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宾格勒对古典时代的启示

戈特弗里德（Paul Gottfried）　撰

李旺成　译　张培均　校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写就的许多政论及《西方的没落》诸多文字之中，斯宾格勒都自视为亲普鲁士分子（Prussophile）、保守派和历史哲人。这种认同自始至终贯穿他的写作生涯：他认为各文明有其周期，相信西方文化已精气耗尽——这些合起来证明，他厌恶现代政治的各种价值。斯宾格勒蔑视历史进程中的自由信念，质疑人类进步同个人主义和平等之间的联系。个人自决（self-determination）标志着艺术和道德上的现代性，而在他看来，无异于社会的分崩离析。在二三十年代的政治声明中，他号召国人放弃单子式的资本主义，代之以集体经济和明确的普鲁士国家义务伦理。

经常有人论及，斯宾格勒的史学理论创建显得缺乏深度，前后不一。《西方的没落》表现出对各文明兴衰的机械论式的看法。八大文明之间互不关联。斯宾格勒对其中的一些文明草草带过，却尤其关注三个文明：麻葛文明（即闪族—希腊化—波斯文明）、希腊—罗马文明和西方文明。三者当中，后两个构成这两卷书的主要考察点。斯宾格勒宣称，他研究的文明组群经历了平行的进程，互不渗透。它们全都经历了一个相同的生命周期：从充满创造力和凝聚力的文化阶段，进入相当具有扩张性却世俗化的文明阶段。然而，任何一个文明都不可能影响另外一个文明的特征。文明被视为相互不能理解的诸多文化。每个文明创造出独一无二的文化传统，带着自己与生俱来的记号。⁽¹⁾

古典时代具有一种界限感。那时产生了一种空间上自我封闭的数学（欧式几何），一套为城邦设计的政治制度，和一门强调形式与平衡的艺术。相反，西方社会却总是渴求不受限制。近东文化崇尚深度和内在，其典型代表是占星术士和神秘主义者；古典世界则颂扬形式之神（the god of form）阿波罗，而西方精神却以歌德的浮士德为代表，他奋斗不息，以求救赎。事实上，基督教一旦为入侵罗马帝国的日耳曼部落所信奉，就断绝了它的麻葛文明与古典文明之根。西方化的基督教（Westernized Christianity）产生了膨胀的僧侣共同体、教皇帝国的梦想、高耸入云的哥特式大教堂。⁽²⁾此外，浮士德文化的特征还包括历史意识、囊括无穷数的数学以及对普遍知识永不餍足的热望。

斯宾格勒认为，他能够熟练地识别各种各样的文化“面相”，由此，这种独特的关于精神特质的编目（cataloging）变得可能。唯有通过直觉跳跃，而非推论分析，史学家才能理解世界文明的全景。这样的理解方式在现代西方首次变得可行。与黑格尔和马克思一样，斯宾格勒相信，唯独西方社会才会用史学的思维思考，以发展的眼光把握每个历经的瞬间，并与普遍的进程联系起来。然而，只有当西方人远离自己的自负之时，真正的历史意识才会占据主导。斯宾格勒说道：

最终，所有人都自我批准，突显最近乎自己利趣（interests）的那个古代片段：尼采的前苏格拉底雅典，经济学家们的希腊化时代，政治家们的罗马共和国，以及诗人们的罗马帝国。（同上，页52）

上述告诫或许暗示，斯宾格勒谨小慎微，拒绝任何结构相似而精神各异的文化–文明（culture-civilizations）之间的比较。但事实并非如此。斯宾格勒陶醉于文明比较，而且一再向自己的时代推荐古代和非西方世界的道德良方。他的灵感来源于活力论者（据他自己的说法，来源于歌德和尼采）；可是，正如凯泽林勋爵所说，他极力将普遍历史简化为某种接近于“钟表机械规律”的东西。⁽³⁾

