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宾格勒与西方没落》并论民主、平等与无历史性

贝尔托诺（Thomas F. Bertonneau）　撰

李孟阳　译

斯宾格勒在其最后的一部著作《决定时刻》中，解释了为什么现存制度话语无视或诋毁他的著作，无论是《决定时刻》还是两卷本的《西方的没落》（1919；1922）。用斯宾格勒的话来说，一个至今使人气馁的“对现实的普遍恐惧”，令人厌倦地统治着现代世界。这个有毒的恐惧侵入所有意识，修正一切话语，不断裁剪获得许可的语言，以防任何人说出他偶然从恍惚中出离而与世界相遇时所见的东西。现存政制话语不会也不能容忍斯宾格勒，因为，无论是1933年的德国还是2011年的美国，斯宾格勒都在兜售避讳言辞和违禁思想。他用规范性的语言（prescriptively）引入必然性、宿命、等级制、君主制和秩序的概念；他指出文明在毁灭性力量面前不堪一击，并且煽动性地点出那些力量的名字。

斯宾格勒在《决定时刻》里问：他的同时代人是否有任何一个人

有眼力看到地球上正在发生什么？看到庞大的危险正逼近这群乌合之众？我谈的不是有文化或没文化的城市杂众、报刊读者、在选举中投票的芸芸众生——在这个问题上，投票人和备选人之间已再无品质上的差异——而是白人国家里尚未被败坏的统治阶级，是还存在的政治家；是政体、经济生活、军队以及思想的真正领导者。我想问，哪个人有超越他自身的时代、大陆、国家或他自己狭隘的活动圈子的眼光？

在斯宾格勒看来，当代流行精神状态中的蒙昧主义，与过去一样——软弱无力、毫无生机。斯宾格勒写道，“更高文明的‘末’人的精神弱点，是不再承受真实（reality）”，同时为了避免看见真实的境况，“他们以对未来的愿景取代事实，尽管命运从未注意到人类的幻想”。《决定时刻》用为人熟悉的鸵鸟形象，来比喻现代——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精神状态遗忘事实（fact-obliviousness）的特征。像尼采一样，作为其杰出后继者的斯宾格勒认为，这个时代无可救药的逃避主义，源于启蒙运动表面上的冷静态度和抽象风格，他认为启蒙运动那种自以为是的愚蠢来自一种情有可原的傲慢。斯宾格勒认为，启蒙运动被过分吹嘘的理性主义不过是

都市才智的傲慢，这种才智脱离了自己的源泉，不再由强大的本能引导，轻蔑地贬低对历史进行热情洋溢的思考。

一种冷漠的思考主导了18世纪的西方，给后世带来严重后果。斯宾格勒写道，自由主义

沉迷于种种概念——时代的各种新神，并以自己观看世界的方式，对世界运用自己的才智。

按照斯宾格勒的看法，末人的举止就像神的一个老鼠般大小的、自我谄媚的幻影。他固执地否认神的存在，但又想承认不动的动者的作用。末人，如同自由主义–社会主义者，受自己的各种理论引导，不懈地对社会和道德的各个领域进行小修小补，却并未对自己议题中那些不可见的或意料之外的后果的可能性作出任何保证。末人轻蔑历史，自我迷恋，不承认任何传承下来的事物（无论习俗还是制度）曾表明的功能有任何正当性。斯宾格勒让他的左翼自由派的典型代表说，“这没什么好的，我们可以让它更好”，而且真的，“来吧，让我们为一个更好的世界设计项目！”在斯宾格勒看来，“儿童乐园”与“世界和平”运动及“工人天堂”，在枯燥无味上并驾齐驱。

