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伦科夫（John Farrenkopf） 撰
纪盛 译
斯宾格勒，这位20世纪最著名的历史哲人之一，在发表了最著名的作品《西方的没落》后，(1)他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而那些以英文文献谈论其思想的学者们对此几乎一无所知。(2)然而，对于那些思辨的历史哲人而言，在他们大胆地解答历史之谜的时候，思想上经历翻天覆地的巨变并非闻所未闻之事。事实上，斯宾格勒的著名接班人汤因比，甚至在写作自己的巨著《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的过程中，就曾改变过自己的世界历史哲学。(3)
1924年是斯宾格勒一生的分水岭。之前，随着魏玛民国进入一个短暂的稳定期，他突然放弃了自己的政治抱负和权力谋划，重新确立了自己作为一名自由学者（Privatgelehrterr）这一相对被动的职业。与此同时，他也正式步入所谓的“斯宾格勒理论思想的第二阶段”，(4)一直到他于1936年去世。《西方的没落》以思辨哲学的方式考察了文明的历史进程，或可用斯宾格勒的术语称之为考察了前3500年左右就已出现的文化（Kulturen）的发展。(5)1924年，即他完成自己的代表作第二卷后的第二年，这位雄心勃勃的思想家经历了短暂的间隔后，再次表现出与日俱增的政治热情，最终几乎完全将注意力集中在文明发展的浩瀚时期，超越了他对文化兴起问题的考察。(6)迄今为止，诸如考古学、史前史、民族学等相关领域内最伟大的发现，以及他与非正统的民族学家弗罗贝尼乌斯（Leo Frobenius）之间的友谊，都激发了斯宾格勒对史前史研究的热情（同上，页xiv）。
斯宾格勒致力于两个相互关联的研究课题。在《西方的没落》卷二中，他已声明要写一部有关人类历史经验的形而上学问题的巨著（《西方的没落》，卷二，页3）。第二个课题涉及史前史和早期文明史的重要研究。在孜孜不倦地研究这个庞大主题的过程中，斯宾格勒试图揭示文化的起源，而他在自己的代表作中曾对这些文化的周期特质和不同文化风格作过考察。此外，尽管斯宾格勒不断从文明的兴衰和复兴现象中意识到了世界历史的不连续性，但他力求与自己在《西方的没落》中倡导的相对论视角形成鲜明对比，以确定整个人类历史的方向和意义。斯宾格勒曾在自己的代表作中断然否认人类有一个共同的历史命运：
但是“人类”本来就没有一个目标、一个观念、一个计划，与微小的蝴蝶或兰花之类没有什么不同，“人类”是一个动物学概念，一个空洞的字眼。（《西方的没落》，卷一，页27）
而在1931年他却公开表示，自己对揭开“人类命运的伟大秘密”满怀渴望。(7)他希望自己的作品与他已经发表的代表作一起，能够构成一种名副其实的普遍历史（universal history）。
不幸的是，斯宾格勒没能完成这两个并行的研究课题，不单单是因为他不断恶化的健康状况，更可能是因为这些目标太过宏伟庞大。因此，他在晚年构想的世界历史的新视域，未能达到他过去杰作所具有的高度，缺乏细致分析和系统阐述，这一点着实令人扼腕叹息。不过，研究斯宾格勒的专家考克塔内克（Anton M. Koktanek）费心整理和编辑了斯宾格勒关于史前史和早期文明史的大量笔记，其中还包括斯宾格勒对世界历史形而上学的思考，并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分两卷出版了这些材料：《主要问题》（Urfragen）和《早期世界史》（Frühzeit der Weltgeschichte）。这两卷材料的结构都与斯宾格勒在《遗稿》（Nachlass）中拟定的提纲相符。1978年去世之前，考克塔内克还出版了一部权威的斯宾格勒传记，并编校了一部书信集。这四份材料是他在斯宾格勒档馆（Spengler Archive）(8)潜心研究多年的成果，对研究斯宾格勒历史思想的学者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资料。(9)
那些用英语写作斯宾格勒相关论著的学者，包括一些专门就他的思想写过批评作品的人，并不知道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展现的历史哲学经历了一次蜕变，在听取批判之声(10)的同时，他自己的研究范围也在逐渐扩大，这两件事都促成了他思想的转变。这些学者，其中有就斯宾格勒写过一篇论文、一个章节、一段评论或一整本书的历史哲学专家，包括休斯（H. Stuart Hughes）在他那本备受推崇的关于斯宾格勒的批评著作中，(11)都对斯宾格勒曾深刻地改变自己的世界历史哲学这一重要论点持否定观点。(12)
读者可能会思忖，随着对普遍知识的渴望，为什么斯宾格勒没有承认自己需要大幅修改和重塑最初的世界历史哲学。我们不应忘记，《西方的没落》是那个曾经不起眼的大学预科教师（Gymnasiallehrer）得以声名鹊起并引以为傲的源泉。此外，他的代表作也给他带来了雪崩般的批评之声；承认自己有必要作重大修改可能会自取其辱，引来大批批评者无情的冷嘲热讽。再者，作为两次大战间德意志政治争论中的著名参与者，他真诚地希望维护他是万无一失的预言家和世界历史与政治的分析师这一神话。
为什么斯宾格勒从未承认有必要对自己的世界历史哲学进行重大修改，回答这一问题必然等同于回答为何如此之多的学者竟然没有察觉到他思想的蜕变。首先，他没有以大规模成体系的作品提出他关于世界历史的全新视野。此外，斯宾格勒不愿意向公众或他的朋友暗示，他原来的世界历史哲学需要进行实质性的重大修改；因此，这也使学者不容易发现他思想中的显著转变。
自从他那有争议的代表作引起了文本研究者们的极大关注，对他思想感兴趣的多数读者，他们的研究要早于考克塔内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考订出版的《遗稿》文献，而且，他们始终错误地认为，在这部沉甸甸的两卷本《西方的没落》中，几乎涵盖了斯宾格勒有关世界历史思想的所有重要内容。因此，他们也没有意识到斯宾格勒的历史哲学所发生的显著变化，我们现在正是在谈论这种变化。然而，应该强调，人们理应察觉到他的历史哲学发生了诸多变化，而且无须参考他身后出版的材料，只须仔细阅读他生前出版的作品即可，尤其是那本小专著《人类与技术》。(13)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多数以英语谈论斯宾格勒的学者都忽视了考克塔内克编辑整理的材料，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他们甚至在用到这些材料的情况下，都没有意识到其中蕴含的重要意义。(14)
考克塔内克在斯宾格勒传记中，用部分篇幅探讨了针对同一主题的多种不同研究方式，正如笔者在本文中所为。然而，考克塔内克绝不是想在《斯宾格勒与他的时代》中对这位非凡思想家的思想给出盖棺定论式的评价。事实上，他认为，他的传记更多是对斯宾格勒一生翔实的叙述，而不是要解读并彻底解释他那富有争议的繁杂的工作。因此，考克塔内克在《斯宾格勒与他的时代》的编者导言中宣布，他将会做一番综合研究，对斯宾格勒的思想在哲学、政治和历史维度上进行“有条理的系统解释”，题目拟定为《斯宾格勒的三元体系：哲学–政治–历史》（Das triadische System Oswald Spengler：Philosophie-Politik-Geschichte），以此作为传记的补充。(15)然而，十分可惜，他于1978年不幸去世，再也无法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因此，考克塔内克显然还没有完全彻底地探讨斯宾格勒的世界历史哲学转型问题，尽管他已经令人十分钦佩地增进了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现在，让我们把注意力转向斯宾格勒的第二历史哲学，分析其中的主要元素是什么，我们要从他生前和身后出版的作品以及未发表的《遗稿》材料中进行发掘。在他的代表作中，斯宾格勒大胆地将他的比较史学形态称为他那个时代最先进的历史分析方法，认为它无异于“哥白尼的发现”（《西方的没落》，卷一，页23）。然而，在他最后一部出版物的引言中，斯宾格勒暗示，他自己已意识到有必要超越《西方的没落》中提出的历史哲学。如他所言，他察觉到，