每个文明的进程由命运注定，可以预测；不过，并非经由因果推论，而是经由浪漫派奉为神圣的直觉，才能理解每个展开中（unfolding）的生命周期。有时，斯宾格勒被描述为一个自我否定的形而上学家，以一套受历史限制的科学方法蔑视他所发觉之物。他鼓吹直觉真理，却又拒绝一切具体教义。他赞扬文化创造，却又对人类持有一种全然的自然主义观。在他的政治写作中，他有时把人比作“捕食的野兽”，将人类活动解释为对人类本能和其他生理需要的程序性反应。⁽⁴⁾他这样将人类视为动物，同时却又呼吁社会良知和公共关怀；二者自相矛盾，却并置在一起，尤其在《普鲁士主义和社会主义》（1919）一书中。

斯宾格勒的德国解释者中，成果最多的当属施罗德（Manfred Schröter）。他或许会让我们超越斯宾格勒那不甚协调的折中主义，看到他作为一名文化分析家的能力。施罗德认为，无论斯宾格勒采用的史实和方法有什么缺陷，他在各文明之间勾勒的形态学平行线（morphological parallels），他对各文明异同的敏感，以及他对西方精神衰落的醒目描绘，都足以为他正名。⁽⁵⁾甚至他表述中的不符之处也具有教益。这些不符之处戏剧性地强调，斯宾格勒试图在自己的机械论–自然主义理论框架中同时成为一名道德家和先知。

《西方的没落》第一卷意在指示德国人，一旦打赢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们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历史路径（或许也有其他目的）。第二卷紧随德国战败完成，书中令人兴奋地呼唤恺撒主义（Caesarism），这是解决城市anomie［失范］、金钱统治以及最终的暴民政治（mobocracy）的必经之道。我们在此碰到的，难道只是以某种机械地注定的社会学denouement［结局］为形式的命运吗？还是说，施罗德和我们都会同意，在斯宾格勒的新一代恺撒（Caesars）肖像中，还存在一种狂欢的诗性正义观？新一代的恺撒将规训暴民，惩罚放贷者。在与第二卷同时期写就的《普鲁士主义和社会主义》中，斯宾格勒试图召唤他的复仇天使，他呼求道：

我们需要艰难困苦，我们需要勇敢的怀疑主义，我们需要一个社会主义者阶级来主宰自然。⁽⁶⁾

我们会看到，他提供了充分的指导，来训练这一他想要的阶级。

在预备西方的未来上，斯宾格勒给古典时代指定了什么位置？答案在罗马的例子中显而易见。在《西方的没落》导言中，斯宾格勒将现代西方视为与古罗马相对应的类型。他劝告读者好好留意这个古代文明，以便获知自身的历史观念和局限。欧洲和美国的城市可以跟古罗马对比，是因着这些城市的货币经济、日益减少的人口以及与乡村风俗的隔绝。

西方的模范只能是古罗马。帝国主义是纯粹的文明。西方的命运不可逆转地陷入这种现象。文化人（the cultivated man）向内引导他的能量，文明人（the civilized one）向外引导他的能量。因此，我视罗德斯（Cecil Rhodes）为新时代的第一人。他表现出一种政治风格，这种风格属于更遥远的西方的、日耳曼的未来，尤其属于德国的未来。⁽⁷⁾

在一个更加坦白的段落中，斯宾格勒承认：

我相信我们是文明人（civilized men），不是哥特式和洛可可式的人。我们必须考虑［文化］晚期生命的种种艰难冷落，与之平行的不是伯利克勒斯的雅典，而是恺撒的罗马。西欧人再也无能于谈论伟大的绘画和音乐。（同上，页56）

对斯宾格勒来说，拿罗马与西方作比较，甚至将罗马的理想提升为自己民族和时代的模范，都成问题。如果文化–文明沿着平行而又不交叉的轴线演化，如果罗马因自身的衰败形式而受到谴责，那么罗马对西方而言又有什么模仿价值？非但如此，罗马帝国无情的扩张，连上自身内部的衰朽，尤其不值得现代效仿。斯宾格勒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西方的没落》中对罗马社会的诸多提及之处都带着出奇地屈尊俯就的态度。比如，他告诉我们，希腊人有“灵魂”（soul），不像罗马人只会用“心智”（intellect）（同上，页44-48）。Seele［灵魂］和Geist［精神］在希腊文化中用作描述性术语；而斯宾格勒给罗马人的心智的最高评价只是平庸的Verstand［理智］，或仅仅是切实（Tatsachensinn）。说得更确切些：

