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华夷图和禹迹图
西安碑林收藏的《华夷图》和《禹迹图》碑刻，被中外学者公认为是中世纪制图学方面的重大成果之一。两石刻图从全国性地学疆域、江河、海岸线等轮廓范围来说，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地图，亦是十分珍贵的石质文物，具有十分重要的制图学研究价值。
《华夷图》和《禹迹图》碑刻，是刘豫称齐帝时（即南宋高宗绍兴六年，1136年）所立。两图刻在同一块石的正面和背面，大小略同，长宽各77厘米。此两图上石，保存800余年之久，实在难能可贵。
《华夷图》刻在碑阴，是以中国南宋为主的中外地图。图名刻在石上方中央，四边标明了东、西、南、北方向。图上绘画出山脉、江河、湖泊、平川，还有雄伟的长城，并标出南宋时各州府的名称。图上所刻的各自然物与黄河、长江、洞庭湖位置轮廓与实际情况略相符合。由于石刻的困难和当时的历史条件所限，此图在绘制入石时对海岸线和沿海诸岛、水系源头都存在很大的缺陷。《华夷图》的四周，刻画着边境各国名称和“内附”。图的右下角注有“其四方蕃夷之地，唐贾魏公图所载，凡数百余国，今取其著闻者载之，又参考传记以叙其盛衰本末”。据此可见，《华夷图》是源贾耽《海内华夷图》摹刻而成的。它将文献中记载的贾耽绘制的“广三丈，登三丈三尺”的《海内华夷图》率一寸折成百里。图上刻画出了数百个蕃夷属国，刻出了唐朝时的黄河故道，宋朝的行政区划名称（图4-6）。
图4-6 华夷图
《禹迹图》刻在碑阳，图名刻于碑的左上方。整幅图刻有方格，方格折百里，横70、竖73，共画5110方格。它是我国传统的“计里划方”制图方法的运用。这种方法沿用到清初，约在14世纪初传到阿拉伯、欧洲各国，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一个贡献。由于运用“计里划方”法，所以此图上的海岸线、长江、黄河及其主要支流较接近今中国舆图，比《华夷图》要准确得多，弥补了《华夷图》的缺陷。从图上的禹贡山川名，古今州郡名，古今山水地名，黄河在东京（开封）东北折向北流，至天津附近流入渤海的图形看，与《华夷图》不一样；从图上部分保留唐代地名来看，可能是参照了贾耽绘制《海内华夷图》时所采用的《禹贡》内地部分，所以称作《禹迹图》；亦证明此图绘制于宋仁宗庆历年间。《禹迹图》是已发现的带有数学基础的全国性地图。所以，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在其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称其“在当时是世界上最杰出的地图”（图4-7）。李约瑟又将两图做了对比分析后指出：“立即就可看出，河流是画得非常精确的，无论是把这幅图拿来和同时代的欧洲宗教环宇图比较一下，都会由于中国地理学当时大大超过西方制图学而感到惊讶”，“它甚至比希腊人所绘的最好地图都好”，“在埃斯里亚地图于公元1556年问世以前，在欧洲根本没有任何一种地图可以和这幅图相比”。这充分说明此两图特别是《禹迹图》在制图技术上所做出的重要贡献[4]。
图4-7 禹迹图
（2）长安城图
北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知永兴军吕大防在北宋京兆府（在西安）主持绘制完成《长安图碑》和《三宫图碑》。《长安图碑》包括两部分内容：图像和题记。图像为汉和隋唐长安城、北部禁苑和南部山川，题记为吕大防对汉唐长安城的简述和评论。《三宫图碑》是对《长安图碑》上三宫（太极宫、大明宫和兴庆宫）部分的放大。北宋去唐未远，吕大防在唐代韦述《两京新记》和当时尚存的“长安故图”的基础上，实地勘察长安旧地，故《长安图》保存了关于唐代长安的重要资料，历代关注汉唐长安者多引述图碑内容。然两碑皆在战乱中毁佚，直到近代，两碑残石才又重新出土。