世界历史的愿景，只在我们过去的100年里才刚刚出现，尚未达到可能的高度。(16)
斯宾格勒没有保持他在代表作中提出的有条不紊的哲学相对主义立场，即他的世界历史哲学只适用于西方文明的居民（《西方的没落》，卷一，页61-62）。现在，他大胆地声称，黑格尔所说的世界历史的进程终于发展到了必经的成熟阶段，历史的本质将由此得到理解。
20世纪终于变得成熟，足以深入观察到事实的终极意义，整个世界历史实际上都源于此。（《人类与技术》，页4）
斯宾格勒正在探索史前史和早期文明的历史，并思考它们在人类整体存在中的地位，他对确定世界历史的总体格局、产生历史的主要动力，以及隐藏在历史事件现象背后的世界历史潜在的根本意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他的代表作中，斯宾格勒始终坚决拒绝使用因果分析。事实上，这与西方实证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也是德国历史主义传统所接受的方法论立场，认为历史研究需要直观的理解方法，而不是因果解释。斯宾格勒在这方面远远超过了德国主流历史主义，他认为如埃斯库罗斯和莎士比亚这类不朽的诗人，他们的创造性行为，以及他们运用诗学的见解力对人类境况展开的戏剧性探索，可以在历史哲学中再现。这位思想家的巨大野心是谱写基督、提比略（Tiberius）和拿破仑未尽的历史戏剧，成为世界历史自身的剧作家，对整个人类历史经验的恐惧和惊奇实现充满诗意的认识。普遍历史哲人的任务是捕捉位于人类历史命运中心的伟大与悲剧（《早期世界史》，页4［#8］）。
在《西方的没落》中，斯宾格勒区分了世界历史上的两个主要时期，公元前三千年左右出现的高等文化时期，(17)以及原始文化或史前史时期，据他分析指出，后者应该始于最后一个冰河期（《西方的没落》，卷二，页38）。他认为，高等文化产生于早期未分化的人类所形成的基础之上。“原始人只存在生物学意义上的历史”（同上，页57），他十分武断地坚持这一主张。起初，斯宾格勒相对漠视史前文化和早期文明的历史文化意义，他认为，人类在每一个连续的高等文化出现之前，只表现出一种“人类精神永恒天真的原始状态”（《西方的没落》，卷一，页142）。这至少可以说明，他并没有很好地对待文明发展的这一重要阶段。尽管如此，还是应该记住人们为斯宾格勒所作的辩护，他后来被誉为不仅审视了信史的领域，还考察了史前史的广泛时空的第一批历史哲人之一。
斯宾格勒显然不是一位受过专业训练的史前史学家，不过他能流利地阅读该领域内德语、英语和法语的学术文献，并根据考古发掘中收集到的材料和物品，采取常规方法处理对史前史的分类问题（《早期世界史》，页29 ［#67］）。他认为，史前史的研究对象应该是一系列的人类心理或精神生活（同上，页1 ［#1］）。斯宾格勒现在将世界历史分为四个时期，而不仅仅是文化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这些不同时期沿着人类精神从动物王国中解放出来的那个遥远的分界线依次展开。他在《西方的没落》中将前三个时期笼统地归在一起，称之为漫长的原始文化时代，用了简洁有序的（Spartan economy）标注方式，a、b、c分别对应于旧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晚期和早期文明。斯宾格勒将他的大部分研究精力集中在史前史的c阶段，这一时期奠定了早期文明的基础。世界历史的最后阶段即第四阶段是高度文化或文明的阶段，《西方的没落》掀开了这一类型学的面纱。
斯宾格勒在他的代表作中关于文明自发特性的大胆论证，以及关于文明与外部文明之间相互影响的隔绝的观念，是德国历史主义中个体主义学说（Individualitätslehre）的激进扩张。他关于这一问题的立场依然饱受批评。(18)然而，早在1924年他完成《西方的没落》两年后，斯宾格勒在论述他的《新古代地图计划》时就表现出一种极大的兴趣，超越了他关于文化个体性的关键论点，试图探索文化互动在普遍历史中的复杂作用。他设想各原始文化构成一个动态相互作用的世界：
各原始文化涵盖整个地球，沿着所有的海岸线和岛屿链，作为一种媒介和形式，其活动范围和流动趋势是一个整体，没有它们，人们就无法调查和了解伟大文化的起源和史前的历史。（《新古代地图计划》，前揭，页100）
现在，文明自身被认为确实参与了重要的文化交流。因此，他称萨珊帝国（Sassanid Empire）的特征是“四大文化的十字路口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产物”（同上，页103）。
斯宾格勒以自己偏爱的引人深思的命名方式，设想了熔岩、水晶和变形虫（amoeba）的象征，以此说明连续递进的史前文化各阶段的特征。根据他的年代学划分，熔岩时代的时间跨越前十万到前二万年，水晶时代从前二万年到前八千年，而变形虫时代从大约前八千年延伸到前三千年。(19)前两个时期的原始文化不存在有机发展，因此，其名称取自昔日的矿物学而没有使用生物学的命名。最初的一个时代称为文化a或熔岩时代，当时，人类种族的第一批代表在大地上被戏剧般地到处驱逐，犹如火山喷发后四处蔓延的熔岩。文化b或水晶时代见证了人类心灵的觉醒，当一束光穿过灵魂的刹那间，本能的理解力便随之诞生，这是从无形到有形的过渡。在文化c的时代，意识的觉醒进一步深化，人类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个体的人，语言逐渐产生，几千人的部落逐渐形成，人类的集体活动开始出现。(20)自然界中的有机文化C作为一种游走的文化（Wanderkulturen）（《早期世界史》，页217 ［#35］），参与了某种跨文化的交往。就像变形虫一样，具有近乎极端的易变性、广泛性和流动性。斯宾格勒在此又区分了三种不同的“变形虫式”（amoebic）文化，与那些消逝在时间长河中的史前文化相比，它们的发展留下了引人瞩目的记录。由于其流动和变化不断的边界（同上，219［#41］），斯宾格勒拒绝使用地名来为之命名，而是借用了古代传说中具有神话色彩的名称，亚特兰蒂斯（Atlantis）、凯仕（Kasch）和图兰（Turan）（［译按］三处皆为传说中的古国。凯仕位于非洲，图兰即中亚）。三者的寿限都相对较短，约3500年（同上，76 ［#72］）。正如斯宾格勒强调文化多元主义在文明史中居突出地位，他以史学家的方式强调史前文化的变迁。
但实际上，从来没有一个普遍的人类文化，只存在个别形式的独立文化，因此，随之而来的是独立发展。（同上，30［#69］）
亚特兰蒂斯属于原始的西方文化，一个在海上建造巨石的文明（同上，204 ［#1］），环绕西班牙、摩洛哥和北撒哈拉（同上，219［#41］），向北延伸至奥克尼（Orkney）和丹麦一带，向东一直到埃及、苏丹和阿卡德地区。(21)早期的南方庙宇–建筑文化凯仕，其核心区域则位于波斯湾、阿曼、俾路支和海德拉巴（Hyderabad）一带。(22)图兰代表原始的北方文化，从斯堪的纳维亚一直延绵至韩国，是三者中尚武的英雄文化，亦是战车的发源地。
高等文化犹如原始的变形虫细胞的有机体，其风格迥异且瑰丽多彩的城市文化，都如植物般根植于特定的地理区域。亚特兰蒂斯和凯仕融合了巴比伦与埃及的高等文化起源（同上，219［#40］）。前1500年，图兰的游牧战士从北方南下，入侵那些文明的种族，席卷埃及、米诺斯文明的克里特岛、巴比伦、印度河谷，以及早期的中国，为“半北欧的”（half-Nordic）希腊–罗马、雅利安–印度和中国的高等文化奠定了基础。(23)