不谈及希腊人的经济状况，人们也能理解希腊人。然而，我们只能通过参考希腊人来理解罗马人。（同上，页25）

尽管斯宾格勒可能对罗马文明没有真正的感情，但他承认，罗马文明确实给其他同样被糟糕对待的Spätzeiten［（文化）晚期］上了几课。

罗马和恺撒教给我们这些较晚时期的现代人更多，甚于雅典、伯利克勒斯和亚历山大。

不再有生死攸关的文化问题，因为这些社会经过了它们的全盛时期。精神贫乏，物质膨胀，所有文明彼此相似。所有文明都包含一些人，不在乎家庭和荣誉，寻求权力和利润，直到不得不屈服于一个复兴的国家。罗马人在这种情况下已经做得尽可能好，因此斯宾格勒直接把目光转向他们的实际德性。

这种解释无疑有几分价值，但忽视了一点，斯宾格勒对西方经验的解释变化无常。在他的政治性写作中，西方的经验在结构上显得不再与古典的经验类似。《普鲁士主义和社会主义》将西方历史呈现为三大势力之间的持续对抗，三者对世界帝国有着迥异的看法。天主教的西班牙、资本家的英格兰和专制–社会主义的普鲁士，全都提出了反映统治需求的民族使命。⁽⁸⁾据说，是本能推动这三个民族走向自己的未来；而每个民族都形成了一套与本民族特殊命运匹配的伦理。秩序和义务成为普鲁士服从天性的表达，正如个人主动性和自由贸易乃是英格兰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则（同上，页79-83）。

值得注意的是，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描述的斗争回到了现代之前，而且，遮蔽了他在精神文化与物质文明之间一贯的区分。他一再将英格兰刻画为一种“纯粹的文明”，而将西班牙刻画为一度令人骄傲而现已衰弱的宗教精神残余；然而，这些势力之间的“殊死斗争”呼应其原始的天性，据他所说，这种情形在中世纪就已经出现。与西班牙不同，普鲁士和英格兰带着自己的前现代遗产保持武备，尽管它们每一个都已适应了文明。英格兰的海盗式掠夺塑造了自己经济统治的需求，而祖传的普鲁士情感仍然活在日耳曼人对权威的尊奉中。

作为一个政治分析家和一个为普鲁士服务伦理（service ethic）申辩的辩护者，斯宾格勒将西方历史看作一场旷日持久的对抗，因而他放弃了《西方的没落》的生硬结构。进一步说，他描述的西方领导权的斗争，造就了几组历史类比。其一便是在西方命运与伯罗奔半岛战争之间的一种假想的平行（同上，页54）。斯宾格勒在这一对比上没有多费口舌，但从中可以得出一个论点：斯宾格勒在描绘他自身文明中的政治分歧时，他的版式（format）取自修昔底德而非他人。

《伯罗奔半岛战争志》的开篇讨论了所处理之冲突的史诗性。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注定成为“最值得注意的事件”，因为，

它展示了交战双方（雅典和斯巴达）竭尽全力参战，看到希腊世界集结于其中一方，一部分立刻加入，剩下的则在些许考虑之后。⁽⁹⁾

因此，这给斯宾格勒描绘普鲁士与英格兰之间不朽的战争提供了原初背景。他相信，这两大帝国巨头之战最终会分裂欧洲，甚至可能分裂世界。与修昔底德描绘的较量一样，斯宾格勒描述的那场较量对他来说似乎也已命中注定。这场较量源自古老的本能（为了统治和劫掠），只有“在一族之民（a people）或他们的文化死亡之时”才会终止。

斯宾格勒笔下英格兰和普鲁士的关系，与雅典和斯巴达的关系具有某些相似性。同那些登上修昔底德榜单（Thucydides charts）显赫位置的古代势力一样，这两个西方国家区别以各自的风俗和政体。雅典是一个中心城市，土地贫瘠；英格兰与雅典类似，因此发展贸易，寻求市场，成为一个海上强国。雅典“由于吸收外国叛乱者”，导致人口膨胀；英格兰与雅典一样，有时也吸收一些肆无忌惮的个人主义者成为邦民。此外，像雅典一样，英格兰贫富两极也分化严重。⁽¹⁰⁾普鲁士则跟斯巴达一样，农耕与军事技巧结合，集体高于个人。斯宾格勒还暗示，与斯巴达一样，普鲁士被推入冲突之中，冲突中的对手是更富进取心的经济扩张型帝国主义。