在斯宾格勒看来，在那些不停对生活进行胡乱改造的自由派观念里，没有一个超出如下两个互相关联的概念：民主和平等。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自我描述里，民主概念随处可见，包括遗留的君主制国家，其实全部是共和制，以及遗留的共产主义专政，后者倾向于把自己称为民主共和国。第二个概念在革命的三位一体即自由、平等、友爱（fraternité）中获得了圣化，1789年的雅各宾派叛乱分子首先赞颂了它。反共和主义的斯宾格勒对共和政体相当厌恶，尤其是对魏玛共和国，他不愿对后者的崩溃表示痛惜，就算与此同时他也开始批评国家社会主义者。在《决定时刻》里，斯宾格勒将民主与浪漫主义、青春崇拜（Die Jünglinge）以及他笔下的“一种虚弱的、自我憎恨的才智”关联起来。按照斯宾格勒的分析，鼓吹社会乌托邦的长粉刺的家伙基于什么原因，要对当前秩序进行毁灭性的变革？

按照《决定时刻》，乌托邦主义者发现社会“过于男子气、过分健康、过分清醒”。这些男性品质贬低乌托邦主义者，冒犯了他，在他身上激起尼采所说的怨恨（ressentiment），即对那些明显比自身优秀的人和事产生的一种包含屈辱和恼怒的混合心理状态。在斯宾格勒看来，民主人“女里女气、柔弱不堪”；他多愁善感，真正处于一种“邪恶的多愁善感”中，而这是孕育他的仇恨的沃土。斯宾格勒写道，“存在一种由多愁善感者形成的社会浪漫主义”，以及“一种政治浪漫主义，将参选人和大众集会演讲带来的兴奋视为正事”。还存在“一种经济浪漫主义，从病态心灵的黄金理论背后涓涓流出，而这种心灵对现代经济学的内在形式一无所知”。在一个复述尼采的段落里，斯宾格勒的“理性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通过”在某种半神圣的（quasi-sacred）“对个人主义的克服”中“大量繁殖自己”，而抵消了他们自己可鄙的犯罪意识。

对斯宾格勒来说，现存处境蕴含着一个悖论：“这个时代充满力量，但其中的人却如此卑微。”斯宾格勒写道：现代人仿如“衰老灵魂”的性格“渴求幸福的结局”。斯宾格勒写道，民主的现代乐观主义者喊道“别再打仗了！”，但“他们却欲求阶级斗争”。“当杀人凶手因激情之罪而被处决”，这类现代民主人士“便感到愤慨”，但他们又会因听到政治对手遇害的消息而窃喜。斯宾格勒在1930年代就如此愤世嫉俗，这些文字非常适宜用来评论随便一份报纸在“每日闲情”中的文章。斯宾格勒的说法（“这个时代充满力量”，尽管它的居民微不足道）与他的如下观察相一致：全面的分崩离析，属于一个伟大文明循环周期的命定环节。在每个周期（seasonal epoch），种种力量粉墨登场，阻挠个人欲望，责难对幸福的期盼。这就是斯宾格勒将这个时代描述为“充满力量”的意思。《决定时刻》声称，

我们生活在决定性的时代，历史纪元的巨大动力如今破晓发端，使得这个时期最为宏大，不仅就浮士德式的西方欧洲文明而言，而且——正因为如此——就所有世界历史而言，这个时期都比恺撒和拿破仑的时代更加伟大、也更为糟糕。

在题为“白人革命”的章节中（占《决定时刻》最大篇幅的内容），斯宾格勒进一步讨论了民主制。“大众的民主化”“统治阶级的变质”，以及“世界人民群众”与“龌龊经济利益”的联盟，所有这些潮流的结合（其临时受益者用尊贵的名字称呼它们）都不过是传统礼法的全盘瓦解。斯宾格勒写道：

同样的事情已出现在此前所有处于同等阶段的文明里，但我们对此所知甚少。

事实上，并不存在像民主制这样的东西，这个词可爱而又听起来冷静客观。用斯宾格勒的话来说，存在的只是“彻底的民主无政府状态”。且这个“彻底的民主无政府状态”其实只是“专制”的伪装。因此，对斯宾格勒而言，所谓的民主制是表象，而专制才是处于解体状态的国家的实质。《决定时刻》将“大都市”的乌合之众与“社会”对比，如斯宾格勒所说，前者是“缺乏形式的人类沙子，从中可以捏塑出人造且因而稍纵即逝的人物”。后者，“社会”，意味着“有文化，有‘形式’，有着最低限度的关于行为或思想的细节规范，一个经由代代相传的长久规训而建立的‘准则’”。