斯宾格勒对史前史的这一打破传统的解读方式，存在三个明显缺陷。首先，作为德·维斯（de Vries）突变理论的拥护者，斯宾格勒就像他之前的尼采一样，反对达尔文的思想，否认人类经历了一个渐进的生物进化过程（《人类与技术》，页18及以下）。第二，他声称人类的第一批代表大约出现在前10万年左右，也就是他说的“熔岩时代”，这一曙光出现得太晚。斯宾格勒去世后，由于新的古生物学和考古学证据的不断发现，结合科学技术的突破，科学家们将进化过程中早期人类出现的时间向前大幅推进。最新研究表明，最古老的史前文物大约出现在前260万年。(24)第三，斯宾格勒反对旧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时代的人类存在重大的社会交往行为，这一点也有违当代人类学研究的理论观点（《人类与技术》，页23及以下）。
尽管如此，斯宾格勒还是成功地勾勒出一种具有争议的哲学人类学，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他在其中融入了自己经过大幅修改的历史哲学。人因其构造的原始矛盾而反抗自然世界。人的精神被刻画成一头骄傲的食肉兽（Herrentier），如“鹰、狮［或］虎”一般，但他在体质上又存在一定程度的差距，比食肉动物虚弱，只与食肉动物的猎物（Beutetier）相当。这种本质上的不协调正是人类悲剧的根源（《主要问题》，页343、344 ［#21、22］）。卢梭设想的人类，作为一个最高级的实体类型存在于一个假设的自然环境中，并且在文明发展的过程中，人与自然环境之间不存在与生俱来且不可调和的矛盾，(25)斯宾格勒则认为，原始人类发现自己处在一种相对条件中，身体上的“无能为力”与他高等的智力形成鲜明对比。人在文明发展的过程中力求解决这个存在困境，通过培养和利用他强大的智力来弥补身体上的劣势和脆弱。“整个人类的存在就是［被引向］克服自身的无能为力”（《主要问题》，页344 ［#22］）。因此，文化并不是康德推测的和谐的历史目的论，(26)而是“弱者反对自然的武器”（《主要问题》，页344 ［#21］）。
“后期”斯宾格勒对人类在自然环境中交流的本质和含义的根本问题深感兴趣。事实上，经过他大幅修改的世界历史哲学，为思考日益加剧的全球生态危机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视角，这位极具远见的思想家理应被视作一位先知。斯宾格勒认为，现代西方或浮士德式文明具有鲜明的动力、扩张性和改变环境的能力，他并没有完全忽视自己在《西方的没落》中关于现代西方文明对生态系统影响的问题。在最后几页中，他认为，现代文明耗尽了地球的能源，而当文明没落之后，留下的将是永久改变了的地球表面（《西方的没落》，卷二，页623以下）。
然而，身处德国工业爆炸式增长中的斯宾格勒，设想了 一种人类与自然环境在历史进程中互换其本性的惊人景象。普罗米修斯赋予人创造自身技艺的独特能力。(27)他是一个极富创造力和足智多谋的自命不凡之人，从最遥远的古代起，一直在与自然进行革命性的斗争（同上，页22-23，以及页39）：
人造之物（Artificial），与自然相对，是人类从钻木取火到丰功伟业的每一项事业，我们身处的高等文化实际上是一种人造文化。创造，是通过撕裂大自然而获取的特权。（同上，页24）
人类的智力水平使他们能够发展和完善各种技艺，但这不应理解为理性的持久胜利，而是一种普罗米修斯式的反自然手段，必将无法避免地导致人类自然的覆灭（《主要问题》，页343 ［#21］）。黑格尔在《历史哲学讲演录（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中，歌颂了人类重塑自然环境的能力，称这一行为突显了人类的理性，(28)斯宾格勒则充分意识到其中深刻的非理性和负面品质。世界历史是讲述人类，这一骄傲的捕食者（Raubtier），与自然之间悲惨而无望斗争的传奇故事，这场斗争并将一直进行到底（《人类与技术》，页24-25）。
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在工业革命时期升级为一场真正的战争（同上，页6）。这场人类与自然之间爆发的战争在西方文明中达到了悲剧的顶峰：
这一浮士德式的西欧文化也许不是最后一个，但肯定是最强大、最富有激情的一个，而贯穿始终的广泛的智能化与最深层的精神焦虑之间的内在差异，则表明其亦是最悲惨的一个。在下一个千禧年，在维斯瓦河（Vistula）与黑龙江之间的平原上的某个地方，可能出现一位虚弱的流浪者。但是，这是自然与人之间的斗争，人类通过自己的历史存在来反抗她，并战斗到底。(29)
尽管对全球生态灾难的危险意识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出现，但斯宾格勒在1931年就已洞悉并预见到全球性的生态危机，这一明确的表达在斯宾格勒全新的世界历史概念中占据十分显著的位置：
一切有机的（organic）东西都将屈从于扩散的组织（spreading organization）。一个人造的世界将渗透和荼毒自然世界。（同上，页55）
对于那个极其复杂、但最终被人类战胜并残酷统治的自然，他领悟到一个异常危险的特质。
世界的机械化进程步入最危险、极其紧张的阶段。地球上的植物、动物和人类的面貌已被改变。几十年来，茂密的森林大面积消失，变成人们手中的报纸，从而引发气候的变化，这威胁到整个人类的农业；无数物种像野牛一样已经完全或几乎完全灭绝，整个北美印第安人和澳大利亚原住民这样的人种，实际上已濒临灭绝。（同上，页54-55）
在德国工业革命的影响下，对工业和技术的反对之声也日益高涨。然而，那些质疑或直接反对工业化进程的知名德国知识人，通常并不像斯宾格勒晚年那样，持有如此极端的立场。里尔（Wilhelm Heinrich Riehl）对现代化的批判态度在1850至1890年间也许是同时代人中最为激进的，但他认为可以通过国家干预的方式部分缓解工业化进程的危害，以保护草木丛生的旷野。(30)鲁道夫（Ernst Rudorff）是“反对工业化影响，保护乡村运动”（Heimatschutzbewegung）的先驱，他以审美的标准批判人类对生态的破坏，坚信可以通过限制堕落的城市居民对乡村的造访和短途旅游，来保护那些未受污染的浪漫的德国乡村美景（同上，页161及以下）。杰出的政治经济学家松巴特（Werner Sombart）尽管提出“技术的守护精灵”（Dämonie der Technik）这一见解，但他相信这个社会能智慧地管理工业化进程，并将其负面影响降至最低（同上，页281）。
指出文明发展过程中人类与自然冲突的核心问题，只不过是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详细阐述的历史哲学与他后期作品中发生重大转变的哲学之间的许多重大差异之一。(31)他反思了自己关于历史意义的概念，这是历史思辨主义哲学的一个根本问题。在攻击进步思想的时候，像他的指导者尼采一样，斯宾格勒试图反驳人类正在走向最高目标这一后启蒙时代的观点，无论这个最好目标是和平、民主、社会主义、更加繁荣还是其他诸如此类的东西（《西方的没落》，卷一，页26及以下）。
在《西方的没落》中，斯宾格勒明确反对世界历史具有任何宏大或压倒一切的意义的主张。因为，历史的重要意义都是分散的片断，每一个本质上独立的文化（Kultur）和文明（Zivilisation）的周期，都有自己的发展轨迹。与尼采的“视角主义”和真理的相对性观点一致，斯宾格勒认为历史的意义在本质上具有相对性，会根据每个文明独特而短暂的视角而发生变化。虽然“后期”斯宾格勒仍然认为世界历史由独特的文明传统构成，但他现在确信，所有这些文明最终将被纳入世界历史全面而有意义的进程之中。
