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市二七塔：城市中心的焦点景观

新中国成立后，汪胜友、司文德被人民政府追认为二七烈士（尽管他们就义于1926年而不是1923年二七工运当时，但他们的身份、事迹、遇害的直接和主要原因都是由二七工运决定的），长春路更名为二七路。1951年郑州市在整修道路时，将长春桥旧址扩建为街心广场并以“二七广场”命名，以示不忘历史，追怀先烈。这时的广场，以今天的标准看，不过是不大的交通环岛，环岛中部为配合1951年秋天在郑州举办的城乡物资交流大会的宣传需要，建起一座高约21米的非永久性的多面体木塔，平面为六角形（《郑州市志·文物卷》误记为三角形）。木质构架，外表用木条等距布置斜向交叉制作成网状结构，塔的上部攒尖收拢，塔尖红星熠熠。当年在郑州高等工业职业学校读书，20世纪80—90年代担任河南省建设厅副厅长、河南省城市规划学会会长等职务的刘征远先生对建造木塔的情况记忆犹新。据他回忆（2004年2月26日，访谈者婴父、程忠民），1951年10月份举办城乡物资交流大会之前，才紧锣密鼓修通了北二七路（原名叫新市场街），因为喜爱画画儿，他和同学被抽选到物资交流大会上画大幅招贴——画一幅河南省地图，画上哪个地方出产花生，哪个地方出产大枣，哪个地方出产黄花菜，把全省的农副土特产品都画到图上去。正是在那个时候，修建了二七广场中的木塔——实际上本意是要建造一座兼有宣传和导向功能的醒目的标志物，既烘托物资交流大会的热闹气氛，又有招徕客商、导引客流的作用。塔身各面上饰以标语口号：“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城乡互助，内外交流”……之后，随着政治时局的变化，塔体的标语口号文字也处在变化之中：“人民公社万岁，大跃进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木塔承载了政治宣谕的媒体功能。城乡物资交流大会结束后，木塔没有拆掉，继续留置原地。因处在二七广场之中，且造型挺拔，尺度适当，它的形体与高度为平淡的街景平添了焦点和高潮，成为城市中心的优美景观，深得市民百姓的喜爱。市政部门多次对木塔修缮和装饰改造，并添加了彩色灯泡和广场照明街灯，到了晚上，华灯齐放，明丽动人，所以郑州市民喜欢称之为“灯塔”。它高耸的形体有一种凛凛然的纪念碑式的气质，丰富了二七广场的文化意蕴，强化了历史遗址的纪念效果。郑州人天长日久，约定俗成，便将木塔看作是“二七纪念塔”，把它当作一个正式的纪念设施，一个郑州市的地理标志。每逢二七纪念日，一些学校和企业会自发来到这里，举行悼念活动。这种局面整整维持了20年之久。

20年漫长的岁月中，改建二七塔的动议时隐时现。每年郑州市总工会的代表会议上多多少少都会出现这样的呼声。1964年，一位二七老工人不满于二七木塔“因陋就简”“将计就计”的现状，向市领导上书，要求郑州向另一座“二七名城”武汉学习，建设一座真材实料的二七纪念碑——建议建造碑而并非塔——因为江城武汉建成的是纪念碑，毛主席还亲笔题名，成为武汉市的著名景观。武汉二七纪念碑落成于1958年，毛泽东主席满足纪念碑筹建机构和湖北省委领导的请求，前后两次挥毫题写碑名：“二七革命纪念碑”“二七烈士纪念碑”，足见最高领导人对中共党史上这一历史事件的高度重视。

