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向《別錄》與劉歆《七略》的差異和爭議

李獨清

自秦政燔書，典籍毁滅，牛宏五厄，舉以爲首。雖蕭參劉大櫆康有爲之徒，創爲秦始皇不焚書之論，然按之前史，守尉雜燒，蓋不在少。諸生抱持，壞壁竊藏，不過一二。三代以來，禮壞樂崩，書殘簡脫，赢氏實尸其咎，未可曲恕之也。漢孝惠帝除挟書之令，簡册稍出，未甚顯也。成帝即位，大集遺書，謁者陳農，遍索天下，其藏之中祕伏而未發者，詔劉向領校。向於是條別篇章，定著目次，備列比勘，錄而奏進，殫精樂思，蔚成偉業，不惟目錄學家推爲鼻祖，自孔子删述以後，迄於哀平之世，有功舊籍，一人而已。

向之有功於典籍，在乎領校中祕。其精思所萃，在乎《別錄》一書。然自唐以來學者所論，頗與其子歆《七略》相亂。今探其相亂之原，稍加辨析焉。

按《漢書·劉向傳》：“上方精於詩書，觀古文，詔向領校中五經祕書。”《藝文志》：

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

是向之校中祕書，不過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原無別錄之名也。向傳後附《劉歆傳》：

向死後，哀帝初即位，大司馬王莽，舉歆宗室有材行，貴幸復領五經，卒父前業。歆乃集六藝羣書，種別爲《七略》。

《藝文志》：

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數術略》，有《方技略》。

是劉歆復領五經，始有《七略》之種別也。自梁阮孝緒《七錄序》：

昔劉向校書，輒爲一錄，論其旨歸，辨其訛謬，随意奏上，皆載在本書，時又別集眾錄，謂之《別錄》，即今之《別錄》是也。

《別錄》之名，始見於此。據以上各書，劉向爲《別錄》，劉歆爲《七略》，本甚明白，無庸致疑。乃《隋書經籍志》史部簿錄類，著錄《七略別錄》二十卷，劉向撰。又《七略》七卷，劉歆撰。不僅《七略》《別錄》，合爲一名，屬之劉向；另錄劉歆《七略》，其卷數又相差頗鉅，於是後世之紛爭起矣。然本志篇敍則云：

漢時劉向《別錄》，劉歆《七略》，剖析條流，各有其部，推尋事迹，疑則古之制也。又似《別錄》專屬劉向，《七略》專屬劉歆，前後自相牴牾，將何所適從耶。

竊謂《別錄》之解釋有二：一爲別集各書敘錄，合爲一書。一爲《七略》之別本，劉向奉詔校書，雖屬總領其事，而所分校者爲經傳諸子詩賦，其餘諸書則另有人任之。兹可考見者：任宏校兵書，李柱國校方技，尹咸校數術。（《劉歆傳》：“時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與劉歆共校經傳。”是尹咸所校，不徒數術。《儒林傳》於《左氏傳》授云：“尹更始傳子咸翟及方進而劉歆從尹咸翟方進受。”則尹咸亦深通經傳也。）

又謁者陳農，長社尉柱參，見《藝文志》。光祿勳王龔，五官中郎將房鳳，見《儒林傳》。（《房鳳傳》云：“時光祿勳王龔，以外屬内卿與奉車都尉劉歆共校書。”三人進退必偕，鳳本以明經通達，爲王根所薦，當亦預校書之事。）蘇竟，見《後漢書》本傳。班斿，見《漢書》敘傳。太常屬臣望（郝蘭皋云：“望蓋丁望，定陶丁姬之父。”），見劉秀上《山海經表》。楊宣，見《華陽國志》。大中大夫卜圭，臣富參，射聲校尉立，見管子書錄。臣敘，見鄧析子書錄。

卜圭以下四人，未言同校，以兵書數術方技推之，殆各用專家，以校羣籍。則敘錄必各出校者之手。若據阮序，是“別錄”者，不過將各書之敘錄，另寫一份，集爲一書，謂之《别錄》而巳。并未明稱《七略》，有所分別，今其書雖不傳，可推而得。

清姚振宗《〈別錄〉〈七略〉佚文》謂：

劉向典校既未竣事，則《别錄》亦無由成書，相傳二十卷，殆子駿奏進七略之時勒成之。其曰《別錄七略》者，謂《七略》之外，別有此一錄也。

其《隋書經籍志考證》：

按阮氏七錄序目，言別錄體製，至爲明析，是知《別錄》即《七略》之別本，言別有此錄本云爾。方之《四庫全書》，《別錄》爲總止提要，《七略》乃簡明目錄也。總目提要有附存之目，《別錄》亦有附見之條：如《易》有子夏之傳，救氏之注，《儀禮》有大小戴及自定之本，《禮記》亦有小載四十九篇之次第。其在諸子之中，則楊雄《太玄》，亦記其篇目并及其子楊信字子烏與父玄文之事，又錄東方朔所著書。凡此皆諸書明著見於劉向《別錄》者，而皆不見於《七略》也。他如所輯《五經通義》，《五經要義》及《楚辭》十六篇，當亦附著於別錄中。

（原注：諸書引文，有稱爲劉向《別錄》者，皆即此別錄也。童烏與玄文之事，御覽亦引云《別傳》。）

其《漢書藝文志條理》：

按條辨流別數語，即《輯略》之文，班氏散附於諸篇之後者。何以明之？《七略》本於《別錄》，今考荀悦《漢紀》，成帝三年，劉向典校經傳，考集異同云：“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故正名也。”又《史記·太史公自序·索隱》引劉向《別錄》云：“名家者流，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此兩處所引，並與本志名家篇敘相同。知班氏取《輯略》之文。次之於此，而《七略》取《別錄》之文著於《輯略》者也。蓋《別錄》首一篇，亦有《輯略》，故名《七略別錄》。《隋志》：“《七略別錄》二十卷，劉向撰。”劉歆删取其要，每略皆爲一卷，故《隋志》又云：“《七略》七卷，劉歆撰。”方之《四庫全書》，《別錄》爲總目提要，《七略》則簡明目錄也。

姚氏之意，謂《別錄》爲《七略》別本。其釋《七略》《別錄》之名：一則曰“謂《七略》之外，別有此一錄。”再則曰“《別錄》首一篇，亦有《輯略》。”說解已歧。其矛盾最甚者，既云：“《別錄》無由成書，爲子駿奏進《七略》所勒成。”則《別錄》當屬之劉歆矣；何以又云：“《七略》本於《別錄》。”又云：“劉歆删取其要，每略各爲一卷。”豈歆同時既勒爲《別錄》，復删成《七略》耶？既出一手，何本之有？

夫《七略》之名，至劉歆而始著。向校讎時，但事編排篇目，校讎字句，寫定敘錄而已，未及排列羣書之次序，故其時有《別錄》而無《七略》。至劉歆受命，卒父前業，又歷時數載，始能網紀羣書，分類編目，種別爲《七略》矣。阮序明言，“輒爲一錄，皆載在本書。時又別集眾錄，謂之《別錄》。”所謂眾錄者，謂敘錄非出一手；所謂集者，謂編排由向一人。所謂時者，即向領校之時也。若又爲《七略》，由一手所成，何集之有？則《別錄》非《七略》之別本明矣。姚氏以之方《總目提要》及《簡明目錄》，義亦未協。蓋二者皆種別類分，不過提要有繁簡之殊，若《別錄》則有提要而無分類，未可混同。

試再以諸書徵引之例證之：《禮記正義》鄭目錄自《曲禮》至《喪服四制》，《儀禮》疏自《冠禮》第一至《少牢》下篇第十七，《詩·大雅》疏師尚父，《尚書》疏武帝末民得《泰誓》，又《堯典》作《虞夏書》，《周禮》疏路寢在北堂之西，社稷宗廟在路寢之西，《左傳》疏左邱明授曾申及荀卿授張蒼，並引劉向《別錄》，無《七略》二字。《史記集解》《索隱》《兩漢書注》《風俗通義》所引，亦無《七略》二字。是自唐以上作者所引，猶不相亂也。後世引之者，乃游移無定。即姚氏《漢書藝文志拾補》所引，如《易傳》稱劉向《別錄》，《王制》稱劉向《七略》，亦無一定。

善乎嚴可均之輯《全漢文》，謂各書所引《別錄》《七略》多同，今以題劉向者俱入於《別錄》。洪頤煊亦然。惟馬國翰之輯《玉函山房叢書》，仍稱《七略別錄》，踵《隋志》之誤。不知《隋志》之以《七略》及《別錄》合稱者，蓋其錄略之界，其泯已久。《隋志》不復別白，合爲一書，以父統子，遂列向名。其《七略》七卷，稱劉歆撰，或從全書錄出之本，又依《漢志》題名。牽合更張，致叢疑竇。不得據以爲辨。世寗有不信在前之阮孝緒《七錄》而信在後之《隋志》哉？姚氏亦曾謂阮序言《別錄》至爲明析，不詳加審究耳？

劉氏父子繼踵董理羣書，劉歆之種別爲《七略》，亦非絕與向無關也。或向在讎校羣書之際，已有略分爲七之議，不過未至分編之時，遽爾身歿，歆卒前業，遂沿用之。章炳麟《徵七略》引《漢志》，謂爲《別錄》先成，《七略》後述之明文。又云：

然歆傳言，河平中受詔，舆父向領校祕書，其後卒業，則《山海經》之錄，亦署臣秀，向時雖未著《七錄》，其與任宏、尹咸、李柱國分職校書，業有萌芽，故《隋志》已稱《七略別錄》。

自注引《隋志》別出之《七略》七卷，謂此非二書，蓋除去敘錄奏上之文，則專稱《七略》是也。但以其父子世業，不可割異，仍題《七略別錄》，又自陷於迷罔矣。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以《班志》推考現存劉向敘錄，字句多有不合。《班志》本沿襲《七略》者，故知劉歆七卷，固屬本諸《別錄》，但取舍異致，删存各殊，有所不符，理爲當然。姚氏知《七略》本于《別錄》，而誤信其成書之時代，故有此失。然向劉歆之間，因襲遞嬗之跡，又不可諱言者也。