斯宾格勒对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的意义的关注，是他早期有关跨文化影响的观点所带来的重要结果。“后期”斯宾格勒保留了世界历史中尤为突出的周期性特质，因为在最后阶段，他在代表作中考察的这几种文化，仍表现为周期性发展的各个文化和文明阶段。但是，他表示愿意放弃跨文化影响在世界历史上并不重要的论断，这理所当然地成为《西方的没落》被批评的对象。事实上，在一篇未发表的文章中，他认为西欧文化是对自己前人贡献的一种综合。
在古典文学的黄金时期，条顿人还只是狩猎并以兽皮为衣。一个文化实际上是几种文化的综合体。(32)
《西方的没落》发动了一场针对进步思想的开创性批判，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孔多塞、黑格尔、兰克、麦考利（Macaulay）、孔德、班克罗夫特（Bancroft）以及马克思等人诸多著作中的启蒙和后启蒙的历史思想。尽管这本书毫无疑问地表现出一种根本的悲观主义倾向，但有趣的是，斯宾格勒以一个正当的理由拒绝人们给他贴上悲观主义的标签，因为这个词具有贬义色彩，贬低了他坚定的现代主义，即他崇尚的帝国主义、全球贸易，以及对科学和技术的运用。在1921年完成的《悲观主义？》（Pessimismus？）一文中，斯宾格勒回应了众多的评论者，强调他关于没落的明确观点在本质上绝不是“灾难性的”。从文化到文明的过渡，西方正进入自己有机发展的最终阶段，并可能在世界历史的新兴时代极大地穷尽自身的可能性。事实上，人们可以说这是“完美”（Vollendung）而不是“没落”（Untergang）。(33)
在其才智和思想的漫长历程（odyssey）中，斯宾格勒关于历史的特征及趋向的悲观主义情绪越来越浓重。1921年，他曾坚决地表示，“不，我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同上，页75）。而12年后，他却自豪地称自己的哲学是“强烈的悲观主义”和“勇敢的悲观主义”。(34)而且，这位沉思的思想家强调世界历史就等同于悲剧，这比起他在《西方的没落》中的强调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斯宾格勒在他的代表作中描述了每一种文化的历史循环，它们都为悲剧性的逻辑所支配，但这为他以审美的眼光在无休止的崛起与没落中发现崇高与和谐提供了基础。此刻，他却认为整个人类历史就是深沉的悲剧。
每一种高等文化都是一出悲剧，作为整体的人类历史就是悲剧。（《人类与技术》，页52）
每一种历史哲学的基础，其显著的特征就是变化，是关于历史时间的概念。斯宾格勒在他的后期作品中革新了自己的历史时间的概念。在《西方的没落》中，他认为，每种文化循环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节奏。古典世界在自己的历史发展中从容地和着行板（andante）往前推进，动感的西方则在快板（allegro）中生气勃勃地向前挺进（《西方的没落》，卷一，页146）。他试图展现一个统一的世界历史视野，在其内部整合各种独立的文明传统，这已超越他以前的观点，即每个高等文化都有自己独特的节奏。他提出新的论点，认为前五千年左右的世界历史进程的发展速度与日俱增，随着第一批高等文化的出现，这一点更为明显。世界历史进程加速走向气候异常的尽头，并呈现出悲剧色彩：
迟至前两千年后，埃及和两河流域的高等文化已经出现。人们看到，历史的节奏具有悲剧色彩。此前，一个千年几乎没有任何作用，现在每个世纪都变得如此重要。历史的巨石正痛苦地滚向日益逼近的深渊。（《人类与技术》，页27）
历史哲人们经常利用富于想象的类比，生动地表达他们对历史本质的理解。类比对斯宾格勒而言是他身为历史哲人的必备工具（《西方的没落》，卷一，页4），因此，为了简明扼要地阐述斯宾格勒主要的历史哲学思想，有必要简短考察他提出的类比，这有助于迅速把握他思想转变的本质。《西方的没落》主要将文化与植物作类比，彼此都经历一个有机过程，出生、成长和衰落。此外，文化的传承，犹如一系列在自然界的永恒循环中此衰彼荣的不同植物种类的代表，并不形成一种包罗万象的意义——世界历史并不拥有一种超越有限生命周期的文化意义。此外，尽管抱有希望和乐观主义的思想家们顽强地抵制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观念，即西方文明如此辉煌的产物可能会在自己的没落过程中衰亡，但这种类比确有其积极的音色——自然永远富饶丰腴、生机勃勃、生生停息。
在后期作品中，斯宾格勒对西方文明无与伦比的活力、扩张和变革能力中潜在的、根本的自我毁灭性有了更深入的理解，这些在他的代表作中已有所预示。此外，如我们所见，他得出的结论是，世界历史经历了加速的节奏，其中发生了重要的历史发展。在其才智发展的后期阶段，斯宾格勒精心编制了一个关于特征的鲜明类比，以尼采的格言形式来描绘世界历史进程的本质，于其中提炼了两个重要的思想。如今，文明的历史被比作一个具有彻底的毁灭性、完全不可逆转的加速进程，以其表现出的日益增加的能量和质量为典型特征，驶向一个明确的终点——雪崩式的自然灾害。
区别每一个晚期和早期［高等文化］的是不同程度的知识张力，正是这一点导致灾难。生命中的元素与精神之间的分化逐渐增大。文化的诞生已在可怕的内部抽搐中完成，并且，以政治、宗教、经济的形式出现的所有事物，满载不断增强的宿命。它驱使某些始于前五千年左右的东西，像雪崩一样朝终点而去。(35)
黑格尔将世界历史视作逐步表达的理性，斯宾格勒则认为世界历史只在表面上表现出人类的理性，而在更深更重要的层面上则证明了人类的非理性和意志的首要地位。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提高意识自由的进程由各个民族（nations）来实现。根据斯宾格勒的概念，“冲天的”（heaven-storming）的各种文化将人类抬升至巅峰，在那里体验一种极端的悲剧意识（《主要问题》，页360）。对黑格尔而言，世界历史是世界精神（Weltgeist）凯旋的高歌猛进，而对斯宾格勒，这位黑格尔的主要对手叔本华的学生而言，则是世界意志（Weltwille）的进行曲，人类悲剧那非理性的漫长历程终将走向悲惨的结局。世界意志是无法抗拒的精灵式气质（daemonic ethos），这种气质违背理性的标准而塑造了人类的历史，与人类的愿望相反，它可能以另一种方式成为人类受挫的理想。黑格尔的世界精神自东向西前进，斯宾格勒的世界意志，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则由南向北推移。
人类的意志［属于高等文化的人］，以他的思想为导向，想象能够按照自己的理想来形成世界——这是乐观主义。但历史本身完全独立于我们的愿望和欲望。我们以某种方式思考，世界意志（Weltwille）却与我们相反，它以别的方式运转。（同上，页349 ［#39］）
斯宾格勒十分推崇叔本华，他曾称叔本华是“最后的哲学家”，斯宾格勒的良师尼采也曾深受叔本华的影响。(36)正如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所言，叔本华的划时代意义在于他对“世界这一整体作为一种意志……动机、魄力、方向”的精辟描述（《西方的没落》，卷一，页433）。对于叔本华、尼采和斯宾格勒而言，意志是世界历史的主角，智力则被降格到配角位置。叔本华面对生命的悲观主义导向了撤退策略，斯宾格勒则以拿破仑式的锐气准备发起一轮攻势，他的“勇敢的悲观主义”再现了尼采的肯定（yea-saying）精神。历史对叔本华而言是一个有着无限时间的过程，在尼采的永恒回归学说中也无法达到终点，但作为叔本华和尼采的德国悲观主义文化继承者的斯宾格勒则认为，人的意志，本能的活力，驱动世界历史走向其无法回避的结局：