斯宾格勒断言，文化必须坚持自身；文化必须专横地践行自己的法令，否则就将死去。一旦文化的担纲者屈从于多愁善感（源自对模糊不清者、对异来者的“理解、赞扬……和支持”），这个文化就完全放弃了自身。在斯宾格勒看来，这就是西方19世纪以来的情况。他写道，西方文明“没有任何抵抗”，根本没有为自身抵抗，与此同时还“为自己的恶名和瓦解感到愉快”。与卢梭一致，聪明、太聪明的人在庆祝部落工艺和野蛮风俗，认为他们有着西方传统缺乏的所谓真实性。随后，那些人就开始庆祝野蛮本身。

那些鼓吹民主制的人也为平等摇旗呐喊。他们真的非常迷恋、极度狂热地迷恋平等。这个如此激昂的平等是什么呢？在根本上，研究者发现一个存在论上的直观，就连喊破喉咙的演说家也参与其中，尽管他未能精确地或可信地表达这个观念。嫉妒，《十诫》宣述两次的恶，总是处处与存在相关。存在总是处处与等级制密切相关。在《决定时刻》中，斯宾格勒不遗余力地对比平等及其真正的对立面，不是不平等，而是品质。斯宾格勒提醒自己的读者：

文化是有序的知性生活，是一个不断成熟而一直进行自我保护的形式，它要求一个更高阶的个性。

按照这个定义，斯宾格勒评论道，在无产阶级的宣传标语中，

所有人都工作这个事实，以及尤其是其他人——发明家、工程师和管理者——在做更多更为重要的工作这个事实，都被遗忘了。

如斯宾格勒所写，在罢工歇业的骇人气氛里，以及在群氓暴力的威胁之下，“没有人会再敢以等级或品质来衡量他自身成就的价值”；相反，“现在只有按时间计算的工作才算劳动”。此外，“只有‘工人’被允许和被指示去成为一个利己主义者……他只有权利没有义务”，而且“他是特权阶级，其他人必须以自己的劳动来侍奉他”。

被连根拔起的现代乌合之众，靠着或为了蛊惑人心的领导阶层而工作，强迫生产部门摆出这些姿态（coerces these gesutres），以掩盖自己隐秘但不成熟的发现：品质始终存在，就算法律禁止它、公众谴责它；此外，所有雅各宾派一直以来吹嘘的平等，都不过是某种否认和否定，并未提及与之对立的任何事物。然而，一旦乌合之众开始对这种谄媚的荒唐表演失去信心，就出现了一种新的冲动。斯宾格勒论道，憎恨品质，基于其内在逻辑，基于其谎言与自我欺骗的暗中逻辑，必然转变为“虚无主义”。

虚无主义者从不把自己称为虚无主义者。但他们的直率透露了这个秘密。虚无主义者称自己为“自由”卫士或“解放”（Liberation）斗士。斯宾格勒写道：

在这里，“自由”一词有着它在衰落时代特有的血腥含义。

在“自由”那里，熟悉的憎恨感再次刺激了存在。正如社会以品质而非平等为存在基础，同样社会也必然

依赖于人的不平等……强的天性与弱的天性，生来统治或不统治的天性，富于创造和不太聪明的、受人尊敬的、懒惰的、有野心的和温和的天性。

正是通过等级差别的创立，社会才得以与人类本质中的天性差别相协调，但这需要数个世纪、数千年来进行细节上的调整。对于未成型的主体而言，一旦关于“普遍权利”和“平等权利”的慷慨陈词激发了他的嫉妒，同样的调整就变得像是——或者说是它可以被弄得像是——任意的和强制的。斯宾格勒文本中的两个时刻可以放在一起看：启蒙运动贫血苍白（bloodless）的观念，导致了现代时期造反的嗜血成性和灭绝计划。(www.xing528.com)

斯宾格勒认为，形式（他常用的术语）等同于生活，而《决定时刻》分析的核心就建基于此。斯宾格勒写道，“想要用别的东西取代经数个世纪发展出来并由传统加强的社会结构，是愚蠢的想法”，因为“生活没有替代品”，而且“生活之外只有死亡”。当“懒惰无用的贵族……身败名裂的院士、冒险家和投机商、罪犯和妓女、二流子以及心灵脆弱者”以“自由”之名鼓动乌合之众时，他们的真实意图是：