新中国成立初期二七广场一带的面貌。这张照片是能够见到的二七广场最早的影像资料

事实上，郑州刚刚解放时，新组建的郑州市委就敏锐地意识到二七工运作为红色文化资源的价值，1949年1月即作出《中共郑州市委关于开展以民主运动纪念二七的决定》，设立二七纪念周，召开二七座谈会，2月7日当天多家工厂分别组织了纪念活动，当晚还在城内举行了火炬游行。1951年郑州市人民政府决定在钱塘路二七大罢工发祥地，暨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旧址“普乐园”兴建二七纪念堂，经过紧锣密鼓的前期准备，该项目于当年9月破土动工。纪念堂占地面积3990平方米，建筑面积2225.12平方米（以后又有加建内容），主体为砖结构，屋顶为钢架结构；建筑功能为纪念、展览、会议、职工文娱活动等；承建单位为河南省建筑公司，设计者为河南省建筑公司工程师室；建设资金系多方筹措而来：郑州铁路局工会出资20亿（旧币，相当于20万），义马煤矿捐赠5亿元，全国总工会、河南省总工会、郑州市总工会各出资5亿元，总投资40亿元。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据时任郑州一区（管城区前身）负责人，后来担任中共郑州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部长的百岁老人朱翔武回忆（2020年11月10日，访谈者婴父、李建梅、朱宝山），兴建二七纪念堂是郑州市人民政府成立后的首任市长宋致和亲自提出动议、亲自推进实施的，并且在协调筹措资金、确定建设方案方面做了许多具体工作。纪念堂于1951年秋开工，一年后建成，1953年2月7日举行了正式启用的仪式——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最早兴建的革命史迹纪念建筑之一，也是国内首座二七主题纪念设施，比武汉二七烈士纪念碑的落成时间早了6年。即便如此，郑州市委市政府仍然尊重二七老工人的感情，决定采纳在二七广场立碑的建议，再修建一处新的纪念设施。郑州市建设局受命开始启动前期工作。

①　1968年二七塔改造方案图之一。图中说明文字较为简洁，只在原木塔基础上稍有改变和加高：主体结构为塔身塔座砖砌，塔尖用铁架铁皮；平面采用小八角形（四大面、四小面）；塔座四大面画画，四小面写语录；塔身四大面写标语，四小面凸出（有一小面设爬梯上人）；塔身上部四大面做主席像，四小面作装饰；工程概算仅为一万元。

②　1968年二七塔改造方案图之一。图中说明文字是典型的文革语言：本设计以突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形象、表现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和歌颂永远正确的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最高准则、为中心课题；本设计反映历史上“二七”大罢工革命斗争史实，更着重表现今天的文化大革命（包括我省我市二七战士革命造反事迹），以资纪念和发挥教育鼓舞作用。碑顶屹立着毛主席的高大塑像，一手拿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战略部署和蓝图，一手挥舞，号召继续前进，投入新的战斗，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于是，时任郑州市建设局技术室主任的叶运奎工程师奉命踏上外出考察的旅途，任务是遍访国内名碑，借鉴设计经验——当时设计方向很明确，就是要搞一个纪念碑式的构筑物。叶运奎先生后来长期担任市规划局总工程师一职，主持编制、评审、论证的城市规划建设技术方案不计其数，是郑州市规划与建筑界的元老级人物。据叶运奎先生回忆（2005年1月1日，访谈者婴父、张胜利、司秒争），1964年4月，他带了助手开始上路，北上南下，先后去过武汉、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城市，古典的现代的，塔尖上架飞机的驮坦克的站着人物造像的，各种碑体一一观摩，大开眼界，犹嫌不足。又心生一计，顺道来到北京，这时恰逢“五一”，找到新华社资料室，自报家门，说明来意，请求帮助——请他们利用涉外信息渠道的优势，帮助查找提供国际上关于纪念碑的图文资料。没想到新华社的同志古道热肠，急公好义，不辞辛劳，费了好几天的工夫，找到了一两百例苏联、欧美纪念碑的图片。对这种无私的协作精神叶运奎十分感动，连连称谢，他手摹心会，翻拍复制，兴高采烈，满载而归。

叶运奎考察回来后，趁热打铁，立即开展下一步的工作，按照既定安排在《河南日报》上发出通告，在全省范围内公开征集郑州二七纪念碑设计方案。这种博采众长汇集民智的做法，当时在国内并不多见。结果，一呼百应，反响强烈，全省大专院校、设计院所众多工程技术人员纷纷动手，投入创作，很短时间内就提交了一大批各具特色的方案设计成果，形形色色，让人看了眼花缭乱。但实事求是地评论，令人满意可供选用的方案并不多。因为外地设计者对郑州二七广场面积有限且类似于交通环岛的具体情况并不了解，往往把方案搞得尺度失当；还有一些设计者没有弄清郑州二七大罢工事件和人物的特点，他们参照的史实大多以汉口二七大罢工为蓝本。在应征方案中，市领导反复挑选，认真研究，确定河南省建筑设计院一位姓孟的工程师的方案中选（多棱的碑体，顶部是一笠帽），决定以此为基础，优化之后定稿。尽管大家意见不尽一致，市领导还是下了决心，准备付诸实施。这时候已经是1965年初了。纪念碑改建工作因故延宕，再后来“文革”来临，建碑的事情在高层基本搁置无人问及，改建方案亦散佚不存。到了1968年，木质的二七塔出现基础安全隐患，原改建方案也早已跟不上“文革”的政治形势和流行风格，郑州市建设局设计组又奉命提出了几个新的“文革体”改建方案，但争来议去，就是没人拍板。1969年叶运奎被下放到密县（今新密市）劳动，直到1972年，他才返回郑州。他与后期的二七塔建设过程失之交臂。应该说，这段二七新塔的“史前史”与后期新塔筹建形成了断裂，没有自然地承续下来。