是故《別錄》者，劉向等校定羣書，論其指歸，辨其訛誤之敘錄，別集而成者也。《七略》者，劉歆取《別錄》所載，并加增補，總括羣篇，撮其旨要，種別而成者也。《別錄》爲提要之祖，《七略》爲編目之宗。《別錄》之非《七略》，灼然可別，不能以自昔稱者相亂，遂不加別白也。

《別錄》及《七略》，唐代猶存，洎宋而亡，清輯本有嚴可均、馬國翰（馬氏《玉函山房輯佚書》，或謂竊自章宗源宜都楊守敬已辨其誣），洪頤煊、顧觀光、姚振宗諸家，所或屬未定，或多出入，唯嚴、馬、姚三家最備。嚴氏就散條綴集，全據原文，馬氏依《七略》爲分類，稍加編纂；姚氏則多有考訂，三家相較，以嚴氏爲勝。今取三家，從而爬梳，或發揮舊說，或自闢新義，取含從違，妄有斟酌。吾輩生千百年後，取證殘文賸義，論定綦難，但就識力所及，以待諟正而已。

《戰國策書錄》

中書餘卷，雜亂相糅莒。

《四庫提要》云：“按莒字未詳，今姑仍原本錄之。”《提要》所著錄，原據常熟毛氏汲古閣本，鑱刻未精，疑有誤字。然黄丕列以姚宏本校訂《國策》，作爲札記，考正訛誤甚眾，於此字則付闕如，知宋本如是，字未誤也。按《詩·皇矣》：“以按徂旅”，《孟子》作“以遏徂莒”。朱駿聲曰：“借莒爲旅也。”孔廣森曰，“莒爲旅，古書假借”，莒字得聲之呂，本即膂字，是莒與旅，本可相互假借用之。雜亂相糅莒，即糅旅也，《爾雅·釋詁》：“旅，眾也。”糅旅即糅眾，谓雜亂相糅者眾多也。姑獻此疑，再求確證。

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

按劉氏校錄之例，其一曰謹編次，其二曰除復重。《戰國策》三十三編，蓋除去復篇，因國別以時次，重爲編訂者也。後漢高誘爲之註。至《隋志》著錄，則爲三十四卷，高誘注止二十一卷。唐《藝文志》所錄，闕二卷，高誘注增十一卷。宋《崇文總目》載二十二卷高誘注八卷。《文獻通攷》引《總目》曰：

今篇第亡闕，第二至十，三十一至三闕；又有後漢高誘注本二十卷，今闕第一至五，十一至二十，止存八卷。

曾鞏編校史館書籍，校《戰國策》敘云：

劉向所定著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缺，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

又云：“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當曾氏校書，宜本所闕，誘注適有；誘注所闕，官本悉存，所闕者只二卷，遂於他家書内採摭補之，本文誘注，合而爲一，然後劉向所定，悉符其數。但取正文，未論注也。至姚宏重校，悉取誘注入之，並自爲補。殆傳寫有訛，遂全題誘註。雖費點勘，無涉本文。不過曾氏所編，牽合補綴，是否劉向舊文，不可曉矣。

劉氏校錄之例，其三曰列篇目。此書所定目次，原在敘錄前，以東周爲第一，西周爲第二，宋鮑彪注本無之，而東西周互改，蓋更其次第因而删去也。鮑氏以西周爲第一，東周爲第二，謂西周正統所在，自矜爲考據之特筆。吳師道作補正，雖仍其次第，但別附劉向原次，以存其舊，於鮑氏之竄改古本，深致不然，《四庫提要》曰：

考趙與時《賓退錄》曰：“《戰國策》舊傳高誘注，殘缺疏略，殊不足觀。姚令威寬補注（原注：案補注姚寬之兄姚宏所作，此作姚寬殊誤，謹附訂於此），亦未周盡，獨縉雲鮑氏。校注爲優，雖間有小疵，殊不害其大體。惟東西二周一節，極其舛誤，深誤學者，反不若二氏之說”。是則南宋人已先言之矣。

實則鮑氏之升西周爲首，殆有所本，非必出諸己也。宋初，邵雍《皇極經世書》，紀赧王爲西周君，無公；東周爲惠公，是以西爲王，以東爲公，周隱以西周爲正統也。鮑氏並沿其誤。不知東西周之別稱，蓋周考王末年，河南惠公封其少子班於鞏以奉王，稱東周；考王復以王城故地封其弟揭，以續同公之職，是爲河南公，稱西周，兩周皆爲公之封地，王則東西無定也。元吳隆《東西周辨》，言之最詳，並謂：“《戰國策》編題，首東周次西周，豈無意哉？”如草廬言，向所編次，固未可憑臆妄改也。錢曾讀書敏求記亦極稱吳澄辨，謂購得宋槧姚本於絳雲樓，同人共相繕寫。然非草廬之辨，互爲證明，焉知鮑注淆亂如此。

顧千里序黃丕烈《戰國策札記》曰：

廣圻於是書，尋繹累年，最後於敘錄所云“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者，恍然而知《戰國策》，實向一家之學，舆韓非太史公諸家牴牾，職此之由，無足異也。

按劉向奉詔校書，定次序，除復重，不只《國策》爲然，他書皆同，豈能以其編校，遂謂一家之學？劉向深於經術，粹然儒者，非縱橫之流也。其與諸家牴牾，蓋由記載旁雜，所采各殊。姚宏跋宋本《國策》謂：

太史公所采九十三事，内不同者五，《韓非子》十五事，《說苑》六事，《新序》九事，《呂氏春秋》一事，《韓詩外傳》一事，皇甫謐《高土傳》三事，《越絕書》紀李園一事，甚異。

史遷所采九十三事，異者只五六條；《說苑》《新序》出向手，亦有互異，出之記述差誤，瞭然可見，劉向固未嘗改著也。

本字多誤脱爲半字，以趙爲肖，以齊焉立，如此字者多。

按劉氏校錄之例，其四曰“訂脫誤”。如趙齊脫爲肖立是也。《晏子》敘錄云：“中書以夭爲芳，又爲備；先爲牛，章爲長，并同。”“如此字者多”之“字”，吳師道校，謂浙建括蒼本作“類”。洪邁《容齋随筆》云：“劉向叙戰國策，言其事雜亂相糅莒，本字多脫誤爲半字，以趙爲肖，以齊爲立，如此類者多。”洪氏宋人，所引爲“類”，是“類”字於義爲長。但後又云：

余按今傳於世者，大抵不可讀，其《韓非子》《新序》《說苑》《韓詩外傳》《高士傳》《史記索隱》《太平御覽》《北堂書鈔》《藝文類聚》諸書所引用者，多今本所無，向博極羣書，但擇焉不精，不止於文字脫誤而已。惟太史公《史記》所采之事九十有三，則明白光豔，悉可稽考，視向爲有間矣。

劉向編校之業，在存其原書，太史公則采以述史，目的逈不相同，未可並論。至諸書所引用爲今本所無者，國策至唐宋，巳殘缺不完，或後世傳本所佚，非劉向定著之不然也。

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臣向以爲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爲之策謀，宜爲《戰國策》。

按劉氏校錄之例，其五曰定名稱。《戰國策》之爲書，諸本名稱各異，向乃定從今名，不使參差也。策謀爲計劃之意。《史通》曰：“夫謂之策者，蓋錄而不敘，即簡以爲名。”其說不同。所謂長短者，或譽其長而數人之短以媚之，或暴人之長而言其短以恐之，或言彼此之短長，以施離間，以事聯絡，隨事施之，皆游說之術也。縱橫爲短長術之一種，邊通學長短，蒯通善爲長短說，主父偃學長短縱橫書，皆其流亞。劉向定《戰國策》之名，蓋《戰國策》長短縱横之術最盛，此書所錄即其策謀也。

其事繼春秋以後，訖於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

按劉氏校錄之例，其六曰立斷限。此於《國策》斷其年代也。《春秋》絕筆於魯哀公十四年，即周敬王三十九年庚申；劉邦項梁並起，爲秦二世元年壬辰。其間相距爲二百六十年，不合二百四十五年之數。以秦二世元年，上推二百四十五年，爲貞定王七年己卯，《國策》所記，無始貞定王七年之事。或云：

此書既謂戰國筆，當截至六國最後齊亡之年爲止，即泰始皇二十六年庚辰。是年，始皇稱帝，秦已統一天下。故書中無庚辰以後事。所記高漸離筑擊始皇，乃因燕亡，連帶敘及。

此說是也。自獲鳞後起算，至齊亡之年，則二百四十九年。意者，四十五爲四五十之誤，蓋謂二百四五十年間之事，綜括言之，不定確算爲二百六十年，或二百四十九年。其後有“及春秋時，已四五百歲矣”，句法相同可證。曾鞏《戰國策》序曰：“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秦漢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間。”正作四五十，或曾氏所見本，作四五十未誤也。又《史記·淮陰侯列傳》，詳載蒯通說韓信自立之言，司馬貞《索隐》云：“按《漢書》及《戰國策》，皆有此文。今本《國策》，並無此文。”張照曰：“《戰國策》安得有韓信蒯通之事？《索隱》誤。”是也。

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

金正煒曰：“按《廣雅·釋詁》：‘挟，輔也。’挾義從夾，而諸子無與夾輔其君者，疑當作扶，俗書挾與扶相似而誤。”今按挾字義通，不定誤。《廣雅》：挟並作護解，此謂鄭子產，晉叔向，齊晏嬰，各護持其君也。如作扶，與輔音近，文句不調利。