人类意志的悲剧［构成了］人类整体存在的规则，直到终结。（《早期世界史》，页480 ［#132］）
斯宾格勒放弃了一个他在自己的代表作中没有严肃对待的概念，即，一种彻底变革的新的文化类型可能会在遥远的千禧年出现，并取代高等文化作为人类集体生存的最高形式。(37)他后来把各高等文化定为文明发展的最终阶段。而现在，各高等文化被不祥地称作最后的文化（Endkulturen）。(38)与此同时，斯宾格勒悄悄撤回了《西方的没落》中具有开创性的反欧洲中心主义的论点，即，八个文化各自具有同等的文化意义（《西方的没落》，卷一，页23）。
……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是决定世界历史人（world-historical man）之命运的时刻。古老而炎热的南方文化，埃及和巴比伦，走到了尽头。重大历史事件的重心转向更寒冷、更激烈、精神上更细致、更善于艰苦奋斗的北方，这个过程一直持续。这儿，横扫从西欧到东亚的广大地区，出现了一种与人类精神内在有关的崭新形式，倦怠的南方世界对此定会感到陌生。在此，人们开始将生命视为难解之谜，因为它不再缓慢从容，也不再是完全不证自明的东西。
思想，首先在此获得一种伟大的形式，抛弃临近感与瞬时性，不再是直接与即时的活动。对生命的关切，这一行为变得比单纯的物理存在更加重要。现在，个人的感受和反思都针对这一行为。在此基础上，在与旧世界的斗争中，出现了彼此相邻的希腊–罗马、印度和中国的高等文化，这三个半北欧文化（half-Nordic），更具个人主义、更加盛气凌人，对克服困境拥有更深刻的体验，对能够经历这些而感到自豪，不是去回避，而是在南方的气候中燃烧自己。（同上，页158-159）
在这段文字中，斯宾格勒重估了希腊—罗马历史周期的文化气质，为了使思想的重大转变符合自己的世界历史哲学，他从未承认这一重估的必要性。斯宾格勒认为，温克尔曼、赫尔德、歌德、黑格尔和尼采等人，都以不同的方式沉醉于古典世界的荣耀中，抑制了对现代性好奇心理的洞察。在《西方的没落》中，斯宾格勒试图描绘一幅辉煌但夸张的古代画像，来贬低古代的个性化和创造性品质，以克服这种对古典世界的颂扬。他在介绍他的主要著作时强调，印度、巴比伦、中国、埃及、阿拉伯和墨西哥文化的“精神意境之壮丽”和“崛起之力量”，曾“多次超越”古典世界的文化（《西方的没落》，卷一，页23）。
因此，当人们热衷于记录并赞叹灿烂的尼罗河古老文明辉煌的过去和不朽的建筑时，古典时期则被贬低为一种“小、易、简”的文化（同上，页262）。我们能从上述引文中清楚看到，斯宾格勒现在则恰当地将个人主义和创造力更多地归于古典世界。阿波罗式文化（Apollonian culture）被提升为“半北欧”(39)等级，埃及和巴比伦则被降格为“倦怠的南方世界”。对这些高等文化精神的重估，为斯宾格勒形成有关文明螺旋式攀升的发展模式铺平了道路，我们即将讨论这一概念。
斯宾格勒在自己的第二世界历史哲学中，丰富了他对人的条件的评估。他认为人类悲惨的血泪史只不过是构成整个世界命运的一个小插曲而已：
世界历史似乎有着很大的区别，甚至超过我们自己的时代所纵容我们的恣意想象。用植物和动物世界在这个星球上的历史来衡量，更不用说整个宇宙的寿命了，人类的历史极其短暂，一次几千年的蹿升和骤降，就地球的命运而言无关紧要，但对我们，这些生在其中的人而言，则具有悲剧性的伟大和力量。（《人类与技术》，页8）
高等文化的简史不再是一系列不连贯的情景，而是史诗般的人类悲剧的最后一幕：
［人］是全–活的（all-living）自然的一个元素，并奋起反抗自然。他必须为自己对生命的蔑视付出代价。通过这种蔑视行为，人使自己脱离其他所有活物（living things），这些纯粹自然之物与自然宇宙的绣帷交织在一起。
［人类］是这场悲剧的英雄，［世界历史］本身则是这场悲剧的最后一幕。（《主要问题》，页377 ［#1］）
康德乐观地将人视为不朽的物种，(40)斯宾格勒则认为人的本质一如朝露。人类历史正在快速接近其无法回避的结局：
人是一个插曲，是世界命运的一个瞬间。文化悲剧的最伟大部分已成过往。结局已经明朗。（《主要问题》，页350［#43］）(www.xing528.com)
事实上，在《人类与技术》一文中，当今时代被归入第五幕，从而为世界历史的四个阶段带来了戏剧的结局：
我们今天所站的顶点，是第五幕开始的地方。将走向最后的审判。悲剧即将落幕。（《人类与技术》，页52）
在人类最后的时代，随着世界历史的乌云不祥地翻滚在沉思的地平线上，人类获得了炽热的清醒时刻，从而能够领会自身命运的可怕：
与文化和高等文化完全不同的是人类之伟大，是灵魂之崇高和深邃，肇始于英雄主义，在欲望和痛苦中成长，直到世界历史的正午。各伟大文化就是人类之伟大的战斗：胜利，直到血色的日落，那一刻，望着徒劳的战场，陷入可怕的绝望。（《早期世界史》，页30 ［#70］）
在人类与自然之间这场悲惨和无解的斗争中，文明人造成生态的灾难，破坏了孕育他的地球：
更高的人是一出悲剧。他在身后留下了自己的坟墓和一个成为战场和荒漠的世界。他导致植物和动物的衰亡，海洋和山脉的枯烂。他用献血涂抹世界的脸庞，使之畸变和残缺。但有伟大在焉。当他什么也不是，他将拥有伟大的命运。（同上，页9 ［#20］）
对于现代文明的终结是否等同于人类的灭亡，斯宾格勒显得模棱两可。有时，他用语言来表达世界历史正接近尾声的意象，将其作为一种明显的可能，但更多时候则是作为无法改变的结果。在对文明人的终结的思考中，（我们不应忘记，）斯宾格勒在核武器时代到来之前就推测我们将目睹世界回到史前时代，退回一个人口数量极低的水平。
原始时期的人类数量微小，完全改变了这一图景。塔西佗时代的日耳曼部落有230万人，与原始时期相比，这是一个不可估量的数字。原始时期也许有1万人。那么，将来又会怎样？当最后的文化逐渐消逝时，是否又将再次减少到那个微小的数量？（Frühzeit der Weltgeschichte：Fragmente aus dem Nachlass，页34 ［#80］）。
但是，我们这位卡珊德拉（Cassandra）先知毫不含糊地表示，他认为，高速发展的文明，从埃及和巴比伦的南方文明，再到北方“艰苦奋斗”的希腊–罗马世界以及西方世界，将在西方世界的没落和混乱中遽然终结（《人类与技术》，页44）。
“后期”斯宾格勒将世界历史发展的跨越式联系表现为如同马轭上的缰绳一样连接着各个独特的文化。《西方的没落》中考察的多元的高等文化，被置于一个更大的框架内，世界历史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一个统一的过程。在他的代表作中，作为一个文明阶段的高等文化的出现这一事实，被认定为一个偶然事件（《西方的没落》，卷一，页188）；而现在，这一事实被看作人类反抗自然世界的壮观景象中的必然一幕。整合《西方的没落》和他后期作品中的两个历史哲学范式，便会浮现出世界历史进程螺旋式上升的模式，其顶点即末世（apocalypse）。世界历史的特点是蹿升的发展速度、扩大的灾难规模，以及逐步加剧的人类悲剧意识。因此，西方的没落不再单纯地被理解为一个孤立的事件、一个宏观的历史现象、在世界历史过程中没有产生过翻天覆地的影响，而是被理解为历史的最终阶段。
斯宾格勒的世界历史哲学在他人生的暮年呈现出显著的悲剧景象。世界历史螺旋式地飞升，竭尽全力想达到更高阶段的精神和心理完善（Durchgeistigung），直到这个渐强音在末世的终曲里分崩离析。人类的伟大并不在于能够使用其所谓的知识去形成一个持久“理性的”文明形态，而在于它的转瞬即逝的、尼采式的关于极端生命力和创造力的英雄经历。