处于无聊愤慨中的他们，可以从文明的一切束缚中、从一切种类的形式和习俗中、从所有那些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更优越的人中，解放出来。

要忽视那些高尚的（如今可能是陈腐的）语汇——斯宾格勒严正告诫他的读者。他们应该利用他们“相面术式的机敏”来理解虚无主义，要看到虚无主义是“无产者对一切更高形式、对作为其本质的文化、对作为其支持者和历史产物的社会的无尽憎恨”。此类现象，例如“所有国会的粗野行事”、“爵士和黑人舞曲”、“画得像妓女的女人”，以及“那些（会）通过嘲讽……有修养者的正确看法而赢得民心的作家”，这些现象表明的不过是虚无主义者的“无聊的愤慨”：“任何人都应该有‘形式’，掌握它，与之和谐相处”，或者，“得体、品味以及传统意识（应该）属于那些因家风传承而有很高修养的人”。此外，“无聊的愤慨”化作残暴的偏狭，此刻，“文化，由于自己的优越性，［成了］敌人”，而且“文化的创造物……由于不是所有人都可资利用……必须被毁灭”。按照斯宾格勒，就“自由”这个词的最近用法而言，“自由”“意味着与文化及其社会断绝关系”，亦即以彻底的方式毁灭文化及其社会。

相当一部分人想起斯宾格勒在1930年代对当时呈现出的现代处境的无情批评时，都会同意，《决定时刻》的语言令人惊讶地极其适合用来描述21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头的境况。《决定时刻》用自然主义式的直率描绘的乌合之众（Pöbel）或“群氓”，令人震惊地与当代“占领运动”（Occupy）的暴民如出一辙，他们占据了北美的主要城市：缺乏形式、叽里咕噜、晃来荡去以及大量没有来由的憎恨，所有这些都在运动期间清晰地、臭气熏天地展示无疑。各种所谓的“妓女大游行”，近来取代了1990年代的“重夺黑夜大游行”，前者对“干活女”生活方式的吹捧，让这种生活方式有机会宣传自身。“占领运动”的暴民和“妓女大游行”的参与者从未组织自身；组织他们的是斯宾格勒所谓的“身败名裂的院士”，以及那些自称进步主义者和女性主义者的人，或者就是院系教员（faculty）。未受教育者处在半吊子受教育者的领导下，双方都处在共同的虚无主义的“无聊愤慨”之中，这个关系似乎从未改变，无论是斯宾格勒的时代还是现在。另一方面，相比同时代的商业音乐，“爵士和黑人舞曲”看起来几乎像是古典风格了（艾灵顿公爵当然有形式），但在他们的时代，他们的批评者则正确地将他们视为瓦解的先驱；今天的批评家回溯过去、进行比较时，却会承认他们的价值。这些无法视而不见的相似之处引出了一些问题。

《西方的没落》和《决定时刻》分别大概是90年前和75年前的著作。斯宾格勒在《决定时刻》里尤其指向德国读者，而《西方的没落》则意在对更大范围的西方读者说话。然而，什么保证了所有那些相似之处是真的相似呢？2011年的同时代人，能否真正生活在——并度过——同样的危机中，正如两代人之前那样？是同样的危机吗？它何以是同样的危机呢？

“无历史性”（Geschichtslosigkeit）一词，在英语里的确有点奇怪，出现在阿特金森（Chairs Francis Atkinson）完美翻译的《西方的没落》里。斯宾格勒用“无历史性”来指这样的境况：某个民族失去了与自身传统的全部联系，没有远虑只有近忧，全面缩窄精神和文化视野，以至于每天的生活都没有差别，浑浑噩噩无尽期。威孚（Richard Weaver）在《秩序的幻想》（Visions of Order，1957）里构造的“现在主义”（presentism）与此意义相当，即摈弃所有超个体的记忆。历史概念本身就算还存在，在“现在主义”或“无历史性”所经之处，同样也会缩窄：人们用完全期刊式的术语，把历史理解为顶多是过往十年内发生的事情；或者是去年，上个月，上一周；或者像奥莱利（Bill O'Reilly）那样，在电视上点评一下前一天晚上的事情。

