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中国历史史实与城市发展的重要节点

郑州本是一座古城。直到清末民初，郑州还保留着相对完整的古代城池体系。

《民国郑县志》载明了郑州城池的基本情况：

唐武德四年建。周围九里三十步，高三丈五尺，顶阔两丈，趾宽五丈。隍宽四丈，深二丈五尺。城门四：东寅宾，西西成，两门相对。南阜民，北拱辰，两门不相对，南门偏西，北门居中，各有楼在月城上。城上郭门四：东“东望奎躔”，西“西维禹甸”，南“南瞻舜日”，北“京水朝宗”，今毁。州城东西延长，南北微狭。

《民国郑县志》还简略记载了宋代、明代、清代官吏修葺城墙的史实。

今天能够见到的最早的郑州方志明代《嘉靖郑州志》和后来的清代《康熙郑州志》《乾隆郑州志》中关于郑州城池的描述与《民国郑县志》大体相同，也都把郑州城的建造时间确定为唐武德四年，口径完全一致。

这种认知在1950年代之前肯定是标准答案，无人质疑。但到了1950年，情况发生了逆转。这年秋天，南学街小学教师韩维周（1920年代就学于开封河南国学专修馆，毕业后曾追随李济先生从业考古工作，参加过安阳殷墟发掘等项目，其实是位落魄的考古专家）到城南二里岗一带散步，在市政工程施工现场发现了新挖出的带有绳纹的陶片，他既讶异又惊喜，初步判断为商周古物，便上报政府，希望尽快组织考古发掘。韩维周先生无意中成为破译郑州古城秘史的先行者。1952年开始，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在郑州拉开序幕，1955年发现了郑州商代都城遗址。此后数十年，随着考古成果的日积月累，经过考古学界、历史学界、城市学界专家学者的广泛参与和反复论证，郑州“商城遗址”被确认为汤武大帝推翻夏朝建立商朝的开国之都“亳都”，碳14测定结果显示，亳都城建成已有3600多年的历史。从商汤开始，商王朝五世十王都盘踞在这里，亳都承担都城职能的时间前后长达二百余年。亳都遗址的面积约25平方公里，以全球视野看，这在当年世界各个文明古国中都是无与伦比的。亳都四面城墙的位置，落脚到今天郑州城市路网上看，南城墙在今天的城南路一带，东城墙在今天的城东路一带，西城墙在今天的杜岭街和南顺城街、北顺城街的连接线一带，北城墙则在金水路南侧一带。整个城区的规模，相当于明清之间的北京城。“亳都”之说尘埃落定之后，郑州因而名列“中国八大古都”。以年资论，还成为其他七座城市（安阳、西安、洛阳、开封、杭州、南京、北京）的兄长。

商代亳都的城池到周朝开国时变成诸侯国管国（周文王之子管叔的封国）都城。几经兴衰，繁华落尽之后，汉代时北部城墙大幅度内缩，北城墙位置由现在的金水路向南退缩到城北路一带，东、南、西城墙的位置则一仍其旧。城内区域的规模这时只相当于亳都旧制的一半还弱。唐武德（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的年号）四年，征讨割据政权的战事尚未结束，平定王世充的“郑国”之后，唐高祖便立即重整郑州州级行政建制，划定州统区域，沿袭汉代城墙格局大举重修州城（管城），数年后这里正式成为郑州治所。这大概就是明清和民国方志关于郑州城建城说法的由来和依凭。

郑州作为州（府、郡）级行政建制，始于隋，终于民国。而郑州州城（管城）并非平地而起，它是借用、整合、重建商代亳都城设施形成的城池，不同朝代不同时期的文化层在同一个基础上不断累积、层层堆叠，一直在传承，从来未荒废，郑州是华夏文明中源远流长的城市文化的重镇和标志性城镇。

到了民国时期，郑州改称郑县。1927年冯玉祥将军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一个月以后，又被武汉国民政府任命为河南省政府主席。冯玉祥主豫后重视郑州的战略地位有甚于省会开封，做了不少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扶危济困的实事。1928年2月，冯玉祥将军下令筹建郑州市，委任王玉廷主持市政筹建处；同年4月，改市政筹建处为市政府，委任刘治洲为市长。这段浅埋于郑州地方史志资料的史实很容易被忽略和遗忘，应当引起我国现代史与城市史学者的重视——从这时候起，古都林立的中原大地第一次诞生了现代体制意义上的城市。