早在一战期间，德意志的辩护者们就已更明确地作过这种类比，到斯宾格勒在1919年略略提及之时，已然是陈词滥调；人们也用不着想当然地认为自己发现了古希腊，可以用来作为德意志道德复兴的楷模。对于德意志民族主义者来说，古希腊人很早就代表着一种人文理想。他们希望看到自己的国家能重新拥有这种人文理想。为使德意志文化区别于法国大革命遗产或英国资产阶级社会，从费希特（Johann Fichte）到斯宾格勒的同时代人布鲁克（Moeller van den Bruck）以来的民族主义作家，都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描述的美德归于自己的民族。一如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的倡导，拿破仑战争期间的费希特以及一个世纪之后的斯宾格勒，都倡导德意志民族应该自给自足（autarchy）。据说，自足之后，德意志人就能避免在与信奉物质主义的邻居接触时走向腐败，由此而保存他们本土的质朴和冷静美德。⁽¹¹⁾

斯宾格勒同样也用许多有机的形象来描述普鲁士政治的本质，这样便得以跟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的修辞传统联系起来，这种修辞孕育自浪漫主义时期。他将普鲁士精神描述为一种“个人融入整体的默契”，自有其根源所在，进一步说，可以追溯到浪漫主义之前的希腊哲学。⁽¹²⁾无论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都赞同一个健康的社会等同于该社会所有部分的完全融合。《尼各马可伦理学》将社会体的幸福视为其构成要素（ta merē organikē）之间完美协调的功效。在《王制》中，苏格拉底认为，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类似于一种管理精当的人类制度：

因为它［节制］不像勇气和智慧各自处于不同部分，一个使城邦智慧，另一个使城邦勇敢。节制不这样起作用，而是事实上贯穿整个部分，即从高到低的全部等级，使更弱者、更强者，以及那些中间阶层——无论你想要根据睿智辨识／观看它们，还是想根据力量、人数、财富或别的无论哪类东西——一起唱同一歌曲。（《王制》，432a1-5，史毅仁译文，未刊稿）

这些观察意在说明，斯宾格勒并非有意地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儿得出自己的政治观念——更不用说在历史语境中处理他们的观点。我的观点是，尽管斯宾格勒公开宣称对希腊人漠不关心，并设想希腊诸文化之间互不相通，但他作为一名政治教师，确实采用了古希腊的想法，只不过掩盖了产生这些想法的形式。最猛烈地攻击《西方的没落》的批评者，其中有一部分就是那些对希腊有好感的政论家和教授。他们中的许多人察觉到斯宾格勒对古典时代，尤其是对希腊世界的诋毁，就心生痛恨。⁽¹³⁾斯宾格勒对罗马的实际（factualness）和帝国主义抱有更大兴趣，甚于对希腊思想的兴趣，这毫无疑问使他们的觉察得到了确证。(www.xing528.com)

然而，巴特勒（H.C. Butler）充满夸张的所谓“希腊对德意志的僭政”，可能已将斯宾格勒列为诸多不知情的受害者之一。斯宾格勒最长的政治小册子《德意志帝国的重建》（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German Reich, 1924），打着普鲁士–罗马传统的幌子，却提出古希腊哲学的学说。这部作品的第一部分严厉斥责各色各样的团体导致民族道德和政治的败坏：议会诸党掠夺政府，官僚们热衷于年金甚于公务，“非生产的”工业家靠政府支持过活却操控着资本。最重要的是，他批评国家缺乏强有力的公共人格——诸如俾斯麦在政府方面，老毛奇和小毛奇在军事方面，或者贝贝尔（August Bebel）作为德意志社会主义党（German Socialist Party）的组织者那样的公共人格。⁽¹⁴⁾斯宾格勒相信，只有新的领导层才能恢复德意志的政治和文化福祉，于是他转向教育改革问题。