认为斯宾格勒在1930年代中期的语境里讲的危机，与人们今天遭遇的危机不是同一个危机，这个怀疑本身就是“无历史性”的症状，因此也是危机的症状。这个怀疑将现在的事情与新的事情等同，拒绝承认延续性。

西方文明的危机似乎至少从18世纪中叶就已开始，且可能肇端始于15世纪的宗教分裂。历史的周期很长。奄奄一息的社会可以在死亡之前抱病残喘数个世纪。想想拜占庭，马拉兹吉尔特战役（Battle of Manzikert, 1071年）后就衰落，衰落期持续了四百年——宫廷礼数未变，各党派常常像在竞技场上那样仪式性地互相厮杀，宫廷阴谋不绝如缕。或者想想伊斯兰教，胎死腹中却还仍然存在。当我们考察历史——斯宾格勒不断劝告读者这样做——我们会发现这些阶段，尽管混乱和败坏，仍能延续数十年乃至数百年。丧失对历史的感觉是一个历史阶段，一个“晚近的”和逐渐瓦解的阶段。在《西方的没落》（卷二）中，斯宾格勒写道：

“历史的”人……是属于某个文化的人，他大迈步子，走向自我完善。在此之前、在此之后、在此之外，人都是无历史的；对他来说，他所属民族的命运不算什么，正如地球的命运也不算什么，如果我们关心的是天文学而不是地质学的话。

另一个作家兼思想家看到了斯宾格勒所看到的，他在记录自己的观察时写了一部后人必然会视之为预言的著作；他就是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 1883-1955）。值得考虑拿加塞特与斯宾格勒作对比，如加塞特本人所为。加塞特在写作《乌合之众的造反》）⁽¹⁾时宣称，

斯宾格勒这个人，心思细腻而深邃——尽管过于狂热，在我看来……有点过分乐观。

按照加塞特的看法，斯宾格勒“相信‘文化’之后是一个‘文明’的时期，他尤其将后者理解为技术效率”。（写于1930年，加塞特显然在评论他引用的西班牙文版的《西方的没落》，而不是《决定时刻》。）加塞特自己有点怀疑“大众人”是否能维持技术秩序。加塞特写道：

今天占统治地位的那类人，是一个原始类型，一个从文明世界中升起的自然之子（Naturmensch）。

于是，“世界是文明化的，但栖居其中的人却不是”。人们会注意到这呼应了斯宾格勒的说法：这个时代是伟大的，尽管这个时代的人微不足道。加塞特认为，由于“技术主义与科学具有相同本质”，且由于“科学若不再对自身感兴趣便不再存在”，所以，人们“若不再对文化的一般原则感兴趣”，就不会对科学感兴趣，也因此就不会维持技术秩序。一个自然之子，一个“大众人”，处在历史之外；他活在日复一日的日常中，对起源或延续性毫无概念。“大众人”也是无历史的。

加塞特在《造反》中描述的“大众人”，与斯宾格勒在《决定时刻》里描述的“白人”无产者极其相似。加塞特写道：

普通人发现自己正处在一个技术发达、社会良好的世界里，他们相信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从不考虑天赋异禀者为创造这个新世界做出的个人贡献。

“大众人”尽情享受“生命欲望的自由扩张”，传承的文明这个事实允许他这么做，但正如加塞特所说，与此同时他也四处表明，“对那些使他活得轻松愉快的前提，他不会表示半点感恩”。就像被宠坏的小孩，“大众人”缺乏任何“关于自身限度的经验”，而且，当他看到“别人的优越”时，往往表现出憎恨。加塞特声称，