歌說以相感，

金正煒曰：“按說當爲詩。”並引《左氏傳》及《漢紀》爲證。今按說意甚廣，相感不必定屬賦詩。著作歌詩，與下聘覲朝會不類。

期會以相舉一。

集賢院本“期”作“朝”。按“期會”是也。上云“聘覲以相交”，此作“朝會”，意複。

是以傳相仿效。

黄校：“傳，鮑本作轉。”按傳即轉也，非字之異。《呂覽》：“人倫之傳則不然。”高誘注：“傳猶轉。”

力功爭强。

曾鞏本，集賢院本，功作巧。金正煒曰：“力功當作力政。政誤爲攻，攻功古通，因致爲功。”並引《周書》《大戴禮》《漢書》《五行》字皆有力政，政謂征也，言專以武力征伐。今按功强對文，功字是。

雖有道德，不得施謀，有設之强，負阻而峙固。

黄校：“謀設二字，鮑本互易。”按二字不必互易，德設音近，有礙文氣。

諸侯方弱，蘇泰結之。

曾鞏本，集賢院本無“弱”字。劉敞本，錢藻本“結”下有“從”字。按“弱”字當有，無則句意不足，蓋脱文也。“從”字當無，上有“蘇秦爲從”句，此不必有，蓋衍文也。

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固。

黃校：“固，鲍本作國。”按固字是也。下云：“據崤函之阻，跨隴蜀之饒，聽眾人之筴，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并有天下。”固與阻饒並舉，句意相似。

杖於謀詐之弊，终於信篤之誠。

黃校：“謀詐，鲍本作詐謀。”又“終於”之“於”，黃校：鮑本“無”，丕烈案：“無”字是也。按謀詐是也。與下句信篤皆雙詞可對，詐謀爲單詞。終，窮也。見《廣雅·釋詁》。終於信篤之誠，謂窮於信篤之誠，“於”若作“無”，與上句句法參差，恐未盡合。下句爲“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此亦不當作“無”字。金正煒謂“終”疑當作“缪”。繆，違也。

據時而爲故，其謀扶急持傾。

金正煒曰：“按《呂覽·知度》篇：‘非晉國之故。’”高注：“故，法。”又《國語·晉語》：“多爲之故，以變其志。”韋注謂“多作計術，以變易其志”。《漢書·吳王濞傳》：“使吏劾擊訊治，以侵辱之爲故。”師古曰：“言專以侵辱諸侯爲事業。”此文於故字句絕，諸說並通。姚鮑於爲下注脫字，而以故字屬下句，非也。”今按金說是也。《文選·景福殿賦》：“省生事之故”。李善引賈逵《國語》注曰：“故，謀也”。此句作謀劃解正合。

雖不可以强國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

黄校：“國，鮑本無。”金正煒曰：

按國教即邦教。向避高帝諱而改也。《漢書·高帝紀》注：“邦之字曰國者，臣下所避以相代也。”《周禮·地官》序官：“使帥其屬而掌邦教。”此以强國教，化兵革爲對文。鮑本缺國字，蓋誤捝也。黄丕烈以教化斷句，遂失其義。

今按金說，是也。又錢藻本，“救”上有“亦”字。以文意審之，當有“亦”字。

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爲安，運亡爲存，亦可喜，皆可觀。

按劉氏校錄之例，其七曰“究得失”。蓋就《國策》論究得失，謂其可喜可觀也。然曾鞏云：

向叙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率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

葉適云：

且其設權立計，有繫當時利害之大者，學者將以觀事變，固不宜略。然十纔一二耳。其餘讖碎反覆，徒競錐刀之細，市井小人之所羞稱，所謂不足以牙頰也。又烏在其皆可喜而可觀哉？

按劉向生於漢代，去古未遠，縱横之道，餘習尚存，故於《國策》立論如是。曾葉已逮趙宋，綱常大義，深中人心，其不取向說固矣。又借此窺文學思想之變。

《管子書錄》

所校讎中《管子書》三百八十九篇，大中大夫卜圭書二十七篇，臣富參書四十一篇，射聲校尉立書十一篇，太史書九十六篇，凡中外書五百六十四篇以校。除復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

按劉向校錄之例，其八曰備眾本。中書者，中祕所藏；外書者，外臣所藏，因錄寫易訛，皆取以備校讎也。所謂卜圭書富參書（富參或疑即杜參之誤。杜參爲長社尉，《北齊書·樊遜傳》，作長水校尉亦誤），立書，太史書，蓋其所取外臣之本。考書錄云，“凡中外書五百六十四篇，而定著八十六篇”，則除復重應爲四百七十八篇，今本爲八十六篇，不誤，是所云“除復重四百八十四篇”誤也，劉歆《七略》云“《管子》十八篇，在法家”。

《漢志》入道家，作八十六篇。《漢志》本襲《七略》，此又其異也。實則《管子》之書雜，陳澧所謂“一家之書，而有五家之學”者也。以法家不言爲多，後世因之。《隋志》《新唐志》俱作十九卷，《舊唐志》作十八卷，《崇文總目》則兩本並載。蓋《隋志》，《新唐志》，並目一卷計之；《舊唐志》，《崇文總目》，則不數目錄。晁、陳書目，王應麟《漢志考證》《宋志》，馬端臨《通考》，俱作二十四卷，乃宋人所改分。然《袁本讀書志》作十八卷，是宋時猶存十八卷本，與二十四卷本並行。

袁本又云“劉向校八十一篇，今亡一篇”，則一乃六之誤，一篇乃十篇之誤。《衢本讀書志》云，“劉向所定凡九十六篇，今亡十篇”，九乃八之誤。今本八十六篇，與《漢志》合，而《王言》《謀失》《正言》《言昭》《修身》《問霸》《牧民解》《問乘馬》《輕重丙》《輕重庚》十篇，有目無書，與《晁志》合。

自明以後，皆二十四卷，只梅士享《管子成書》作十五卷，則以己意妄合也。諸家著錄，有作三十卷者，則尹知章所注。自杜佑《指略》，誤屬之房元龄，後世遂沿其訛。舊書本最淆亂，明趙用賢曾校刻之，孫星衍《平津館鑒藏記》云：“以黃蕘圃所藏翟源蔡潛道宅本校勘，無大異，惟《幼官圖》一篇，前後更易，稍爲不同。”然《四庫提要》謂“書中稱短語十九，雜篇十一”，今考原書，短語只十七十九，而無十八，其編次又未短少；雜篇則有十二，十三，不止十一，雖經多次勘校，仍復訛奪至此，歷代竄亂，固非劉向定著之舊矣。

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爲侈。

三歸有見《論語》。《八佾篇》云：“管氏有三歸。”解者之說有四，惟《說苑·善說篇》：“管仲築三歸之台，以自傷於民。”朱注從之。此書錄爲劉向所撰，《說苑》亦出向手，則此篇更當依《說苑》爲釋也。

太史公曰：“余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詳哉言之也。”《九府》言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

按劉氏校錄之例，其九曰“稽闕佚”。民間無《九府》書，謂其闕佚也。《史記索隱》云：“九府蓋錢之府，藏其書，論鑄錢之輕重，故云輕重九府。”則輕重當以九府連讀，非今本《輕重篇》也。既云民間無有，則向定著時已佚，故或疑《輕重篇》，亦後人因輕重九府之言所加入。又今本《形勢第二》，首句爲山高而不崩，故舊名《山高》，司馬遷所見如此，今本以形勢爲名，非其朔也。

《晏子敘錄》

所校中書《晏子》十一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参校讎。太史書五篇，臣向書一篇，参書十三篇，凡中外書三十篇，爲八百三十八章。除復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書無有三十六章，中書無有七十一章。

按劉氏校錄之例，其十日記分章。此於八篇下再列其分章也。所謂中外書八百三十八章，定著既爲二百一十五章，則除復重應爲六百二十三章，今凡本内外八篇，總二百十五章，與劉向定著篇目合，則六百三十八章，蓋有誤。

《漢志》同《別錄》作八篇，劉歆《七略》，只作七篇，《隋志》《新舊唐志》鄭樵《通志》同《七略》（《四庫提要》謂《漢隋志》皆作八篇，誤）。《崇文總目》作十二卷，陳振孫《解題》同。以卷爲篇，後人所改。《七略》作《七編》者，蓋合雜上下二篇爲一也。十二卷本，則宋時所析（孫星衍序，謂宋時析爲十四卷，見《崇文總目》。今本《總目》，實作十二卷，《玉海》引亦同，孫誤）。至《史記索隱》謂今其書有七十篇，未知所據？

又陳振孫《書錄解題》云：“《漢志》八篇，但云《晏子》，《隋唐》七卷，始號《晏子春秋》，今卷數不同，未知果本書否？”考《史記·管晏列傳》，即作《晏子春秋》，非始於《隋唐志》。劉知幾《史通》稱：“晏子，虞卿，呂氏，陸買，其書篇第，本無年月，亦謂之《春秋》。”今此錄雖僅稱晏子，與《史記》《七略》稱春秋不同，蓋二名兼行，非有異也。

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又有復重，文辭頗異，不敢遺失，復列以爲一篇。又有頗不合經術，似非晏子言，疑後世辨士所爲者，故亦不敢失，復以爲一篇。

按劉氏校錄之例，其十一曰考異同。此書後兩篇，其一考之《晏子》他篇，雖同而文辭異。其一不同晏子言，疑後人所爲，然雖有異同，不敢遂失之也。其敘初子書錄，於《穆王》《湯問》《力命》《楊朱》諸篇，頗有異辭亦然。

《孫卿書錄》

所校讎中《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復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

孫卿即荀卿，荀之改孫，司馬貞《史記索隱》、顏師古《漢書注》，皆以爲避漢宣帝諱，後此因之。漢法觸諱，罪至死。劉向校錄官書，異於私著，有所觸犯，必爲改定，此理之當然也。本書《彊國篇》，有“荀卿之說齊相”句，即脫漏而未盡改之證。