1971年春末夏初一个狂风大作大雨滂沱的日子，在日夜守望这座城市昼作夜息20年之后，二七广场上那座木塔根部朽断，基础变形，像一个劳累终生、心力衰竭的老人，突然体力不支，腿脚发软，颓然卧伏。木塔一倒，议论四起，如何因应，万众瞩目。二七木塔作为郑州市的标志性景观和标签化的纪念设施，经历了一个民间“误读”“别解”进而形成普遍认同的过程。建塔之初“无心插柳”，却被公众赋予了意料之外的意蕴和功能，其中有一定的偶然性。一夜之间，木塔的造型从市民百姓的视觉经验和生活背景中遽然失踪，人们诧然之后，继之茫然怅然，如同归返途中一时找不到回家的路标，隐隐然有一种不安全的感觉。他们习惯于有塔的街景，不安于无塔的城市——城市景观变迁的历史进程中，城市居民最常见的损失是他们所熟悉的生活场景的消逝与扭曲，他们由此而产生某种无法补偿的失落感，这是一种人居环境急剧变化导致的心理与社会现象，与建筑场景中的政治意蕴的消长并没有直接关系。二七木塔对当地居民的生活环境而言，既是空间要素，又是历史要素。“如果他们居住于其中的物质世界不能维系这种历史性因素，人们就不能维持他们精神上的根及与往昔的联系”（亚历山大，《建筑模式语言》，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年）。

新建木塔的投影，根据投影的角度可知这是在夏日的二七路上

这张照片与上图拍摄角度大体相同，画面左上方多出了水塔和少量的建筑，可知拍摄的时间要晚一些(www.xing528.com)

在郑州市现代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的现场建造一个正式意义上的纪念设施的良机，这时候凸显出来。把握时机，开发利用这一特殊的空间资源和可贵的精神资源，成为军人王辉的一个冲动。

王辉（1923.12.25—2010.8.27），曾用名王启达，出生于江苏省涟水县灰灯集，祖籍江苏省赣榆县土城，1938年7月参加新四军，1939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他身经百战，反复出入生死之间；新中国成立后，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1952年6月任志愿军机械化工兵六团团长；跨过友谊关，抗美援越，1966年5月任抗美援越二支队指挥部副主任兼参谋长。他穿过新四军军装、解放军不同时期的各式军装，根据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异国作战的保密要求，他还身穿过朝鲜人民军、越南人民军的制式军服参加战斗，这经历在全军都是极为特殊无法复制的个案。从国内战场到国外战场，从战士到将军，他拥有一份内容丰富充满传奇色彩的职业军人的履历表。20世纪80年代，他从中央军委国防工办副主任、副书记的岗位上离休，享受大军区副职待遇。“文革”时期，根据中央安排，以军人身份出掌地方政务。1967年他奉命从抗美援越前线战场撤回国内湖南衡阳休整，突然接到周恩来总理打给他的电话，命他率部前往河南省平顶山市确保煤矿生产安全。刚把煤矿生产和社会秩序稳控好，不待他稍稍喘气，又接中央指示赶到郑州，出掌省会大局。自此，先后担任河南省军区副司令员兼郑州警备区副司令员，郑州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共郑州市委第一书记，郑州铁路局党委书记，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当年设置省委第一书记编制岗位，所以当时的省委书记职务相当于后来的省委副书记），河南省革委会副主任等职。