大众……看不到，在文明的种种福利背后，是令人惊叹的发明创造，而这只能依靠巨大的努力和洞见。

与之相反，大众“误以为他们不能做的只是专横地要求［文明的］好处”。现代人“相当知足”。正如斯宾格勒在《决定时刻》中所为，加塞特在《乌合之众的造反》里也对比了现代俗众与俗众极其痛恶的东西：“高贵”。按照加塞特，“卓越之人……对自己有很高要求”。加塞特坚持认为，高贵“由义务而非权利……来定义”。与《决定时刻》相似，《乌合之众的造反》对此写道：读者已直面当代处境的这些特征。加塞特对如下“事实”并不感到惊讶：“极少数国家有反对派”。他认为，有意思的“反对派”已经死去，这根源于自足大众的总体压力，这个“同质的（homogeneous）大众……使公共权威感到万分担忧，并压垮、毁灭了所有反对派”。“大众人”的行动大体上基于“对所有与自身不同的东西感到极端痛恨”，因此，他们也痛恨一切妨碍俗众无拘无束地表达自身的东西。加塞特的说法又一次是斯宾格勒式的。斯宾格勒写道：“文化，由于自己的优越性，［成了］敌人”，而且“文化的创造物……由于不是所有人都可资利用……必须被毁灭”。

《决定时刻》与《乌合之众的造反》一样，是一本神谕式的书。换一个说法就是先知式的。用“先知式的”来描述《决定时刻》，首次出现在威廉皇储（Crown Prince Wilhelm）给斯宾格勒（1933年11月12日）的信中：“你所写的大部分东西说出了我的心里话……你对未来发展的看法只能用先知来形容。”皇储赞扬《决定时刻》“说出了心里话”，这或许有助于区分斯宾格勒与加塞特的语调，尽管这与我们通常关于国家的刻板印象有所不同。那位西班牙人的分析总是显得冷酷、有距离感，而这位德国人的分析给人一种设身处地的印象。在某种程度上，斯宾格勒在战壕之中——因为他拒绝国家社会主义，这使他成为国家社会主义的敌人。胡根伯格（Alfred Hugenberg）在一封给斯宾格勒的信里写道（1933年2月9日）：

我非常不安地对你表示我的悔恨，我完全不同意我在低俗报刊上对你新书的攻击。

布伦斯维格（Hans Brunswig）随后也以同样的口吻给斯宾格勒写信（1934年8月16日）：

看到最近那些对你的新书和……之前那部重要著作进行毫无根据、对个人充满恶意和深仇大恨的攻击，我感到有必要表达我的愤慨和痛苦。

主要攻击者是格贝尔斯（Joseph Goebbels）和罗森博格（Alfred Rosenberg）。

孟肯俱乐部（H. L. Mencken Club）组织了名为“重思保守主义经典”的活动，并邀请我谈谈斯宾格勒，因此才有了以上的评论。这些想法的很多灵感源自科岗（Steve Kogan）2011年发表在《布鲁塞尔期刊》（Brussels Journal）上关于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的几部分论述。为了论及“保守主义经典”并回应科岗，我首先提及《西方的没落》；但随后，作为《西方的没落》不可缺少的阅读指引，我提及《决定时刻》。译者阿特金森非常用心，几乎在每页脚注里点出《决定时刻》与《西方的没落》的关联之处。

称赞《西方的没落》与《决定时刻》的人，包括小说家菲兹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和米勒（Henry Miller），以及作曲家普菲茨纳（Hans Pfitzner）。菲兹杰拉德以两种方式证明了他的赞美：他想成为美国的斯宾格勒，并把自己的小说视为这个宏愿的部分实现。就在人们知道这点之后，《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1925）出版。《西方的没落》与《决定时刻》属于米勒所谓的我一生的书籍，他以此为名出了一卷书（1969）。普菲茨纳的音乐作品康塔塔《德国魂》（Von Deutscher Seele，1922），尽管歌词取自诗人艾兴多夫（Eichendorff），但他努力在哲学和音乐的感染力上展现出斯宾格勒的特征。就《决定时刻》本身而言，它的巨大价值在于它以生动的感受呈现了文化分崩离析的过程，并生动描述了精神与生活之水退潮后，那些残骸碎屑如何四散在我们正逝去的文明之船身旁。

(1) The Revolt of the Masses，1930。［译按］中译参刘训练译本，译为《大众的反叛》，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