定著三十二篇，《漢志》作三十三篇，王應麟考證云：“當云三十二篇，《漢志》誤也”（《四庫提要》引劉向校書敘錄，稱孫卿書三百二十三篇，除重複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三篇，與本敘異，亦誤）。《隋志》作十二卷，《新舊唐志》同。《新唐志》另有《楊倞注》二十卷。唐仲友曰：“孫卿新書，劉向定名，至倞分易卷第，更名《荀子》。”按倞，唐武宗時人，《隋志》已作十二卷，則分易卷第，不始自倞。今本二十卷，即倞注也。諸家皆同，只《季滄葦藏書目》作二十八卷。

是時孫卿有秀才，年五十，始來游學，諸子之事，皆以爲非先王之法也。孫卿善爲《詩》《禮》《易》《春秋》，至齊襄王時孫卿最爲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孫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孫卿，乃適楚。楚相春申君以爲蘭陵令。人或謂春申君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孫卿賢者也。今與之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謝之，孫卿去之趙。後客或謂春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强，故賢者所在，君尊國安，今孫卿天下賢人，所去之國，其不安乎？”春申君使人聘孫卿，孫卿遺春申君書，刺楚國，因爲歌賦以遺春申君，春申君恨，復固謝孫卿。孫卿乃行，復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孫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爲弟子，已而相秦。

唐仲友曰：

向博極羣書，序卿事大抵本司馬遷，於遷書有三不合；一，《史記·六國年表》，春申君死，當齊王建二十八年，距宣王八十七年，向言卿以宣王時來游學，春申君死而卿廢，設以宣王末年游齊，年已百三十七矣。

按此以本序所云，是時孫卿年五十，始來游學推之也。年五十之說，《史記》亦然，應劭《风俗通·窮通篇》作十五，歷代以來遂各有從違。晁公武云：“《史記》年五十爲十五之譌。”胡元儀本之，謂作年十五者是也。《史記》與劉向序，皆傳寫誤倒耳。汪中《荀子通論》則從五十之說，謂顏之推《家訓·勉學篇》，荀卿五十，始來游學，之推所見《史記》古本已如此，未可遽以爲訛字也。且漢之張蒼，唐之曹憲，皆百有餘歲，何獨於卿而疑之。

近人考荀卿行歷者，如梁啟超、錢穆、游國恩，則以十五爲然；劉師培、胡適、羅根澤，則以五十爲然，所謂十五五十之異，蓋以荀卿來齊在何時爲其爭點，史未明言，故滋歧議。若唐仲友序，以宣王時游齊，則五十爲不合。然細繹向序，文義顯然。方宣王戚王之時至作書刺世，因後有齊尚修列大夫之缺一語，而追述前事。是時孫卿有秀才，是時者，宣王之時也。有秀才者，明孫卿當宣王之時尚幼也。此句屬上言。年五十始來游學，則爲另一時間之事，惜稷下已非極盛，而孫卿始來，此句屬下言。諸子作書刺世，孫卿又非諸子，補此義更足。是五十不誤也。

孫卿游齊之年，桓寬《鹽論·論儒篇》云“湣王矜功不休，諸儒諫不從，各分散，孫卿適楚。”是以游齊爲湣王之世，此說從者頗不乏人。然有以游齊爲齊王建初年者，其說又異。今考向序，孫卿善爲《詩》《禮》《易》《春秋》，至齊襄王時，孫卿最爲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孫卿三爲祭酒焉。揆其文義，明謂齊襄王時，尚修列大夫之缺，孫卿始來齊，三爲祭酒。蓋齊襄復國之後，尊崇學術之士，諸儒遂紛然來集，以孫卿資望最高。

宋濂《〈荀子〉書後》，謂孫卿襄王時游稷下是也，然孫卿之來齊爲襄王何年？則未能確指。試以齊襄王五年孫卿五十計之，宣十九年五歲，時當幼冲，下推至齊王建二十七年，春申君死，則孫卿九十一歲見廢不久而卒，是孫卿至齊，大約在襄王五年前後；若《鹽鐵論》所云湣王“矜功”，孫卿即適楚，似不可信。同書《毀學篇》云：“李斯相秦，荀卿爲之不食。”李斯爲秦相，約在始皇三十四年，上距齊湣王之立，爲一百一十一年，距湣王之卒，爲八十一年。孫卿非百餘歲不及見，若五十游齊爲是，則年至百五六十歲，當無是理，其矛盾甚明，故不可據。至適楚之年，《史記》云：“春申君相楚八年，以荀卿爲籣陵令。”楚考烈王八年，爲齊王建十年，其適楚當在此年之前。

“齊人或讒孫卿，乃適楚。”盧文弨校本，於“乃適楚”上，重“孫卿”二字，謂宋本不重，據《史記》補。

按“或謂春申君曰：湯以七十里”云云，“後客或謂春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云云。《國策》《韓詩外傳》，與向序有繁簡之異，然其意同，此劉向節錄也。胡元儀云：“春申君所聽信者，惟觀津人朱英，春申君徙楚，都壽春，然則說春申君反郇卿于趙之客，蓋即朱英歟？”此或然之辭也。朱英嘗說春申君，見《國策》，然不能以此爲客即朱英之據。

汪中曰：

按春申君請孫子，孫子答書，或去或就，曾不一言，而泛引前世劫殺之事，未知其意何屬？且靈王雖無道，故楚之先君也。豈宜向其臣子斥言其罪。不知何人鑿空爲此，韓嬰誤以說詩，劉向不察，探入《國策》，其餘《荀子》《新書》又載之，斯失之矣。

胡元儀則斥汪氏爲武斷，謂：

書旨言春申將有劫殺之禍，指李園女弟之謀與親信李園也。故其詞隱，其意微，言外有去而不就之心，何得以去就不言爲疑耶？其說靈王也，直据《春秋》所記之事言，非斥其罪，《國策》載之，《韓詩外傳》載之，劉向校孫卿書，雖未載其謝書，然云謝春申書，以刺楚國，事不誣也。

今按胡氏之說是也。所遺書，《韓非子·姦劫弒臣篇》全采其文可證。至復爲蘭陵令。則《國策》《韓詩外傳》均未載。

“李斯嘗爲弟子，已而相秦。”盧文弨曰：“宋本脫‘已’字，據《史記》補。”按此補述李斯相秦，在郇卿歿後，“已”字即有歿後之意，不當脫。

孫卿之應聘於諸侯，見秦昭王，昭王方喜戰伐，而孫卿以三王之法說之，及秦相應侯，皆不能用也。

按劉向敘孫卿遊秦，未著年代，但《荀子》本書《儒效篇》，有與秦昭王問答，《彊國篇》有與應侯問答，遊秦之事當不誣。應劭《風俗通》繫之於初次適楚復去之後。考荀卿爲蘭陵令，在考烈王八年，當秦昭王五十二年。四十一年，秦以范雎爲相，封以應，號爲應侯。五十年，秦遭邯鄲之敗。五十二年，應侯即稱病篤歸田，何得共荀卿問答？其不可信甚顯。

胡元儀《別傳攷異》則謂：由趙入秦，不出秦昭王五十四至五十六三年中，并以劉向稱秦相應侯約言之，荀卿書直稱應候，不曰秦相，得其實矣。此更繆說。無論范雎既罷相歸應，不預朝事，何至接納郇卿？而郇卿“四世有勝”之語，亦不合。黄式三《周季編略》，列荀卿入秦於周赧王五十一年，當齊王建元年是也。蓋齊襄王既死，荀卿遂入秦，然後入楚。或以繫於遊齊之前，因游齊之年移後，故不得不如是也。

至趙，與孫臏議兵趙孝成王前，孫臏爲變詐之兵，孫卿以王兵難之，不能對也。卒不能用。

唐仲友曰：

田忌荐孫臏爲軍師，敗魏桂陵，當齊威王二十六年，距趙孝成七十八年。臨武君與卿議兵於王前，向以爲孫臏，倞以敗魏馬陵疑年。馬陵去桂陵，又十三年矣。

按孫卿至趙，在初適楚爲蘭陵後，劉向序錄極明，無須懷疑。但共臨武君議兵趙孝成王前，劉向以臨武君爲孫臏，遂滋紛呶。故唐仲友有言如是也。本書《議兵篇》，但稱臨武君，而無其人之名，若以爲孫臏，則與趙孝成王相差近百年，必無是理。楊俅注以爲楚將，引《楚策》春申君欲將臨武君，魏加以爲秦孽爲證，當是另一臨武君，而非孫臏也。沈欽韓以爲孫軫，軫與臏聲近，劉向序爲後人不知妄改。近人錢穆以爲龐煖，謂劇辛敗死於龐煖，亦如龐涓見殺於孫臏，事絕相類，劉向一時筆誤，遂致有誤。皆可備一說。

孟子者，亦大儒，以人之性善；孫卿後孟子百餘年，以爲人性惡，故作《性惡》一篇，以非孟子。

唐仲友曰：

遷書記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當齊宣王七年，惠王以叟稱孟子，計亦五十餘，後二十三年，子之亂燕，孟子在齊，若卿來以宣王時，不得如向言後百餘歲。

按孟子生卒，言人人殊，生年更多歧說，其卒年最可據者，爲孟子譜周赧王二十六年，當齊湣王三十五年。諸家所推孫卿年齡，無論主張何說，是時已四十至五十之間，孫卿雖後於孟子，相差不過如此，决無百餘年之久，此劉向誤也。胡元儀云：

向必言後孟子百餘年者，以《史記》言孟子所如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又言郇卿者數萬言而卒，是孟郇著書，皆在晚年，故據孟荀之卒年相去百餘年爲言也。向讀中祕書，博覽参稽，其言信而有徵者也。

胡氏此說，亦未可信，荀卿卒年，决不能及始皇三十四年，以始皇三十四年上推至孟子卒，只七十六年，亦無所謂百餘年也。胡氏無以自解，故於孟子之卒年，又致疑焉。

蘇秦、張儀以邪道說諸侯，以大貴顯，孫卿退而笑之曰：“夫不以其道進者，必不以其道亡。”