斯宾格勒的amor fati［命运之爱］，他对世界历史悲剧的心甘情愿的接受，不仅反映了尼采的哲学立场，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德国历史主义对历史现实的观点。德国历史主义传统认为，历史是一个有意义的过程，所有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历史发展。斯宾格勒与德国历史主义传统及黑格尔一样，对历史采取肯定的态度。然而，历史悲观主义者反转了乐观的德国历史主义对历史本质的判断。历史主义的主要代表，包括洪堡、兰克和德罗伊森（Droysen），都将历史看作仁慈之神超越伦理秩序的显现；斯宾格勒则视历史为冷漠之神的不公平秩序，这个神对人类的痛苦无动于衷，放任居住在地球上的人类随意使用恶魔般的力量。
斯宾格勒的立场近似尼采，他将此世（Diesseits），即我们的感官经验和我们历史的舞台，视作现实的世界；而摈弃了彼岸（Jensseits），即理想或天佑的境界，视其为不切实际的空想（chimera）。此外，斯宾格勒与德国历史主义传统就摈弃人类快乐和功利价值所产生的共鸣，坚定了他自己关于历史的苦难和不幸的立场。世界历史的极端生机论，体现在人与自然世界以及与同胞之间的可怕冲突中，在他眼中必无可疑。
前文对斯宾格勒的世界历史哲学转变的分析，使我们能够更立体地从整体上把握这一变化，即从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相结合转变为深层而纯粹的悲观主义。他最初的立场，如《西方的没落》所阐述的那样，既有乐观主义的特征，也显示出悲观主义的特点。他关于西方没落的观点肯定包含一种悲观主义特质，因为他预言现代世界将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但另一方面，他在对西方没落的看法中体现出的非末世性和周而复始性，则表达了一种具有弥补性质的乐观主义精神。随着世界历史以周期性的方式威严地重现，一种足以取代西方文明的崭新的俄罗斯文化将会出现。(41)
再者，尽管在西方世界作为一股文明的力量消逝之后，现代技术也已永久地改变了地球的面貌，但斯宾格勒最初并不认为这会危及地球的生态系统。他最初十分悲观地看待国际政治的变革，因为他预见到为争夺全球霸权而引发的可怕竞赛，预见到西方世界由于内部颓废和外部压力而导致的最终崩溃；然而，从德国中心主义的角度看，这却是一种乐观的见解，因为他将德国展望成现代罗马——不朽的imperium Germanicum［日耳曼帝国］的缔造者。世界历史哲学在斯宾格勒的后期作品中表现得缺乏系统性，这是一种毫不妥协的悲观，设想了不可抗拒的历史强力将使现代文明走向终末的结局。
在总结这篇讨论之前，笔者准备先思考一个问题：斯宾格勒后期作品中的历史哲学是否表达了他的政治看法，是否充分支持了他有争议的政治目标。虽然斯宾格勒深受文化绝望的折磨，但毫无疑问，他最初也受到权力政治的乐观主义影响，且因此意图通过《西方的没落》，在威廉的德国（Wilhelmine Germany）的世界政治（Weltpolitik）时代，为他的德国获得全球领先地位这一宏伟设想激起热情。
在其晚期作品中，斯宾格勒继续歌颂尚武的价值观，更加强调历史上的冲突和斗争，这方面甚至超过《西方的没落》第二卷，具有十分显著的准社会达尔文主义特质。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他对人类历史的看法变得如此悲观，最终助长并煽动了人们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经历了德意志帝国令人震惊的军事崩溃和1918年秋季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20年代的恶性通货膨胀以及整个魏玛时期的社会和政治动荡，斯宾格勒对德国和整个西方世界的未来陷入一种极度悲观的状态。事实上，他担心德国可能会在即将到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永久被占领的土地。
但是，我在这里谈论的恰恰是德国，这场暴风雨般的现实对德国的威胁比任何其他的国家都要强烈，用最耸人听闻的话讲就是，德国的存亡已危如累卵（《决定时刻》，页2）。
因此，1931年，他在《人类和技术》的结尾描写的，不是一个征服了庞大帝国的罗马军团的凯旋式，而是一幕恐怖的死亡景象，一名警惕地守卫着庞贝城的尽职的罗马士兵，与他身边的城市一齐走向毁灭。斯宾格勒只能要求他的同胞在现代世界中效仿这种伦理道德，徒劳但光荣地自我牺牲，因为他看到了无法逃避的毁灭（《人类与技术》，页62）。他在后期作品中表现出的极端历史悲观主义，与政治激进主义显得尤为格格不入。
斯宾格勒对世界历史的反思，构成了针对进步论的深思熟虑的两阶段批判。那些具有极高才智的杰出人物，以各种不同的形式针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他们的意见实际上已主宰了现代西方的历史哲学，成功地淹没了偶尔出现的反对之声，比如沃尔格拉夫（Vollgraff）、拉骚尔克斯（Lasaulx）、戈宾诺（Gobineau）、布克哈特、布鲁克斯（Brooks）和亚当斯（Henry Adams）等人的声音。在《西方的没落》中，斯宾格勒提出了一种本质上独立发展的文明兴衰周期，并借助这一独创性的发展模型批判进步论。
然而，斯宾格勒的雄心却导致自己的失败，因为他大胆且彻底地抛弃了被人广泛接受的历史进步论，否认文明的连续性和思想意识的因素，而这恰恰是启蒙运动后西方历史观有关世界历史向前推进的最根本、最深刻的组成部分。在他的后期作品中，斯宾格勒接受了原本被自己否定的观念，尽管世界历史存在多样性和复杂性，但却可以更有意义地设想为一系列相互关联的事件。同时，他十分显著地改良了自己对进步论的批判思想，不是完全依赖于文明衰落的论据，而是巧妙地塑造了一个在很大程度上一体化的世界历史视野，在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过程中达到自己悲剧性结局的顶端。
通过转变自己的世界历史哲学，斯宾格勒可谓成功地阐明了现代文明如何最终被证明将走向可怕的黑暗和灭亡。在这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被迫经历的种种打击，两次世界大战、种族灭绝的恶行、全球经济萧条以及葬身核武器的恐惧，使他更加意识到历史力量中常态的非理性，尽管他对世界历史的看法较之其他人更为晦涩难懂，但却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并有其显著的时效性。
沃尔格拉夫、拉骚尔克斯、戈宾诺、布克哈特、布鲁克斯和亚当斯等人，都以衰退、颓废、贫瘠和枯竭等这些不太极端的类别探讨过西方文明危机的问题，但斯宾格勒的功绩在于，他是现代西方世界第一位以精确的末世术语构想世界历史的历史悲观主义者。公元前九千年最后一个冰河时代结束，文明的发展呈现出显著的加速进程，直到20世纪，现代西方文明开始在全球传播，这一切最终可能揭示出，人类的进步并非一段美妙的故事，事与愿违，它更像一场滚向灾难性终点的雪崩。全球生态危机的加剧、全球核武器的出现、国际经济秩序的崩溃、人口数量的激增以及南北危机的加剧，这些问题的叠加或相互作用，可能已经预示着斯宾格勒领会到的处于极度非理性中的历史的终结。
毫无疑问，斯宾格勒的大多数批评者们还将继续用他们时髦的分析与批判的历史哲学方式，或视斯宾格勒为一位纯粹的先知和诗人，或视他为一名早已过时的思辨历史哲学的支持者。然而，只有未来，只有历史时间之父，才能最终决定，现代文明这一西方世界的天才之作，究竟会像历史乐观主义者主张的那样胜出，还是会直面斯宾格勒这位历史悲观主义的精神大师。也只有未来才能决定，我们是否会经历这一没落的最后阶段，目睹灾难性的结局。
(1) 斯宾格勒，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Umrisse einer Morphologie der Weltgeschichte，I，rev. ed. Gestalt und Wirklichkeit，II，Welthistorische Perspektiven，Munich, 1923。