1922年10月，陕西省署修葺时发现《颜勤礼碑》，当时出土坑中还有碑石数块，但是没有继续发掘。1934年，国立北平研究院帮助陕西省建立陕西考古会，在《颜勤礼碑》出土地点继续发掘，得到碑石一块，绘有大明宫南部城门部分及兴庆宫全部。负责人何士骥和友人夏小欣又在南门内小湘子庙街水沟中发现一块残石，绘有太极宫和皇城南部部分及周边坊市。陕西考古会成员张鹏一确认两石为北宋吕大防所制《长安图碑》和《三宫图碑》。考古会发掘出土的图石比例较大，来自于《三宫图碑》，名之《唐大明宫残图兴庆宫图》；何士骥在水沟中拾得的残石比例较小，来自《长安图碑》，名之《唐太极宫暨府寺坊市残图》（图4-8）。两石后入藏西安碑林博物馆。
图4-8 唐太极宫残图
由于历史上长安城屡遭战乱洗礼，《长安图碑》现已残缺不全，仅存原面积的四分之一左右，碎成20余块。现存碑石保留了汉唐长安城的重要部位，其中有汉都城、三大宫殿、北郊禁苑、皇城及城内东北部二十余里坊，终南山麓仅存一长条碑石，碑文仅留左下角一片。皇城以南的90多个里坊及南城墙至韦曲一带的碑石已断缺无存。《长安图碑》上有一段吕大防本人所做题记，涉及制图用法、参考文献、图碑各部分内容简述、参与人员、制作时间等重要信息。
《长安图碑》是中国现存碑刻最早、幅面最大、范围最广、注记最多的古都平面图；同时又是汉、隋、唐三代都市融于一幅的巨型石刻图，对后代研究汉唐长安城市、古代城市规划和古建筑具有深远的意义[5]。
（3）太极宫、大明宫和兴庆宫图
《太极宫图》、《大明宫图》和《兴庆宫图》的刻石合称《三宫图碑》，均由吕大防于北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主持绘制完成。对此，南宋赵彦卫《云麓漫钞》记载道：
长安图，元丰三年正月五日，龙图阁待制知永兴军府事汲郡吕公大防，命户曹刘景阳按视，邠州观察推官吕大临检定。其法以隋都城大明宫，并以二寸折一里，城外取容不用折法，大率以旧图及韦述《两京记》为本，参以诸书及遗迹。考定太极、大明、兴庆三宫，用折地法，不能尽容诸殿，又为别图。
《大明宫图》与《兴庆宫图》刻于一通石碑的同一面。上半部为《大明宫图》，已残断，尚存南部城墙、丹凤门（正门）、望仙门、建福门及百官待漏院（文武百官入朝前等候处）、翔鸾阁、栖凤阁、下马桥等符号及名称注记。经计算，推测该碑图高54厘米、宽42厘米，比例尺约为1∶3900，方向是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定向。这是诸多《大明宫图》中唯一最大比例尺详细的平面图珍品，可惜绝大部分内容已断损散失。
下半部为《兴庆宫图》，完好无损，图上的宫殿建筑、城墙、水渠、湖池及名称注记等要素清晰，地图方位、比例、尺度准确，它完整地显示了唐代兴庆宫的全貌，这是一幅极其珍贵的石刻图。碑图高44厘米、宽42厘米，比例尺约为1∶2800。经验证，其横向长度较准确，纵向长度精度略差。石刻《兴庆宫图》，真实地反映了唐代兴庆宫的形制布局，显示了其总体轮廓、建设规模、立面造型等概貌。该图线条流畅、精雕细镂、别具特色，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艺术性。它生动地表明了我国古代地图学的伟大成就和悠久历史，为我们探讨唐、宋测绘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珍贵的研究资料[6]（图4-9）。
图4-9 唐兴庆宫图全图
《唐太宗昭陵图》刻于宋新修唐太宗庙碑的碑阴。宋开宝六年十月十五日（973年11月12日）立碑。原存于礼泉县骏马乡旧县村（宋礼泉县治）唐太宗庙遗址，1975年移入昭陵博物馆。碑高292厘米、下宽103厘米、厚31厘米。碑阳刻《大宋新修唐太宗庙铭并序》，李莹奉敕撰，孙崇望奉敕书，额正题“大宋新修唐太宗庙碑”，碑文行书，共23行，行50字左右不等。碑阴刻游师雄《唐太宗昭陵图》，其上段正书题记41行，满行19字；下段左侧线刻唐昭陵图，右侧附刻唐肃宗建陵图。宋绍圣元年五月五日（1094年6月20日）武功游师雄题，杨安书，魏敏刊，知礼泉县事符寤刻石（图4-10）。