按蘇秦被刺爲齊湣王六年，依前推算，孫卿爲十一歲；張儀死爲十五年，孫卿已二十歲，不能謂其不及見，但較年幼耳。孫卿見蘇張之行事，後著書頗不以爲然，故訕笑之。此“退”字指孫卿退而著書之時，不必定解爲相見而退，致啟同時與否之疑。《風俗通》“退”字作“随”，爲隨即之意可證。

至漢興，江都相董仲舒，亦大儒，作書美孫卿。

盧文弨曰：“其‘漢興’以下十七字，似不當在此，應在下文‘蓋以法孫卿也’句下。”按盧說是也。十七字在此處，文義不順。“蓋以法孫卿也”下云：“孟子、孫卿、董先生皆小五伯。”頂接正合。董仲舒，儒者，今存《春秋繁露》及《膠西集》，皆無美荀子之言，蓋失傳矣。

又滑稽亂俗。

盧文弨曰：“宋本無‘亂俗’二字，從《史記》增。”

處子之言。

盧文弨曰：“案《史記》作劇子之言，徐廣曰：應劭氏姓注，直云處子。”

楚有尸子長盧子芋子，皆著書。

盧文弨曰：

按宋本盧作廬，古可通用。今從《史記》，取易曉耳。《史記》芋子作吁子。《索隱》曰：“吁音芋，《別錄》作芋子，今吁亦如字也。”又按《漢書·藝文志》有《芋子》十八篇云：“名嬰，齊人。”師古云：“芋音弭。”與此又不同。

今按《史記》吁子上有阿之二字，本序無。徐廣以爲東阿，《漢志》以爲齊人，東阿屬齊，當不誤。顏師古所謂，正義已云恐颜公誤也。尸子長盧子皆楚人，故有楚有二字，芋子既爲齊人，其上阿之二字，似不能少，如缺則芋子亦楚人矣。二字應增。

蘭陵人多善爲學，蓋以孫卿也。長老至今稱之。曰：“蘭陵人喜字爲卿，蓋以法孫卿也。”

按汪中《荀子通論》引《漢書·儒林傳》，東海蘭陵孟卿，善爲《禮》《春秋》，授后蒼疏廣。因劉向有籣陵人善爲學，蓋以孫卿，遂謂曲台之禮，荀卿之支與餘裔也。此殊牽附，劉向蓋泛言之，不能遂以此爲禮家傳授之證。

《列子書錄》

按《釋文》引作《〈列子〉〈新書〉目錄》。《新書》者，劉向奏書時所題，凡未校者爲故書，校定可繕寫者爲《新書》。

右《新書》定著八篇。

按劉向校書敘錄，惟《列子書錄》，篇目完整，可爲敍目之楷式，其前有《天瑞第一》《黃帝第二》《周穆王第三》《仲尼第四》《湯問第五》《方命第六》《楊朱第七》《說符第八》，故首云“右新書定著八篇，”然後爲“護左都水使者光錄大夫臣向言”，與各篇體式不同。他篇目錄，皆後人就各書篇目所錄列也。

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缪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黄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虚無爲，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揚子》之篇，唯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孝景皇帝時，貴黄老術，此書頗行於世。及後遺失，散在民間，未有傳者。且多寓言，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爲立傳。(www.xing528.com)

按劉氏校錄之例，其十二曰敍流別。此謂列子之學，出黄老爲道家，而道家之大旨如是也。《列子》一書，攻駁最多。柳宗元曰：

劉向古稱博極羣書，然其錄《列子》，獨曰鄭穆公時人，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鄭國，皆云子產鄧析，不知何以言之如此。《史記》鄭繻公二十四年，楚悼王四年圍鄭，鄭殺其相駟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魯穆公十年，不知向言魯穆公時，遂誤爲鄭耶？然其書亦多增竄，非其實。

考今本《列子》，出東晉光祿卿張湛注，湛云：

先君所錄書中，有《列子》八卷。及至江南，僅有存者，《列子》唯餘《楊朱》《說符》《目錄》三卷。比亂，劉正輿爲揚州刺史，先來過江，復在其家得四卷，尋從王輔嗣女壻趙季子家，得六卷，參校有亡，始得全備。

唐宋以降，多疑其偽，柳宗元外，高似孫並疑本無列子其人，有如鸿濛列缺之屬。《四庫提要》則引《尸子·廣澤篇》，證當時實有列子。葉大慶宋濂亦謂高氏之說不然，而極以柳氏魯誤爲鄭之疑爲可據。黄震、姚際恆、錢大昕、鈕樹玉、何治運、俞正燮、汪繼培、吳德旋，及近人梁啟超、章炳麟、顧實、馬敘倫，皆謂後人所依託。或云周秦間人，或云漢人，或云魏晉人，或云東晉人。或云王弼，或云王浮葛洪，或云張湛，不一其說。

又有疑向序亦出偽造者，首見姚際恆《古今偽書考》，馬敘倫沿其說。有疑本書偽而向序不偽者，如章炳麟謂偽託者依附劉序爲之。日本武義因雄作《列子冤詞》，則確斷向序非偽。《列子》八篇，雖非禦寇之筆，且多經後人删改，然大體尚存向校定時面目。謂姚氏以鄭繆公之誤，斷爲序非向作，因一字之誤而疑序之全體，頗不合理。况由後人之譌寫，抑由向自誤，尚未可知？

其駁馬氏疑向序者三；其一，以《莊子·讓王篇》之記事可信，未可如壺丘子林、伯昏旡人等寓言一例視之。《讓王篇》是否莊周所作，與史料之價值如何？實無關係。其二，以爲《尸子》《吕氏春秋》《莊子》，謂《列子》貴虛，而劉向敍亦謂《列子》八篇駁雜，舉此證《列子》非真作則可，不能以證向序之偽。向序言其乖背，而《別錄》入之道家，想此乖背者雖與《列子》他篇不同，亦道家之支與流裔。其三，謂向校上此書，在永始三年，上距景帝約一百二十年，可見當時傳本頗少稍完全者，司馬遷《史記》終時，在景帝後約五十年，正淮南王上《莊子》而最流行之時，《史記》不爲列子立傳，亦由當時學者不引用列子。

武義氏之說，雖不盡充暢，頗有可取。列子實有其人，不惟《提要》所引尸子，《戰國策》亦有史疾引列圄寇之言。但事歷甚虑渺難徵，賴劉向一敘，稍有據依，不當反以不實不盡之記載難之。

今本《列子》，實非劉向編錄之舊，東晉人所依託是也。然向序則不偽。今《列子》中多有鄭繆公後事，使序屬偽作，必與原書所敘相應，此作譌者所熟知也。惟其欲依附向序，故仍其舊，然後就當時所傳殘餘之本，雜釆各書，牽合補綴，以足八篇之數，遂不覺有乖於序，此甚可證序之真，而世反摘書中不合處以詆之，則過矣。此序前有完整篇目，後有上書年月，最可據。其敘列子之流傳與性質甚明，無確切之根據，不能搖撼之。

《說苑敘錄》

所校中書《說苑》雜事，及臣向書民間書，誣校讎。

按《漢志》劉向所序六十七篇。注云：“《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頌圖》也。”自《隋志》以至《四庫提要》，皆稱劃向撰。近人羅根澤，遂據取錄所校二字。證險志稱撰之誤，謂序次與撰者不固。考撰同篡，《漢志》：“門人相與輯而論篡。”《敍傳》：“故探篡前記，篡書删詩，草法篡元。”注：“與撰同。”有篡述之意。又通選，有選擇之意。謂所序者（周壽昌注校，補謂或曰所序爲新序之訛。又或云：下有楊雄所序，因轉寫亦爲所也。此直無識），蓋編輯也。編輯自當選擇而篡述之。古人於撰纂二字，每無甚區別，以編成說爲纂，出己意著作爲撰，此後來所分。《隋志》稱撰，亦編次之意，不定誤也。各家書目稱撰，殆沿用耳，《說苑》《新序》，向多增補，後云更造，撰或有此義。

盧文昭曰：

按《論語》“焉可誣也。”《漢書·薛宣傳》作“可憮”。蘇林曰：“憮同也。兼也。”晉灼曰：“憮音誣。”疑此誣亦與憮同義。

今按傳用憮以當誣，憮誣互用，此解本通。但誣又作加解，又作妄解，於此句皆文義甚順，不必求之過深。

除去與《新序》復重者，其餘淺薄不中意理，别集以爲百家後，令以類相從。

盧文弨曰：“疑有脫字。”別集以爲百家後。姚振宗曰：“後當爲復。”是以百家斷句，下云：“復令以類相從。”姚說是也。別集句不甚可解。

更以造新事十萬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

按劉向校訂《說苑》，一一條別篇目，則就原書整理，不當云更造新事，故孫詔讓以新事爲新書之誤，咸因《說苑》爲零碎記載，除舊本外，劉氏另有增入，與校錄他書不同，故曰更造，未知是否？

嚴可均曰：“宋本《說苑》有劉向序，言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今本《說苑》，尚少一百四十五章，是亦非完書也。”按《隋志》作二十卷，卷即是篇，《新舊唐志》作三十卷，盧文弨、周中孚皆云字之誤，是書至宋已殘，《崇文總目》存者五篇，曾鞏序謂於士大夫家得十五篇，合《崇文》五篇，始爲二十卷完書，其實曾氏所謂完書，蓋分《修文》爲上下，以足二十卷之數，尚缺《反質》一卷，陸游《渭南集》，記李德芻言，謂後高麗所進本補成，王應麟《漢志考證》亦然。當曾氏校其書時，其間不無編訂，故黃震以爲後世之殘斷錯誤，非必皆劉向本文。葉大慶疑非出向手，最盧文弨則謂章懷注《後漢書》《困學紀聞》等書所引，尚有出於今本之外者。考《唐志》劉貺有《續說苑》，似不必皆出中壘，其重複錯訛，自有別故。