主政郑州的王辉下令重建二七塔。这一次，工程兵出身的他要大兴土木，建造一座雄强有力、气宇不凡、别具一格、坚固牢稳的新塔。据王辉老人追忆（2003年3月14日，访谈者婴父、于德水、赵富海），关于塔的模样，他当时心中有一个大体的轮廓：在二七广场抛头颅洒热血的烈士有两位，所以最好建成双塔；塔的层数以七层为宜，以纪念“二七”工运；塔的平面要呈五角星形，强调这是一处革命圣地。这些后来成为双塔平面立面基本特征的设计要求，都是军人王辉首先提出来的。其实，在王辉明确提出以上类似设计任务书要点的要求以前，木塔还安然无恙的时候，他就开始了关于二七广场的新的构思。他曾经提出过，要在二七广场之中建造一座27米高（数字隐喻）的岗亭，既有纪念功能，又有管理功能——交通警察登梯而上，可以站在亭中俯临道路，指挥交通。他把这种想法透露给郑州市部分建筑设计人员，征求意见，听到的是反对的声音——把交通管制功能和历史纪念功能捆绑在一起，难免不伦不类。王辉认同此议，只好另拓思路——由此可见王辉关于二七塔的腹稿，也是反复考量、几经变易的。根据王辉的要求，包括张泽高、王龙飞、杨国权、胡诗仙在内的省会郑州部分建筑设计人员也前前后后提出过一些其他的方案。如有人提出要在二七广场建一座凯旋门，这次被王辉当场否决。王辉说，建什么凯旋门？！凯旋门是胜利之门。二七大罢工是失败了，不是胜利了！因为那是一个悲壮的事件，才更需要用合适的建筑样式追怀纪念。

历史悠久环境优美的城市也必然是“有故事”的城市。这些故事，这些历史记忆——集体记忆，常常依靠与历史事件现场相对应的“有故事”的建筑和“有故事”的场所作为物质载体，去承载去转述去传播。能否确认一座城市的历史文化名城身份，往往要看这座城市是否具备足够的“有故事”的建筑和场所，看这座城市是否具有可读性。二七塔的营造经历了一个由自发到自觉的过程。整整二十年，这是一个“有故事”的建筑产品孕育、成熟、分娩的过程。这座城市需要这座塔，这个广场需要这座塔，特定的场所特定的人文环境呼唤、催生并规范和框定了一座特定的建筑，这就是这座塔的生成机制。不论早晚，不论谁来郑州主政，终究会有人担当起营造新塔的责任。

①　80高龄的王辉，依然精神矍铄2003年　摄影　于德水

②　1961年王辉陪同叶剑英元帅观看工程兵大比武表演　王辉　提供

③　1958年留学苏联的王辉在莫斯科河边　王辉　提供

营造新塔的历史机遇降临到军人王辉身上。这位在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当年出生的、接受过战火洗礼（咽喉部曾被弹片击穿，腿部负过重伤导致胫骨骨折）的军人恰好又具有良好的建筑工程学方面的专业学养——1954年他奉派到苏联名校莫斯科古比雪夫工程学院学习，完成了全部的本科学业，以优异成绩顺利毕业（古比雪夫工程学院以苏联革命家古比雪夫的名字命名，1993年改组为莫斯科国立建筑大学，缩写为MGSU，简称“莫建大”，是一所国立研究型大学，至今在俄罗斯建筑工程科研和教育领域保持领军地位）。王辉慎思敏行，果断作出了兴建新塔的决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行政决策权、经济管理权和资源支配权常常是高度集中并以简易程序运作的，王辉在二七塔的建设工程中毫不犹豫地行使了这些权力。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王辉，郑州市的二七广场上照样会除旧布新，在木塔倒伏之后建起一座新的二七塔（或者是二七碑、二七亭、二七坛、二七楼），但是二七塔不会在那样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迅速诞生，二七塔不会以“百日会战”的形式奇迹般地矗立起来，二七塔不会是今天这般容颜体格。因为有了这座塔，郑州现代史上的一段故事、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被物质化、景观化了，一个历史事件的现场被一种建筑语言讲述和表达出来，城市三维空间中立刻增添和显现了深远的历史维度，平凡的城市环境中立刻幻化出史诗色彩。这对缺乏历史建筑和文化景观的郑州，是弥足珍贵的。

2003年王辉夫妇在北京家中热情接待本书作者，回首当年　摄影　于德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