斯宾格勒强调以训练（Zucht）为目的的教育，而不仅仅是正规教育。他嘲讽德意志人文主义者们的课程过分强调语言学习，并对“渴求属于自己的真实岁月的天才青年”表示同情。至于更加传统的教师，“神佑的师傅，身着破旧的僧袍，头脑里塞满贺拉斯”，这样一个人“会激起敬畏，但只对那些还没有汽车或飞机的时代的人”（同上，页229）。他在教育规划中提议的项目有游历、外语、经济学、德语作文、史学和物理学。可想而知，哲学和艺术被排除在外，而作为人文主义课程一部分的希腊文则提都没提。他还赋予拉丁文教学一个实用的而非人文主义式的基本原则：拉丁文使年轻人分析地思考，据称甚至胜过“最严格的数学过程”（同上，页234）。

乍一看，这个教育计划中似乎没什么东西能让人回想起希腊的教育理论。事实上，在斯宾格勒的建议中，许多地方都能感觉到明确的职业教育者（vocationalist）的味道，比如给游历和专业实习设置学分，为了经济和军事用途教授语言，此外，学生有一次基于自学获得学位的机会，只需完成最低限度的课堂训练。

然而，与这一粗暴的现代化改革并置的，是希腊哲学的假设。在柏拉图的术语中，教育被设想为askēsis［练习］，其确切的德文翻译就是Zucht［训练］：一种用于公共政治服务的自我训练。比如，《王制》卷三将大量注意力放在自幼训练城邦卫士以守护理想的社会这一问题上。苏格拉底规定了适当的身心培育，从音乐和体操开始，以“认清节制、勇气、自由、伟大及诸如此类事物的样式”（《王制》，402c1-4）结束。立法者的任务必须包括让人们抵挡“放纵”（akolasia），尤其在城邦卫士的训练中。与年轻的运动员（askētai）以及斯宾格勒的德意志领导人学徒们一样，柏拉图笔下的卫士们会想，

正如精细滋生放纵一样，它是不是也会产生病痛？正如音乐中的简洁（haplotes）孕育灵魂上的节制一样，简单的体育也会培养出健康的身体？（同上，404e3-5）

在讨论教育方面的训练时，斯宾格勒也强调身体的健康，并提议企业和学习场所都要鼓励体育锻炼。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一样，斯宾格勒力图赋予教育以政治–伦理的目的，让教育服务于有天赋的新贵族阶层，尽管并非一以贯之。斯宾格勒援引传统普鲁士行政官员领导层以为榜样，将他们的严苛描述为“普鲁士主义中的罗马元素”。⁽¹⁵⁾不过，他对领导层构成的强调以及对有纪律的政治人格无处不在的关注，或许更多应归因于古希腊哲学，而非罗马的行政管理。柏拉图同样警告人们提防道德上和心智上不宜之人“干预”政治的危险。《王制》已经提前表达了斯宾格勒对德国的控诉，他谴责让一个“天性为商人”的人担任战士、立法者或卫士的行为。⁽¹⁶⁾这样的“变动和干预”对一个正义的政府有害。柏拉图认为，寡头制和民主制在道德和心智上逊于贤良政制或荣誉政制。

亚里士多德也预示了作为教育者的斯宾格勒。在《政治学》第七、第八卷，他讨论了对政治领导层的教育方法。与斯宾格勒一样，他主张区分统治者和臣民（rulers and subjects）的教育；同样，亚里士多德建议让未来的领袖服务其他人，以便为将来行使权力作准备。在亚里士多德所欲的政体（politeia kat'euxēn）中，统治阶级应该合实践理性与理论理性为一。尽管和平和安宁比纷争和动乱更可取，但亚里士多德坚持认为，立法者只有让人们做好面对困难的准备，才能确保他们无事。军事技艺便是最适合统治的genos［家族，亲族］中的年轻成员的活动，他们享受“伟大的身体优越性”，是天生的军人，就像他们的长辈是天生的立法者一样。⁽¹⁷⁾考虑到好战的社群时，亚里士多德得出一个与斯宾格勒相似的判断：