號曰《新苑》。

陳振孫曰：“《新苑》之名亦不同。”姚振宗曰：“新下脫說字。”按敘錄稱《說苑》，此稱《新苑》，或《新說苑》，名不劃一。《漢志》無《新苑》之名，亦無《新說苑》，以劉向校書之例推之，當稱《說苑新書》，不於書名上加新字，非新下脫說，蓋新乃說之誤也。如敘《戰國策》，標題爲《戰國策書錄》，序云“所校中戰國策書”，後云，“宜爲《戰國策》”，稱名無不吻合。此稱《說苑敘錄》，首云“所校中書《說苑》”，而後獨云“《新苑》”，其爲字誤可證。

臣向昧死。

盧文弨曰：“下當有謹上二字。”

《鄧析書錄》

中《鄧析》書四篇，臣敘書一篇，凡中外書五篇，以相校。除復重爲一篇。

按《漢志》云：“《鄧析》二篇。”《宋志》作二卷。《崇文總目》云：“《漢志》二篇，初析著書四篇，劉歆有目一篇，凡五。歆復校爲二篇。”與序云除重復爲一篇不合。今本實二篇，一《無厚》，一《轉辭》，此篇卷之異也。此敘本劉向所奏，而《總目》云“劉歆有目一篇”，此撰著之異也。故臣敘書，姚振宗云：“似臣歆之誤。”然考楊倞《荀子注》，馬總《意林》，高似《孫子略》，皆作劉向，明刻本《鄧析子》，前有此序，亦然。《四庫提要》則作劉歆，並注云，“按高似《孫子略》，誤以此奏爲劉向，今據《書錄解題》改正”。檢今本《書錄解題》，無此說。《崇文總目》之作歆者，嚴可均《鐵橋漫稿》云：

《崇文總目》言，劉歆校爲二篇，今本二篇，即歆所分，而前有劉向奏，稱除復重爲一篇者，蓋歆冠以向奏，唐本相承如此也。知者，《意林》及楊倞《荀子注》，皆云向不云歆也。

嚴氏之說近是。但各篇皆有劉向題銜，或在前後，此獨未有，爲可疑耳。

析者，鄭人也。好刑名，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之世，數難子產爲政，記或云：子產執而戮之。於《春秋左氏傳》：昭公二十年，而子產卒，子太叔嗣爲政，定公八年，太叔卒，駟歂嗣爲政，明年，乃殺鄧析而用其竹刑。《竹刑》，簡法也。久遠，世無其書。子產卒後十年而鄧析死，傳記或稱子產誅鄧析，非也。

按劉氏校錄之例，其十三曰“辨是非”。鄧析之死，《列子》《荀子》《吕氏春秋》皆以爲子產所殺，此據《左氏》定九年傳，辨析死在子產卒後二十年，舊說非也。馬總《意林》引劉向曰：“非子產殺鄧析，推《春秋》驗之。”與敘合。析蓋駟歂所殺。春秋之世，傳聞異辭，故就是非辨正之。析所著《竹刑》，久失傳，劉向時已無其書，或云：鄧析惟作《竹刑》，別無他書。

其論無厚者，言之異同，與公孫龍同類。

按今本《鄧析子·無厚篇》首云：“天於人無厚也，君於民無厚也，父於子無厚也，兄於弟無厚也。”非名家堅白無厚之義。故或疑爲後世淺學者所爲，尚非戰國人偽造。王應麟《漢志考證》，謂其論無厚異同，與公孫龍同類與向序合，豈王氏所見，猶是劉向校訂之本歟。

《韓非子書錄》

故作《孤憤》《五蠹》《内外儲》《說難》五十五篇，十餘萬言，人爲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游，死不恨矣。”

按《漢志》篇數同。王應麟《考證》作五十六篇，蓋傳寫之訛也。《史記正義》引七錄作二十□□□，書目因之。惟《隋志》載二十卷外，有目一卷。錢曾《述古堂影宋鈔本》作二十四卷。元何犿《韓子》止五十三篇。明趙用賢校本，謂五十五篇不誤。今本二十卷，篇數同。

秦因急攻韓，韓始不用：及急，乃遣韓非使秦。

按韓非使秦，《史記·始皇本紀》及《六國年表》，均在十四年，爲韓王安六年。而《韓世家》則云五年。攻韓事，《韓世家》有之，《始皇紀》《六國表》但有攻趙，而無攻韓。頗歧出。大抵所謂急攻韓者，殆有其謀，而未發卒，韓聞，遣非來秦乞和。及非死，遂有内史騰攻韓事。其間必有相當年月，本紀年表，皆按年爲紀，故不載，《韓世家》則統括言之耳。

秦王悅之，未任用，李斯害之秦王曰：“非，韓之諸公子也。今欲並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

按《史記·韓非列傳》，載李斯姚賈害之。《戰國策》載姚賈出使四國，以珍珠重寶，外自交於諸侯，秦王封賈上卿。韓非短之，謂賈乃堅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王召賈問，賈答云：“賈忠王而王不知……王聽讒則無忠臣矣。”秦王曰：“然。”乃復使賈而誅韓非。與序並異。

司馬駰《史記集解》，謂《戰國策》非也。韓非爲人所讒，李斯外更有姚賈，此亦情理。不過非自韓來，處危疑之際，何暇譖人親信，深結怨戾，是可疑耳。序於非事，盡同《史記》，獨此無姚，未審何故？馬總《意林》引劉向云，亦有姚賈。此篇宋本《韓非子》有之，前不言所據各本，後無撰著人名，張溥《百三家集》，嚴可均輯《全漢文》，皆以爲劉向作。頗有疑之者，顧廣圻云：“按此即《史記》列傳耳。《韓子》首必有劉向敘錄，而今佚之也”。姚振宗云：“或以爲即劉氏敘錄，然無確證，未敢信，疑是王儉《七志》之文”。

以上《別錄》中奏書敘隸之僅存者。自《戰國策》以迄《說苑》，皆可確斷爲劉向所作。《鄧析書錄》，或以爲劉歆作；《韓非子書錄》，則舊無撰人，并在可疑之列。然就文之辭義理氣比勘，猶與劉向他篇相類。至嚴輯《全漢文》，有《闢尹子書錄》，《子華子書錄》，嚴云：“疑皆宋人依託，姑錄之。”按《關尹子》，稱周關令尹喜撰。陳振孫《書錄解題》云：

其書久亡，徐藏子禮得於永嘉孫定，首載劉向序，末有葛洪後序，未知孫定從何傳授？殆皆依託也。序亦不類向文。

宋濂云：“文既與向不類，事亦無據。”胡應麟云：“篇首劉向序，蓋晚唐人學昌黎聲口，亡論西漢，即東漢至開元無有也。”《四庫提要》云：“或唐五代間方士解文章者所爲。”《子華子》，稱周程本撰。朱熹云：“觀其書數篇，與前後三序，皆一手文字，其前一篇託爲劉向，而殊不類向。”周氏《涉筆》云：“《子華子》所著向序，文字淺陋不類向。”是兩書及序皆偽而屢經論定者也。然两者雖依託，大抵爲唐宋人所著，其偽尚早。《百三家集》有於陵子敘，則明人所偽。嚴輯本無。姚際恆云：“劉向曾上於陵子，今不傳，此乃明姚士麟偽撰，見祕冊彙函。”《四庫提要》云：

前有元鄧文原题詞，稱前代《藝文志》，《崇文總目》所無，惟石廷尉熙明家藏，又稱得之道流，其說自相矛盾。又有王鏊一引一跋，鏊集均無，其文之偽可驗。

此不足置論者也。故《關尹子》以下三篇，不錄。

讎校，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謬誤爲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故曰讎也。（應劭《風俗通義》，《文選》左太沖魏都賦李善注，《太平御覽》卷六百十八。）

殺青者，直治青竹作簡書之耳（《文選》劉孝標《重答劉秣陵沼書》注，《太平御覽》卷六百十八）。

新竹有汗，善朽蠹，凡作簡者，皆於火上灸乾之（虞世南《北堂書鈔》卷一百四）。

陳楚間謂之汗，汗者，去其汗也（《初學記》卷二十八）。

按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首讎校一人讀書條，無“故曰讎也”四字。末陳楚間謂之汗條無。嚴可均輯《全漢文》皆有之。馬輯本謂此爲《輯略》之文，《輯略》者，《七略》之首。《別錄》無之，前已有考。其列入《輯略》者，皆《別錄》中各書敘錄原文，後世亡逸，僅存零斷，故失其源。如荀悅《漢紀》所稱，劉向典校經傳，攷異集同，因述《易》始自商瞿子木，受於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尚書》本自濟南優生。《詩》始自魯申公，作古訓，《禮》始於魯高堂生，傳《士禮》十八篇等。姚振宗斷爲《別錄》中《輯略》之文，皆非也。

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脱無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漢書·藝文志》引劉向）。

按馬輯本以此冠《六藝略》之首，嚴輯本無。攷《漢志》諸句，載易類小序，不云引劉向。《漢志》雖本《七略》，《七略》又本之《別錄》。然此等句，皆經班固改編，明爲班氏所云，非向原文，不能輯入《別錄》。下“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及向分《國語》二條，并同。

服氏，齊人，號服光（《漢書·藝文志》）。

陸德明《經典釋文》引作服光。姚振宗曰：“猶言服先生也。漢人常有是稱，先字蓋寫誤。”按此恐未然，《釋文》在《漢志》後，應從《漢志》。

所校讎中《易傳》《古五子書》，除復重定著十八篇。分六十四卦，著之日辰。自甲子至於壬子，凡五子，故號曰《五子》（《初學記》卷二十一）。

所校讎中《易傳》《淮南九師道訓》，除復重定著十二篇。淮南王聘善爲易者九人，從之採獲，故中書署曰《九師書》（《初學記》卷二十一，《太平御覽》卷六百六）。

按劉氏校錄之例，其十四曰述原委。此明其稱《五子》《九師》之故也。《淮南九師道訓》，《漢志》作二篇。《別錄》衍十字，或《漢志》脫十字，未可定？

易家有救民之法（《史記·淮南衡田王傳索隱》）。

姚振宗曰：“應作救氏之注，《史》《漢》皆誤。”