但是，冯玉祥又是郑州城的破坏者。他下令拆除城砖用以铺装市政道路，兴建平民宿舍。据史料记载，不到十天，共拆得青砖700多万块。几个昼夜之间，郑州城被打回到明朝以前的模样，赤身裸体，满目疮痍，形销骨立。郑州城从此失去整体性和功能性，变成了一圈残垣断壁。抗日战争期间，郑州多次遭到日军飞机轰炸，城墙被炸得千疮百孔，毁坏殆尽。

郑县城及四关图　郑州地方志资料

可惜一座几乎贯通整个中国历史年表的巍峨古城，在20世纪上半叶被迫退出了这座城市的景观与空间体系。

从1916年版的《郑县城及四关图》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当时郑州城有一条贯通东西的轴线，这就是首尾相连的东大街和西大街，合称东西大街。顺西大街西行，穿过西城门再往西，路名就改称西门大街了。再往西行数百米，路名又改称西郭门大街。街名的变化，显现出这座古城曾经拥有过的规范的城郭体制和严整的空间秩序。西郭门大街的西端与金水河（旧河道）相遇，于是，一座小桥便应运而生如约而至。在同一地点汇合的城市街道，还有德化街和长春街（今二七路）。(www.xing528.com)

小桥名叫长春桥，据说得名于唐代魏征诗句“茫茫禹迹，浩浩长春”。初建时是一座木结构的老桥，架设在金水河上，年久失修，人车通行有安全之虞，1923年即京汉铁路大罢工那年，郑县政府筹款改建为砖石结构拱桥，桥宽约6米，长约30米，桥下两孔，东西各嵌“长春桥”石额；桥两端立有木制灯杆，灯杆上安装了燃油路灯。长春桥以西，是成片的贫民区棚户区，间有一些店铺门面。金水河河床较浅，河道弯曲，一到雨季便泛滥成灾，长春桥周围商家住户屋中纷纷进水，街道上更成了汪洋泽国。1939年底郑州官民士绅组成“整理河道工程委员会”，启动金水河改道工程，从菜王村（今中原路与大学路交汇处）附近开始，将金水河折行向东改为转向东北，绕城而过，形成现有河道线位。由此向东的老河道没有完全填埋，存续至新中国成立初期。1950年郑州市重新规划修建市政设施，填平了老河沟，河两侧顺河街、迎河街两条小路并作一处，拆迁居民574户，拆除房屋1414间，建成一条两块板断面、中间设有花坛的新街（郑州市新建的第一条混凝土路面的街道）。因为1948年刘邓大军的队伍是沿着这条线路进入郑州城区的，所以，将新街定名为“解放路”。这时候，长春桥桥墩、桥板和护栏被全部拆除，桥基被新修建的二七广场覆盖。长春桥由此退出郑州人的生活空间和桥涵序列，但作为一个历史地名和一个历史事件的现场，它却永载史册。

长春桥是一处经历过血雨腥风的悲怆之地。1926年10月15日（农历九月初九），两位二七工运领袖因在京汉铁路线上配合北伐军行动而遭直系军阀抓捕杀害。法场就在长春桥西南近在咫尺的五虎庙前。刽子手在行刑之后，将两颗人头悬挂在长春桥灯杆之上。

这两颗人头的重量，从此等同于一段郑州现代史的重量。处死人犯，枭首示众，在中国这是始于秦汉的一种酷刑，统治者用以屠戮重犯，警儆社会。受刑者死无完尸，身首异处，观望者如刃加颈，如芒在背。头颅是生命的标志，尊严的象征，而敢于抛头颅，不怕掉脑袋，“砍头全当风吹帽”，却是历史上无数革命者引为自豪的特殊精神境界。这些不同历史时期的革命者陷身于不尽相同的险境，坚守着不尽相同的信念，相同的是，他们都把舍身取义视作他们自己今世今生光荣的归途。