这些城邦大多只有在战斗中才能生存；一旦成为占有者，它们的政体就会瓦解。像铁［剑］一样，在追求和平时，它们会失掉锋芒。（同上，1334a6-10）

当然，亚里士多德试图以此在根本上批评斯巴达（“［我们知道，］他们的立法者从未教会［城邦］享受闲暇”），与之相反，斯宾格勒给出了对等的评价，但一定程度上在为好战的生活方式辩护。模糊这一差异当然并非我愿。我也不愿否认，相比斯宾格勒的自然主义和现代主义视角，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站在更高的道德层面考察政治问题。尽管如此，斯宾格勒的政治写作的的确确暴露出希腊哲学的印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排除单纯的主题重叠的可能性。他转向古希腊求助，为自己的民族绘制“罗马的使命”，这种做法并不让史学家们感到惊讶。

德意志思想家们长期以来对古典时代的两股力量抱有一种矛盾心态：希腊的理论和罗马的统治。Goethezeit［歌德时代］的德意志诗人和哲人称颂希腊人的创造力和美学，但他们的生活于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后代，则视罗马而非希腊为政治国家的合适原型。⁽¹⁸⁾德意志人对罗马的迷恋，甚至可能影响了对政治颇不关心的尼采。尼采赞美古希腊戏剧，但在《偶像的黄昏》中，他吹捧恺撒，称赞罗马通过帝国扩张表现了自己的权力意志。⁽¹⁹⁾

斯宾格勒表达了一种更深层次的政治化的文化意识——某种他自己绝不会否认，实际上还会热衷于证实的东西。⁽²⁰⁾不过，使用古希腊政治、教育概念，显示出他与前辈德意志文化之间持久的联系。那是一种由希腊爱好者们，比如歌德、席勒、荷尔德林、施莱格尔兄弟、赫尔德和谢林等人创造的文化；难怪在响应第一次德意志民族主义萌芽时，德意志爱国主义者们仍自视为一个Kulturnation［文化民族］，这是基于跟希腊人的类比。尼采发现，希腊人是“古代的政治白痴”，这样的发现不止于尼采一人；即便如此，像策勒（Eduard Zeller）、维拉莫威兹、耶格尔和迈耶（Eduard Meye）这些德意志的教育者们，仍然继续赞扬希腊人在智性和艺术方面的成就。尽管斯宾格勒是政治成功的赞美者，但在生命中的某个时刻，他也深受希腊的影响——当然，是不由自主地。⁽²¹⁾

(1) 斯宾格勒，Der Untergang des A bendlandes，Munich：C. H. Beck, 1969，重版，尤参页210-277，页282-427各处。

(2) 斯宾格勒，Der Untergang des A bendlandes，前揭，页234-245，页909-927。

(3) Hermann Keyserling，Menschen als sinnbilder，Darmstadt：Otto Reichl, 1926，页164。

(4) 对斯宾格勒的苛刻批评，参Menschen als sinnbilder，页166-174；对这种自然观的紧张更客观的分析，参Lorenzo Gusso，Lo Storicismo Tedesco，Milan：Fratelli Bocca, 1944，页338-247。