《尚書》五十八篇（出《堯典》孔正義）

按《漢志》爲五十七篇。鄭玄云：“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篇。”王應麟《攷證》謂：“康成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所謂亡其一篇者，即《武成》。”

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於壁内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書正義》）。

姚振宗曰：“按《堯典正義》云：‘百篇次第之序，孔鄭不同，鄭以賈氏所奏《別錄》爲次。’是《別錄》中有百篇之序。”今按此說是也。如《禮記》四十九篇，其下有各篇次第，可推而知。

《周書》七十一篇，周時誥誓號令也。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漢書·藝文志》）。

按此見《漢志》。顏師古注原文曰：“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也，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今之存者，四十五篇矣。”馬輯本蓋孔子以下皆以爲顏注，故所錄只周時誥誓一句，嚴輯本并蓋孔子一句錄之。姚振宗曰：“今之存者云云，則顏氏之語也。”是百篇之餘一語，亦劉向原文，嚴輯本是。

《古文記》二百四篇（《〈釋文〉序錄》）

按《漢志》有《記》百三十一篇，當在二百四篇中。《隋書·經籍志》云：

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第而敘之；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

《隋志》所謂一百三十篇，此傳寫顛例，一應在十下。二百十四篇，當爲二百十五篇。《釋文》所引二百四篇亦不同。篇之分合，《別錄》已佚，今不可攷矣。此條馬輯本無。

《禮記》四十九篇（《樂記正義》）

按《釋文》云：“其篇次與今《禮記》同。”是《別錄》中有《小戴禮》，此四十九篇是也。又《藝文類聚》引《別錄》有《大戴禮》。二戴與向同時，《別錄》中分見大小戴《記》，至《漢志》但存古文篇數。故只云百三十一篇。

《士冠禮》第一，《士昏禮》第二，《士相見禮》第三，《鄉飲酒禮》第四，《鄉射禮》第五，《燕禮》第六，《大射儀》第七，《聘禮》第八，《公食大夫禮》第九，《覲禮》第十，《喪服》第十一，《喪禮》第十二，《士喪禮下篇》第十三，《士虞禮》第十四，《特牲饋食禮》第十五，《少宰饋食禮》第十六，《少宰下篇》第十七（《儀禮疏鄭目錄》）。

按《士冠禮疏》云：“大戴戴聖與劉向爲《別錄》十七篇次第，皆《冠禮》第一，《昏禮》第二，《士相見禮》第三，自兹以下，篇次則異，其劉向《別錄》，即此十七篇之次是也。”漢代所傳《儀禮》，凡三本：其一，戴德本。其二，戴聖本。其三，即劉向《別錄》本。三本中，二戴本，尊卑吉凶雜亂，鄭玄不用；劉本，則賈公彥所謂“尊卑吉凶，次第倫敘”者也，其編次實較善於兩本。

十一篇，餘次《奏樂》第十二，《樂器》第十三，《樂作》第十四，《意始》第十五，《樂穆》第十六，《說律》第十七，《季札》第十八，《樂道》第十九，《樂義》第二十，《昭本》第廿一，《昭頌》第廿二，《竇公》第二十三（《樂記正義》）。

按《禮記·樂記》，以《樂》本至魏文侯十一篇合而爲一篇，《正義》引《別錄》補第十二至二十三之目。嚴可均曰：“按《史記·樂書正義》云：‘劉向《别錄》篇次，與鄭《目錄》同，而《樂紀》篇次，又不依鄭目。’《樂記正義》云：‘依《別錄》所次，有賓牟賈師，有師乙，有魏文侯。’今此《樂記》，魏文侯乃次賓牟賈，師乙爲末，則是今之《樂記》，與《別錄》不同。”攷《漢志》謂：

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其内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

是漢時《樂記》有兩本：一爲古樂記，一爲王禹記。姚振宗云：

其爲大小戴馬盧鄭所取者，乃公孫尼子所撰次，止于十一篇，當在《禮古記》百三十一篇中。此二十三篇，爲河間獻王舆毛生諸儒所論次，故其前十一篇之次第，舆《禮記》微有不同。

姚氏以二十三篇《樂記》，爲河間獻王等所論次，與《漢志》不合。《漢志》以河間獻王等所論次之《樂記》，王禹所傳，王禹記爲二十四篇，今亡，劉向所得《樂記》，與禹不同，則《別錄》二十三篇之《樂記》，非河間獻王本可知。今《別錄》本其第十二以下雖亡，然有此目，則《古樂記》不止十一篇也。公孫尼子次撰《樂記》，《隋志》引沈約奏答謂：“《樂記》取公孫尼子。”《樂記正義》引劉瓛云：“《緇衣》，公孫尼子作。”事必非誣。然《漢志》有《公孫尼子》二十八篇，則關於記樂，其篇數若干。仍未可遂定也。

《樂歌詩》四篇（《隋書·音樂志》）

按《漢志》作《雅歌詩》。姚振宗引劉向《別錄》曰：“漢興以來，善雅歌者魯人虞公，發聲清哀，遠動梁塵，受學者莫能及也。”嚴輯本無。馬輯本不列於此。

趙氏者，渤海人趙定也。宣帝時，元康神爵間，丞相奏能鼓琴者，渤海趙定，梁國龍德，皆召入温室，使鼓琴，時間燕爲散操，多爲之涕泣者（《藝文類聚》卷四十四，《太平御覽》卷七十九，《後漢書·劉昆傳》注，《白帖》卷六十二，《事類賦注》卷十一）。

按嚴輯本及姚振宗所引，皆“召入”下有“見”字。姚氏所引，“使鼓琴”下，有“待詔定，爲人尚清靜，少言語，善鼓琴”十四字。

師氏雅琴者，名忠，東海下邳人。言師曠後，至今邳俗猶多好琴也（《北堂書鈔》卷一百九）。

按嚴姚西本，名忠均作名志，“言師曠後”上有“傳云”二字。姚本“師曠後”作“師曠之後”，并云：“按班氏云：‘名中’此云名志，未詳孰是？”

《龍氏雅琴》百六篇（《隋書·音樂志》）

按《漢志》有《龍氏雅琴》九十九篇，姚振宗曰：“此言百六篇，當是合淮南劉向等《琴頌》七篇在内也。”劉向校錄書籍，未必即將已作《琴頌》編列在内，而不別白。以篇數計之雖符，然不可信。

左邱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作《鈔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鈔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蒼（《春秋左傳正義》）。

按《漢志》有《鐸氏微》三篇。注云：“楚太傳鐸椒也。”《虞氏微傳》二篇。注云：“趙相虞卿。”《别錄》所載《鐸椒鈔撮》八卷，《虞卿鈔撮》九卷，皆未合。姚振宗曰：“《別錄》云《鈔撮》八卷，似後文尚有今定著三篇云云，抑《鈔撮》別爲一書也。”又曰：“《钞撮》九卷者，似謂儒家之《虞氏春秋》，非謂此書，史言《虞氏春秋》八篇，加以錄一篇，正合九卷之數。”攷《漢志·鐸氏微傳》，與《別錄》兩《鈔撮》，名不同而篇目異，各爲一書，當無疑義，姚氏謂別爲一書是也。餘說殊近牽附。

《世本》，古史官明於古事者之所記也。錄黄帝以來帝王諸侯及卿大夫系諡名號凡十五篇也（《史記集解序》《索隱》）。

按姚振宗引《別錄》末句云：“十五篇，與左氏合也。”馬輯本無。

孔子見魯哀公問政，比三朝，退而爲此記，故曰三朝。凡七篇（《史記·五帝本紀索隱》）。

按《蜀志·秦宓傳》裴松之注引，稱劉向《七略》，此誤也。《藝文類聚》引作孔子三見哀公，作《三朝記》七篇，今在《大戴禮》。

徐子，外黄人也。外黄時屬宋（《史記·魏世家集解》）。

按嚴輯本無“外黄時属宋”。

楊雄經目：有《玄首》《玄衝》《玄錯》《玄測》《玄舒》《玄營》《玄數》《玄文》《玄掜》《玄圖》《玄告》《玄問》，合十二篇（《漢書·楊雄傳蕭該音義》，《太平御覽》卷三百八十五）。

按《蕭該意義》及《御覽》又引《劉向別傳》云：

楊信，字子烏，雄第二子，幼而聰慧。雄筆《玄經》，不會子烏，令作《九數》而得之。雄又疑《易》“羝羊觸藩”，彌日不就。子烏曰：“大人何不云荷戈入榛？”

姚振宗曰：

《別傳》疑是《別錄》中之《別傳》。王儉作《七志》，每人各次以傳，蓋即用《別錄》體例也。然考劉中壘卒於成哀之間，而子雲于哀帝時方草太玄，書尚未成，何由於《別錄》中載其篇目？又攷《別錄》載楊雄書，唯《詩賦略》中《四賦》，因成帝時奏御，得著於錄。意者，其時子烏已死，劉氏于著錄《四賦》，因而記其事歟？又蕭氏引《別錄》，有《玄舒》。又云：有《玄問》，合十二篇。其本傳本書并異，顏氏已辨之。然中壘所記，在子雲未成書之時，其間容有與定本互異，不足怪也。

攷《漢書·楊雄傳》云：“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驪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玄。”當成帝綏和元年，劉向已卒，不惟不能載其篇目，且不能載入《太玄》；雄書未成，向即記入《別錄》，亦無是理。蕭氏所引，蓋劉歆《七略》之誤。隋唐以後，《別錄》《七略》，往往混雜不分，《別傳》亦猶是也。《詩賦略》著錄《四賦》，亦劉歆所編列，未必同也。《雄傳》又云：“故有《首》《衝》《錯》《測》《摛》《瑩》《數》《文》《掜》《圖》《告》十一篇”，與此另有《玄問》合十二篇不同。舒作摛，營作瑩，亦異。姚氏以爲未成書及定本之殊，則近是。

