筑师往往被动地作为一名绘图员在进行设计，其作用不能充分发挥……”郑时龄对“业主”的评论应当说是有针对性的（虽然可能他对王辉这位“业主”一无所知），因为在同一章节，他举出的业主过分干预的建筑实例就包括了二七塔。他举例说：“20世纪50年代建于郑州市中心的‘二七纪念塔’用两座连体塔楼图解‘二’，用七层塔体来表示‘七’。”——只不过，郑时龄没有弄清楚二七塔的建造年代，把二七塔建成后的层数也搞错了。可以肯定，直到这部专著出版之时，他也不曾来郑州实地察看过这座建筑，他相关的数据来源显然也不够可靠。

应该说，林乐义比较扎实地贯彻了“业主”的意图，为“业主”的想法提供了技术支持。有人回忆说，林乐义因为是奉命设计，受到太多的长官意志（按照郑时龄的说法是业主的话语权力）的主导和限制，丧失了创作自由，所以对双塔设计很不满意，在公众面前不愿承认是他的作品，不愿承担相应的责任和舆论压力。这些话，与事实不符。实际情况是，林乐义在二七塔建筑设计过程中心情是相当舒畅的，姿态是比较主动的。

“文革”时期林乐义由北京建设部建筑设计院下放到河南“五七”干校劳动，十分郁闷，处在他一生中的低潮期。林乐义夫人刘怡静女士后来有诗一首，描写那个时期他们的家庭境况：(www.xing528.com)

十年噩梦

“文革”中下放河南，乐义在修武干校劳动，余分在新乡一农户存棺土屋居住，彼此相距数十里。

十年浩劫震中原，

多少英才被屈冤。

家庭破碎残生在，

心惊胆战口难言。

窗空门缺且栖身，

夜伴棺材日为邻。

横加惨境何处诉，

人间地狱话悲辛。

这首诗收在林夫人刊印的、赵朴初老人题签的《怡静诗词》中。林夫人出身名门，幼承家学，喜好词章，常以吟咏自遣。她与林乐义同甘共苦、同悲共喜，这首诗道出了那时候她和林乐义共同的心声。

林乐义与夫人刘怡静、长子林铭述　林铭述　提供

林乐义随同事下放河南修武（现属焦作市）劳动，1970年再分配加入河南省建筑设计院（今全国建筑设计大师陈世民当年年轻，只有三十多岁，曾与林乐义结伴同行）。据曾经担任河南省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的樊鸿卿先生回忆（2007年5月5日，访谈者婴父、梁远森、司秒争），当时同样境遇的150人组成的一个建设部部属团队同时进入省院。这些人的加盟，大大提高了省院的设计能力，并为1970年代中期省院回迁郑州重整旗鼓开创新局，在行政、技术、生产、财务、人事管理各个方面都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文革”后期和“文革”结束以后，他们中的许多人陆续返回北京，也有一些人习惯和融入了中原的生活，留在了郑州——这是后话。当时，省院是以热情和宽容积极接纳这一批被北京放逐的落难者的。林乐义等人被安顿在荥阳县城西关原河南省二轻工业干校西邻的一座老君庙里住下，这里便是省院的落草大营。林乐义的形象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早已没有海外归来初期的那种儒雅之风，衣着也不再讲究，依旧不苟言笑，但灰头土脸，粗衣旧服，举止间有一种看得见的窘迫。林乐义接受二七塔设计工作之后，有一次在郑州市区乘坐公共汽车，有乘客钱包失窃，停车排查时他竟被周围疑为小偷——可以由此想见当时林乐义的潦倒之相。林先生讷于言辞，说话方音又重，面对质疑吞吞吐吐对答不畅，便被请入派出所讯问。到了晚上，夫人久等不归，万分焦急之中直接向王辉求助，王辉责令公安部门多方查找亲自干预，方得解救。事后王辉为此向林乐义多次道歉——代表他难以代表的蒙昧者道歉，林乐义反倒不以为意，一笑了之。省院的不少同事都知道这件事情，至今旧事重提，仍不免让人倍感酸楚，心中隐隐作痛。

在被轻辱、被放逐的境遇之中，突然被王辉以礼相待，邀请出山，主持设计工作，林乐义的心情可想而知。接受二七塔设计任务是出乎意料的事，他开始紧张开始兴奋起来——又能承担设计任务了，而且是如此重要的革命史迹纪念建筑，这是技术上的认同，更是政治上的信任。士为知己者死，为报答知己者的激赏与倚重，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甘愿牺牲一切，生死相许。这种精神，古今相同。据林乐义之子林铭述先生回忆（2004年12月14日，访谈者婴父、王明贤、司秒争等），林乐义对王辉既感激又尊敬，从不对人评头论足，不轻易臧否人物的他曾对妻儿家人讲，他有幸遇到了一位有文化的军人！可以想见，林乐义与王辉关于二七塔的设计问题会有许多次的讨论甚至争论，当然这不会是纯粹的建筑学研究，不会是建筑师之间学术理念专业语汇的交流，意见相左、各执一词的情况在所难免，但笔者相信，那一定是两个文化人之间的充满感情的沟通与碰撞，其结局，最终是取得共识，达成一致。

林乐义对二七塔相关的建筑实践活动和建筑设计成果本身，都是重视的、珍爱的。直到现在，林家还保存着林乐义收集的带有二七塔图案的徽章、印刷品。另据周培南先生回忆（2004年2月29日，访谈者婴父、张胜利等），1970年代末，郑州市的商店里曾经销售过印有二七塔风光的铁壳热水瓶，林乐义有一次旧地重游回到郑州，专门托周培南寻购，结果当时这种热水瓶市面售罄，周培南东奔西走，遍访大街小巷，才在手工业大楼（现已不存，位置在今解放路与二七路交会处“北京华联商场”停车场）临街橱窗中发现四只自己到处寻觅的热水瓶，急忙进入商场向营业员求购。因为图案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宣传功能，热水瓶被置于展览品而非卖品的位置，营业员无权销售，十分为难。周培南无奈找到商场领导寻求支持，煞费口舌，反复解释，才如愿以偿将其悉数买下，送交林乐义先生。从这个事例中，可见林乐义对二七塔的设计是喜爱的，是自我认同的。他舍近求远在郑州购买保温热水瓶自然不仅仅是为了购买热水瓶的使用价值。据周培南回忆，林乐义告诉他，热水瓶是要当作礼物送给朋友的，为何送礼，礼送何人，语焉不详。不过，据我们20世纪70年代社会风习的情况推测，把热水瓶送给喜结连理的新人可能性最大——果真如此的话，那他的礼物真是太棒了，他将热水瓶“一腔热忱”的器用功能连同二七塔“并肩挺立”的建筑造型一并送给新婚夫妇，既经济实惠，又寓意吉祥。双塔的图案装饰了新人的居室，也装饰了建筑师的心境。是的，我们没有见到过林乐义关于二七塔的任何回忆与阐述的文字，以表明自己与这座建筑的血缘关系（所以，我国为数不多的几本中国现当代建筑史研究著作在提及二七塔时都是三言两语，失之粗略，而且有些文章还将建筑师张冠李戴，误记到别人名下）。如果说林乐义对他这件作品有所忌讳，处处低调不多谈及的话，那一定是因为“文革”一词——在有些人看来，二七塔属于“文革”时期的建筑，是特殊时期“政治建筑”的代表作，是为当时的意识形态服务的——刚刚脱离“文革”语境，心中余悸未消，恐遭遇语言施暴，哪有不忌讳不回避的道理。

林乐义头像雕塑　程允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