(2) 然而，众所周知，几位主要的斯宾格勒专家都出版了德语和法语的著作。参Anton M. Koktanek，Oswald Spengler in seiner Zeit，Munich, 1968；另参Gilbert Merlio，Oswald Spengler：Témoin de son temps，Stuttgart, 1982。
(3) Arnold J. Toynbee，A Study of History，London, 1934-1961，页I-XII。研究汤因比的一位权威人士最近提出一种主张，认为汤因比第二本关于世界历史的书另有其稳妥的表达，而非修改和完善他的《历史研究》。
汤因比重估了他的伟大工程的计划时间与实际完成时间，他完成这一著作的时间十分漫长，且可能已于1946年十分明智地完全放弃了原来的大纲，新写一本不同的书来解释他对历史模式和历史意义的修正。（William H. McNeill，Arnold J. Toynbee：A Life，New York, 1989，页227）
(4) Koktanek，Oswald Spengler in seiner Zeit，页363。
(5) 斯宾格勒将埃及和巴比伦等古代文明的起源置于前三千年左右。当代的历史知识表明，文明首先出现在两河流域南部的苏美尔，其文明的出现大约在前3500年，埃及稍晚，约前3100年左右。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卷二，页46；J. M. Roberts，The Pelican History of the World，Harmondsworth，England, 1983，页58。
(6) 斯宾格勒，Frühzeit der Weltgeschichte：Fragmente aus dem Nachlass，A. M. Koktanek和Manfred Schröter编，Munich, 1966，页vii，Koktanek的编者导言。
(7) 斯宾格勒，Der Mensch und die Technik：Beitrag zu einer Philosophie des Lebens，Munich, 1931，页v。
(8) 斯宾格勒的专用出版社贝克出版社（Beck Verlag）于1990年2月12日将所有档案资料转移到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Bavarian State Library）。斯宾格勒档案馆收集了关于他生平和思想的大量材料。丰富的文献，照片和手稿，各种杂文、访谈和报刊文章，第三方的记述，斯宾格勒往来书信的原件，用于从未动笔的自传的笔记，还有他的妹妹科恩哈特（Hilde Kornhardt）的论文和日记，这些对考克塔内克研究和撰写斯宾格勒的权威传记来说都是宝贵的财富。大量的传记材料得到丰富的学术论文的补充。历史哲学研究者特别感兴趣的是他关于形而上学和世界历史的无数言论，以及他未出版的谈论政治的松散篇章，包括一部分为德国皇帝和似乎形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贵族阶层起草的部分便笺；还有接续《决定时刻》（Years of Decision）的写作计划、未出版的诗歌、未完成的戏剧和叙事诗作品，以及对诗歌和视觉艺术等问题的闲思遐想。
(9) 以下所列书籍只将收集的书信以节略形式译成英文。Oswald Spengler，Briefe 1913-1936，Anton M. Koktanek和Manfred Schröter编，Munich, 1963；Koktanek，Oswald Spengler in seiner Zeit；斯宾格勒，Urfragen：Fragmente aus dem Nachlass，Anton M. Koktanek和Manfred Schröter编，Munich, 1965；斯宾格勒，Friühzeit der Weltgeschichte：Fragmente aus dem Nachlass。
(10) “尽管他出于自己一贯的自豪感，没有明确回应对他的哲学和历史观念提出的重大异议，但这些言论仍然影响到他，并引导他从自己的第一哲学转向一种新的、更普遍的观念。”（斯宾格勒，Urfragen：Fragmente aus dem Nachlass，页xiv，Koktanek的编者导言）
(11) H. Stuart Hughes，Oswald Spengler：A Critical Estimate，New York，1952。
(12) 关于这方面，见R. G. Collingwood，The Idea of History，Oxford, 1961；Bruce Mazlish，“Spengler”，载于The Riddle of History，the Great Speculators from Vico to Freud，New York, 1966；William Dray，“A Vision of World History：Oswald Spengler and the Life-Cycle of Cultures”，载于Perspectives on History，London, 1980；Hughes，Oswald Spengler：A Critical Estimate；John F. Fennelly，Twilight of the Evening Lands：Oswald Spengler-A Half Century Later，New York, 1972；以及Klaus P. Fischer，History and Prophecy：Oswald Spengler and the Decline of the West，Durham，N. C.，1977。
(13) 斯宾格勒，Der Mensch und die Technik： Beitrag zu einer Philosophie des Lebens。在这一点上，阅读本书的理想方式应该是与以下几部斯宾格勒的相关文选关联起来：Reden und Aufsätze，Hildegard Kornhardt编（Munich, 1937），其中包括“Plan eines neuen Atlas Antiquus”、“Altasien”、“Das Alter der amerikanischen Kulturen”、“Der Streitwagen und seine Bedeutung für den Gang der Weltgeschichte”和“Zur Weltgeschichte des zweiten vorchristlichen Jahrtausends”；以及Oswald Spengler，“Achäerfragen”，即前一篇文章的第二部分），载于Hildegard Kornhardt编，Die Welt als Geschichte，1940，页6。
(14) 芬内利（Fennelly）在其论斯宾格勒的书中，这两部作品所占的比重十分有限，明显忽视了这些文献的重要性。至于《主要问题》，他如此断言：“人们愿意相信，如果斯宾格勒还活着，他不会允许这本书的出现。”而《早期世界史》则被他斥为“毫无意义”（Fennelly，Twilight of the Evening Lands，页23-24）。费希尔（Klaus P. Fischer）也有幸能够读到斯宾格勒的《遗稿》，但也没能察觉斯宾格勒晚年发展出了一个灾难性的世界历史愿景。费希尔在他所写的书的末章如此宣称：“斯宾格勒谈的只是一种浮士德式（Faustian）文化，在其创造性的能量持续了千年之后，必然要让位给更年轻、更具创新性的文化。”他的总结坚持一种错误的观点，“总之，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假设斯宾格勒的理论意味着ipso facto［有事实依据］，那么，他要么是一位悲观主义者，要么是一位宿命论者”（Fischer，Histony and Prophecy，页228-229）。