鬻子名熊，封於楚。辛甲，故殷之臣，事紂蓋七十五諫而不聽，去。至周，召公與語，賢之，告文王，親至迎之，以爲分卿，封長子。長子今上黨所治縣是也（《史記·周本紀集解》）。

按鬻子名熊，封於楚。姚振宗曰：“疑引之者，誤節其文。”“辛甲”以下，嚴可均曰：“當別爲一條”。然嚴本末尾，無“長子今上黨所治縣是也”句，蓋以此句爲裴駰語。考《晏子敘錄》，有“萊者，今東萊地也”。於地名頗加闡釋，此或是《別錄》原文。

人間小書，其言俗薄（《漢書·藝文志》）。

姚振宗曰：“《別錄》當是民間，此蓋顏監避諱所改也。”今按此說是也。《管子書錄》有“《九府》書，民間無有”。《說苑敍錄》有“所校中書《說苑雜事》及臣向書《民間》書”。《申子》有“今民間所有上下二篇”。皆可證。

或言輯諸公孫之所作也。言陰陽五行，以爲黄帝之道，故曰《泰素》（《漢書·藝文志》）。

姚振宗曰：

按《史·殷本紀》，伊尹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索隱》曰：“素王者，太素上王，其道質素，故曰素王。”此言《泰素》，其義亦猶是耳。

今按此未盡確。《乾鑿度》云：“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大戴記》《列子·天瑞篇》注皆引之。《白虎通》并云：“始起之天，先有太初，後有太始，形兆既成，名曰太素。”此書所言陰陽五行，蓋以爲天地所始，故有是名。

過字作輠。輠者，車之盛膏器也。奐之雖盡，猶有餘流者，言淳于髠知不盡如炙輠也（《史記·孟荀列傳集解》）。

按劉氏校錄之例，其十五曰存別義。齊人頌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髡。此云過作輠，車盛膏器，則過與鍋相近，其另一義也。

申子學號曰形名者，循名以責實，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於六經也（《史記·張叔傳索隱》）。

按嚴姚輯本，其末并有“宣帝好觀其《君臣篇》”句。

尹文子與宋鈃俱游稷下（《漢書·藝文志》）。

按《宋中興書目》曰：“尹文子，齊人。劉向以其學本于黄老，居稷下，與宋鈃彭蒙田駢等，同事于公孫龍。”似亦《別錄》之文。

毛公九篇，論堅白異同，以爲可以治天下，此蓋《史記》所云，“藏於博徒者”（《漢書·藝文志》）。

按嚴輯本“此蓋《史記》所云”以下無。馬輯本并有“《史記》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于賣漿家，漿或作醪”。攷趙有處士至賣漿家，此《史記·信陵君傳》正文，《集解》引徐廣曰：“漿或作醪。”《索隱》曰：‘徐按《錄》也。”《索隱》謂徐廣按《錄》，殆指漿之作醪，《別錄》本文，未必如是？入劉向《別錄》，不合。嚴氏未引是也。姚振宗所引末句云，“此蓋《史記》所云毛公藏于博徒，薛公藏于賣醪家者”，則以己意編合之，亦未是。

《我子》爲墨子之學（《漢書·藝文志》）。

按《漢志》，《我子》一篇。邵思《姓解》云：“古賢者我子，著書五篇。”篇數不合。姚振宗曰：“按此言五篇者，或劉氏敍錄有《中外書》五篇，除復重定著一篇之語，因而致誤歟？”應劭《風俗通》以爲六國時人。

今案：尸子者，晉人也（《史記·孟荀列傳集解》）。

梁玉繩曰：

《史記集解》引劉向《別錄》云：“佼，晉人”。《後漢書·吕强傳》注同，當是也。乃史作楚人，《藝文志》作魯人，蓋因其逃亡在蜀，魯後屬楚故耳。

按此蓋傳聞之異，自當以《別錄》爲是。或謂尸子有二，故多歧出。

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皆曰：“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爲庸人誦說，故令後世多傳聞者。”（《漢書·東方朔傳》）

按此《漢書·東方朔傳》贊語，雖曰劉向言，不必定是《別錄》文。嚴輯本無。馬輯本以爲《東方朔傳》注既非，入之《別錄》，亦不盡當。姚振宗曰，“此引劉向，似亦《別錄》文”，作疑似之辭，尚是。

朔之文辭：《客難》《非有先生論》，此二篇最善。其餘有《封泰山》《責和氏壁》及《皇太子生禖》《屏風》《殿上》《柏柱》《平樂》《觀獵賦》《八言七言上下》《徒公孫宏借車》，凡朔書其是矣（《漢書·東方朔傳》）。

按此《東方朔傳》原文，末句爲“凡劉向所錄，朔書具是矣”，明是作傳人語氣。顏師古曰：“劉向《別錄》所載。”蓋指上錄各書，非謂此段文辭，馬輯本截去末句劉向二字，入之《別錄》，有未當。

丹，燕王熹之太子（《史記·刺客列傳索隱》）。

督元膏腴之地（《史記·燕世家集解》）。

按各家皆繫此於《荊軻論》五篇下。姚振宗：“《別錄》佚文，有此二語，似即爲此書發也。不可詳攷，今姑擊之此。”

疑李悝及商君所說（《漢書·藝文志》）。

按此謂《神農》二十篇也。劉氏校錄之例，其十六曰明真偽，以神農之世，不當有作，爲李悝商君所依託也。

尹都尉書有《種瓜》篇（《太平御覽》卷九百七十八）。

有《種芥》《葵》《蓼》《薤》《蔥》諸篇（同上卷九百七十九、九百八十）。尹都尉有《種蓼》篇，有《種蔥》篇。曹公既與先生言，细人觇之，見其拔蔥（《藝文類聚》卷八十二）。

按姚振宗所引，無“曹公”以下諸句，並云：“此乃類事者，取魏武昭烈事，轉寫誤連爲一條，而譌先主爲先生耳。今不取。”諸句在此，頗爲不倫，姚說近是。

使教田三輔，有好田者師之，徙爲御史（《漢書·藝文志注》）。

按此《別錄》中氾腾之十八篇佚文，《太平御覽》又引《氾勝之書》曰：“衛尉前上《蠶法》，今上《農法》，民事人所忽略，衛尉懃之，可謂忠國爱民之至。”姚振宗曰：

此似當時詔書褒美之文，又似《別錄》中語。氾勝之舆劉中壘典校諸子時，適會其上《農法》，故云。今因併其前所上《蠶法》，合爲一編。攷《鄭樵氏族略》謂《農書》十二篇，則《蠶法》六篇，合十八篇之數。

使教田用輔諸句，不知當属何篇？已無徵攷者矣。

因以自諭自恨也（《史記·屈原賈生列傳集解》）。

按此買生《弔屈原文》：“章甫荐履兮，漸不可久”注。馬輯本列之《屈原賦》二十五篇下，無理。

有合賦（《太平御覽》卷七百一十七）。

按馬輯本，劉向無此賦。

有《麒麟角杖賦》（《北堂書鈔》卷一百三十三）。《有行過江上弋雁賦》《行弋賦》《弋雌得雄賦》（《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二）。

馬國翰曰：“二書引《麒麟角杖》等賦，止題劉向《別錄》，未言誰所作，意皆向賦。然未明言劉向，故列劉向賦後，別行書之。”按馬氏此頗謹嚴，姚振宗則以之全屬劉向。

有《麗人歌賦》（《藝文類聚》卷四十三）。

按姚振宗繫枚皋賦下，并云：“《別錄》佚文有此語，不知當何属？今考《文章緣起》云：枚皋作《麗人歌詩》，似乎爲枚皋而發也。姑繫於此。”馬輯本列隱書後，不强斷其何属是也。然以漢興以來，善雅歌者魯人虞公一條，綴諸其下，則悖矣。

蹴踘者，傳言黄帝所作。或曰：起戰國之時。蹋鞠兵势也。所以練武士知有材也。皆因嬉戲而講練之（《史記·蘇秦列傳集解》）。

按釋之應《大般涅槃經音義》引云：“蹵，鞠也。”《新書》二十五篇傳云，“黄帝所作。或曰：起戰國時”，記云：“黄帝也”。《太平御覽》卷二百九十七作“所以陳之，知武材也”。“練之”作“習也”。《後漢書·梁冀傳》注：“蹵”作“蹴”，戰國下無“之”字，“蹋”作“蹴”，無“士”字及末句。《御覽》卷三十引云：“寒食蹋蹴，皇帝所造，本兵势也，或云起於戰國。”《史記·衛將軍傳索隱》“蹋蹴”二句，“士”作“事”。姚振宗引“起戰國之時”下，有記云：“黄帝也，蹴亦蹋也。”“講練”作“講習”，下有“今軍士無事，得使蹋鞠，有書二十五篇”。此條引者頗眾，而字句各不同。

人民密，蚕蝨眾多，則地癢也（《北堂書鈔》卷一百五十七）。

鑿山鑽石，則地痛也（同上）。

按此兩條，未知何屬？姚振宗繫於《五法積貯寶藏卷》二十三卷下，並云：“《論衡》有云：‘地之有人民，猶人之有蚤蝨也。’似即《別錄》此两條上文，故其下云，‘人民密，蚤蝨眾多’蓋比喻之詞。皆此書敘錄中語歟？”蓋以爲《相地書》中之言。

使子明炊湯，子儀脤神，子術按摩（《周禮》《疾醫書》）。

按此扁鵲診趙太子疾也。與《說苑·辨物篇》“使子容擣藥，子明吹耳，陽儀反神，子越扶形，子遊矯摩”，互異。嚴輯本無。

以上《別錄》中各書敘錄佚文。諸家并同而無他義者，從略。劉歆《七略》及《上山海經表》，以未陟劉向，不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