1920年的郑州火车站天桥　摄影　佚名

1923年的郑州火车站　摄影　佚名

两颗血肉模糊的头颅默然无言，在长春桥头挂了整整一周，没有闭合的眼睛七天里日复一日守望着身边这座已有3600年历史的灰蒙蒙的城池。两位烈士一位名叫汪胜友，一位名叫司文德（不少人因为缺乏对这段历史细节的了解，而把两位的名字误记为名气更大的1923年在武汉就义的二七烈士施洋、林祥谦），1923年参加由中共发起和领导的京汉铁路大罢工，率领铁路工人反抗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大罢工失败后，两人继续投身工运，1925年京汉铁路总工会及郑州分工会恢复时，汪胜友被推举为郑州分工会委员长，司文德担任工务处工人总代表。1925年8月，汪胜友、司文德协助郑州豫丰纱厂工会领导罢工，迫使资本家答应罢工条件，达到罢工目的，取得令人鼓舞的胜利。1926年7月，为了配合北伐军打败军阀吴佩孚，汪胜友、司文德组织的工会小组经常在铁路上进行破坏活动，使吴佩孚的军车屡受损失。吴佩孚败退郑州后，接连张贴布告，派出侦探，四处缉拿工运领袖。1926年10月6日，由于叛徒张世荣等人告密，汪胜友、司文德落入敌手，10月15日，吴佩孚以“有破坏黄河铁桥嫌疑”的罪名，将两人杀害于郑州西关五虎庙。刽子手残忍地割下烈士头颅，用铁丝串在一起，出五虎庙向东步行百余步，将之悬挂在长春桥头。五虎庙的位置，就在今天的二七广场西南（已拆除的二七宾馆位置）；长春桥的位置，就在今天的二七塔塔身之下。

许许多多的城市，在发育、发展的过程中，发生过这样那样的或悲壮惨烈或浪漫动人的故事，在城市内部街衢纵横之中，散布着不同的历史事件的现场。岁月漫漶，沧海桑田，城市的空间结构、景观结构会出现较大调整，城市旧有的容颜有时候会变得难以辨识，但是，这些历史事件的现场——具有特殊意义的场所却是不可复制、不会动迁、不能重建的，它们具有超稳定的特性，牢牢地固守着特定的地理坐标，亘古不移。这些历史事件尤其是重大历史事件的现场对于一座城市而言，既是特殊的空间资源，又是可贵的精神文化资源，是一座城市区别于其他城市的深层的人文地理结构，是不同的地域文化的决定性因素。它们会长久地顽强地对城市性格产生暗示和规定作用。长春桥，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需要补充记述的是，汪胜友、司文德就义后，身上的衣裳鞋袜被“地保”扒光，两具无头的尸体被运送到西城墙根（今人民路商城遗址，俗称三角公园）外侧挖坑浅埋了。据司文德之孙司斌克讲述（2004年3月4日，访谈者婴父、程忠民），汪胜友、司文德的铁路工友们半夜里把两具尸体扒了出来，重新装殓。汪胜友是安徽省巢县（今巢湖市）人，时年55岁，没有妻室儿女，皖籍乡亲将他送回老家，埋葬在背靠青山面向巢湖的山坡之上。司文德则葬在碧沙岗（旧称老冯义地，即今碧沙岗公园），再后来，工会组织重置棺木，在火车上专挂一节车皮，将遗体运回他的故乡河南汤阴老家，安葬在县城西五里岗上。司斌克曾听他的奶奶——司文德之妻李氏讲过，工友们从西城墙根把司文德的尸身挖出来时，通体上下还是温软如生的。当时李氏抚尸大恸，泪如雨下，哽咽着说：知道你做的是正直之事，死得冤屈！一边哭一边用水和面，捏了一个人头状的面坨坨装在司文德那倔强不屈的颈项之上，算是凑成整尸，全身而葬。司文德在郑州铁路工人中是一位有影响的青年领袖，平素喜好结交，行侠仗义，爱憎分明，刚猛英锐，放声大笑时声震屋瓦；出生于1896年，参加二七大罢工那年，不足27岁；就义那年，年仅30岁。

1952年2月7日，郑州地区铁路职工和郑州市各界群众一万多人，在二七广场举行大规模纪念活动，公祭烈士汪胜友、司文德，公审当年向反动当局告密并参与捕杀两位烈士的凶手张世荣，张犯经郑州市人民法院判决，当场在二位烈士枭首示众的地点伏法。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制造二七血案的主犯、当年的京汉铁路管理局局长赵继贤，则提前于1951年5月在苏州被逮捕归案。考虑到郑州和武汉在二七大罢工中双城联动的特殊关系和两市民众对二七烈士共有的深厚感情，中央指示此案要先后在两地公审而后执行。1951年7月8日郑州举行公诉大会，随后河南省人民法院依法对赵继贤做出死刑判决，1951年7月16日在武汉市汉口江岸车站二七烈士林祥谦、施洋当年就义的地方对赵继贤执行枪决。

历史时空，如此轮转。

二七烈士司文德之孙——郑州铁路局车辆段工人司斌克2004年　摄影　婴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