(5) 施罗德，Metaphysik des Unterganges，Munich：Leibig, 1949，页24-50，页221-224。

(6) 斯宾格勒，Politische Schriften，Munich and Berlin：C. H. Beck, 1934，页104-105。

(7) 斯宾格勒，Der Untergang des A bendlandes，前揭，页51。

(8) 斯宾格勒，Politische Schriften，页90。

(9) 修昔底德，《战争志》，卷一，第1-2节，译文来自作者。尽管斯宾格勒嘲讽修昔底德《战争志》的开篇为“过度自信的断言”，但这些篇章却预见到不少斯宾格勒关于人类发展的自然主义观，因为修昔底德的政体盛衰如同自然物；不过，斯宾格勒认为，越接近的帝国，在物质和军事上比之前的帝国越强大。阿那克萨戈拉的自然哲学给斯宾格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他把自然界和历史都归结为一个统一的趋向“自我完善”（epidosis eis hauto）的过程。参G. B. Grundy，Thucydides and the History of his Age，卷二，London, 1948，页27-29；亦参Siegfried lauffer，“Die Lehre des Thucydides von der Zunahme geschichtlicher grössenverhältnisse”，载于Spengler-studien，A. M. Koktanek编，Munich：C. H. Beck, 1965，页177-193。这一自然增长的观念，使斯宾格勒关于伯罗奔半岛战争的毁灭性和普遍性范围的“过于自信的断言”更加可信，也不言而喻地凸显出斯宾格勒宣称的西方文化的独特性。根据他的观点，唯独西方拥有形成一个普世帝国的物质手段和想象力；因此，英格兰与普鲁士之间的斗争，才是会带来真正的普遍后果的第一次文明内部之争。

(10) 修昔底德，《战争志》，卷二，第6-7节；卷六，第1-6节。另参斯宾格勒，Politische Schriften，前揭，页55。

(11) 关于这个主题的研究，参Klemens Klemperer，Germany's New Conservatism，Princeton, 1957；亦参Arnim Mohler，Die honsemtive Revolution in Deutschkand（1918-1932），Basel, 1949，尤参页147-209。

(12) 斯宾格勒，Politische Schriften，前揭，页4。

(13) 施罗德，Metaphysik des Unterganges，前揭，页25-40；关于斯宾格勒对古典时代的概观，更细致的评论文章参O. TH. Schultz，Der Sinn der Antike and Spenglers neue Lehre， Stuttgart and Gotha：F. A. Perthes, 1926。

(14) 斯宾格勒，Politische Schrifen，页145-154、214、216。

(15) 斯宾格勒，Politische Schriften，前揭，页219。

(16) 参《王制》，第四卷，尤参433和434；433c-d的社会观很大程度上在斯宾格勒的普鲁士理想中得到重现：一个共同体中，男人、女人、奴隶、工匠、自由人、统治者和臣民联结在一起，因为他们都愿意“不受干预地做每个人做得最好的事情”。斯宾格勒对德意志社团主义（corporatist）理论有明确贡献，社团主义者显然承续了《王制》卷四中颇为生动地构造的社会组织模型：“城邦通过自己的智慧、克制、勇气和每个人实现自己所有的能力来追求卓越。”（433d7-10）

(17)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332b14-41。

(18) 关于这一文化态度上的缓慢转变，参Richard Benz，Wandel des Bildes der Antike in Deutschland：ein geistesgeschichtlicher Überblick，Munich：Piper, 1948。

(19) 参尼采，Werke，Leipzig, 1906，卷十，页321-324。在《偶像的黄昏》中，尼采赞扬古希腊史诗英雄们身上带有的“竞赛天性”和“权力意志”，却谴责希腊哲人是“希腊精神的颓废派（decadents）”，同时保留了对罗马征服者最感情洋溢的赞颂。

(20) 关于斯宾格勒与尼采对国家的态度上的差异，参H. S. Hughes，Oswald Spengler：A Critical Estimate，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52，页59-64。

(21) 尽管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斯宾格勒自觉地将古典希腊的理想用到自己的社会，但舍普斯（Hans Joachim Schoeps）在那些可能是《西方的没落》的先驱者（supposed precursors）中发现了这一做法的先例。布克哈特和拉索克斯（Ernst Lasaulx）都是文化悲观主义者和广受尊敬的希腊文化研究者，他们做了大量关于希腊人的颓废（decadence）的研究。他们都赞扬修昔底德和珀律比俄斯自然主义式地理解古代城邦的周期运动。拉索克斯在结束其历史推论之后，特别回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都设想，政治制度会不可避免地脱离常轨（katabaseis kai parekbaseis ton politeion）。如果我对拉索克斯和斯宾格勒的理解没错的话，常态的和变态的社会模型都来自其他地方：《王制》和《政治学》。参H. J. Schoeps，Vorläufer Spenglers，第二版，E. J. Brill, 1955，尤参页35-63。关于拉索克斯，参拙作Conservative Millenarians，New York：Fordham, 1979，页110-119；亦参Stephen Tonsor，“TheHistorical Morphology of Ernst Lasaulx”，载于Journal of theHistory of Ideas，25，No. 3（1964年7-9月），页378-3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