(15) Koktanek，Oswald Spengler in seiner Zeit，页xv。
(16) 斯宾格勒，“Zur Weltgeschichte des zweiten vorchristlichen Jahrtausends”，页159。
(17) 在《西方的没落》中，斯宾格勒通常使用“文化”（Kultur）一词来指盎格鲁–撒克逊史学中所说的文明。当他比较史前的原始文化与“文化”时，他转用另一个词，“高级文化”（hohe Kultur）。在他的后期作品中，他引入了一个术语，“高等文化”（Hochkultur），等同于他代表作中的文化概念（《西方的没落》，卷一，页23；《西方的没落》，卷二，页38；斯宾格勒，“Plan eines neuen Atlas Antiquus”，页103）。
(18) 如见Joseph Vogt，Wege zum historischen Universum：Von Ranke bis Toynbee，Stuttgart, 1961，页70；Dray，“A Vision of World History：Oswald Spengler and the Life-Cycle of Cultures”，页121及以下；以及Detlef Felken，Oswald Spengler：Konservativer Denker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Diktatur，Munich，1988，页64。
(19) 见Koktanek，“Comparative Table of the Four Cultural Stages”，载于斯宾格勒，Frühzeit der Weltgeschichte：Fragmente aus dem Nachlass，页492。
(20) 斯宾格勒，Frühzeit der Weltgeschichte： Fragmente aus dem Nachlass，页xvi-xvii，Koktanek的编者导言。
(21) 斯宾格勒，Frühzeit der Weltgeschichte： Fragmente aus dem Nachlass，223（#52）。［译注］奥克尼，位于苏格兰北方岛屿。
(22) 斯兵格勒，Frühzeit der Weltgeschichte：Fragmente aus dem Nachlass, 219（#41）。［译注］海德拉巴有两处，一处位于今巴基斯坦印度河下游地区，另一处位于今印度中部地区。
(23) 斯宾格勒，“Der Streitwagen und seine Bedeutung für den Gang der Weltges-chichte”，页150-152。
(24) John A. J. Gowlett，Ascent to Civilization：The Archaeology of Early Man，New York, 1984，页39。
(25) Rousseau，A Discourse on the Origin of Inequality in The Social Contract and Discourses，London, 1973，页48及以下。
(26) Kant，“Idee zu einer allgemeinen Geschichte in weltbürgerlicher Absicht”，载于Kleinere Schrifien zur Geschichtsphilosophie，Ethik，und Politik，K. Vorlander编，1784年版，Hamburg, 1973年再版。
(27) 斯宾格勒并不限制术语“技艺”（technics）的使用。对他而言，“技艺”一词不是自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以来出现的现代科技（technology），而是人类在这个设想为自作主张和斗争的世界，为了实现各种各样的目标而实践的技术（techniques）、工序和方法（Der Mensch und die Technik：Beitrag zu einer Philosophie des Lebens，页5及以下，页17、22）。
(28) Hegel，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Frankfurt am Main, 1970年再版，页237、295。
(29) 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Frankfurt am Main, 1970年再版，页44。［译注］维斯瓦河（Wisła）位于波兰中部。
(30) Rolf Peter Sieferle，Fortschrittsfeinde？： Opposition gegen Technik und Industrie von der Romantik bis zur Gegenwart，Munich, 1984，页149及以下。
(31) “后期作品”这个词指斯宾格勒于1923年完成《西方的没落》的写作和修订之后，那些发表和未发表的历史哲学文献的统称。
(32) Politica，# 84 L1d，斯宾格勒档案馆。
(33) 斯宾格勒，“Pessimismus？”，收于Reden und Aufsatze，页63-64。
(34) 斯宾格勒，Jahre der Entscheidung，卷一，Deutschland und die weltgeschichtliche Entwicklung，Munich, 1933，页9、13。
(35) 斯宾格勒，Frühzeit der Weltgeschichte：Fragmente aus dem Nachlass，页485（#147）。文明的发展与雪崩的类比也出现在了《人类与技术》中：“历史的巨石正痛苦地滚入日益逼近的深渊”（《人类与技术》，页27）。
(36) 斯宾格勒，Eis heauton，#109，斯宾格勒档案馆。
(37) “地球生物的突发事件是否会肇始一种完全不同的形式，这一点尚不确定”（《西方的没落》，卷二，页42）。
(38) 斯宾格勒，“Zur Weltgeschichte des zweiten vorchristlichen Jahrtausends”，页158。
(39) 法国人类学家德尼克（Joseph Deniker）于1900年将“北欧”这一术语引入科学和大众的讨论之中，主要用于讨论有关种族在文化和历史上的作用，并于20世纪20年代开始在德语学界流行。在这方面，应该强调，斯宾格勒从来没有将文化的发展归因于种族的作用（参Geoffrey G. Field，“Nordic Racism”，载JHI，38 ［1977］，页523）。
(40) Kant，“Idee zu einer allgemeinen Geschichte in weltbürgerlicher Absicht”，页8。
(41) “下一个千年将属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基督教”（《西方的没落》，卷二，页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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