【文物保护的功臣——游师雄】
游师雄（1038—1097），字景叔，京兆武功人，为关学大儒张载的弟子，治平元年乡举进士第一，为仪州司曹参军。曾任德顺军判官，宗正寺主簿，后以击溃吐蕃战功擢升为陕西转运判官、提点秦凤路刑狱，又迁陕西转运使，直龙图阁、知秦州等职。游氏一生文治武功，“慷慨豪迈，有志事功，议者以用不尽其材为恨”（《宋史·游师雄传》）。他同时又十分重视对文物古迹的保护，“自周秦已来古迹之湮没者，皆表之以示往来”（《游师雄墓志》，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
在陕任职期间，其于元祐四年（1089）主持重刻《昭陵六骏碑》，在太宗陵庙中塑造了六骏像；5年后，又于绍圣元年（1094）刻制了《昭陵图碑》。在乾陵，游师雄“见石人姓名漫灭，便访奉天县旧家所收藏拓本完好者，摹刻四碑，每碑十六人”，立于石人像前。可惜乾陵蕃酋像大都残毁，而游师雄摹刻四碑亦不知所终。
游师雄自治平迄元祐，二十余年，皆在边帅幕府。元祐七年权陕西转运副使，九年奉诏赴阙任卫尉少卿。元祐九年四月十二日改元绍圣，昭陵图题记作于绍圣元年端午日，可知其时尚未赴阙而仍在陕西转运副使任。赵崡《石墨镌华》称其“表章古迹，自周秦以及唐，无不有题识，至今尚存焉”。毕沅《关中金石记》云：“余集陕西金石目录，见（师雄）留遗笔迹几至廿种。其才略风概，瑰伟卓荦，宋世少其俦匹。采录之余，令人企慕久之。”
图4-10 唐太宗昭陵图
游师雄在题记中说：
余观自古帝王山陵，奢侈厚葬，莫若秦皇汉武。工徒役至六十万，天下赋税三分之一奉陵寝。秦陵才高五十丈，茂陵十四丈而已，故不若唐制之因山也。昭陵之因九嵕，乾陵之因梁山，泰陵之因金粟堆，中峰特起，上摩烟霄，冈阜环抱，有龙盘凤翥之状。民力省而形势雄，何秦汉之足道哉。……陵在今礼泉县北五十里。《唐陵园记》云在县东三十里，盖指旧礼泉县而言之也。其封内周回一百二十里，下宫至陵十八里，今已废毁。陪葬诸臣碑刻，十亡八九，悲夫！因语邑官，命刊图于太宗庙，以广其传焉。绍圣元年端午节，武功游师雄景叔题。
图碑所记载的陪葬墓名称、位置虽同今文物考古实地调查有许多出入，但所标出的陵园范围以及地面建筑、陵寝制度等都为后人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宋敏求《长安志》和李好文《长安志图》中关于昭陵的记载，都是依据此碑而来的。特别是关于昭陵十四国蕃酋石像的题名，与今天所发现的像座题名基本相符，仍不失为宝贵的资料。
（5）昭陵六骏碑(www.xing528.com)
宋元祐四年五月五日（1089年6月15日）立。原存于礼泉县骏马乡旧县村（宋礼泉县治）唐太宗庙遗址，1975年移入昭陵博物馆。碑身高277厘米，下宽106厘米，厚28厘米。额篆题“昭陵陆骏”。碑分上下两段：上段为游师雄题记，正书25行，满行11字；下段为六骏线刻及马赞。刁玠书，蔡安时篆额，武宗道刊，礼泉知县吕由圣立石。碑阴右侧镌宋绍圣四年（1097）唐景武公李靖裔孙李宰与唐献公薛收第十四代孙薛嗣昌题记（右行正书），左侧镌金明昌五年（1194）刘仲游《题唐太宗昭陵》七绝一首（左行草书）（图4-11）。
游师雄在题记中说：
师雄旧见唐太宗六马画像，世传以为阎立本之笔，十八学士为之赞。晚始得《唐陵园记》，云太宗葬文德皇后于昭陵，御制刻石文并六马像赞，皆立于陵后，敕欧阳询书。高宗总章二年诏殷仲容别题马赞于石座，即知赞文乃太宗自制，非天策学士所为明矣。欧阳询书今已不复见，惟仲容之字仍存，如写白蹄乌赞云：平薛仁果时乘，由此盖知，唐史误以果为杲耳。距陵北五里，自山下往返四十里，岩径峭险，欲登者难之，因谕邑官仿其石像带箭之状并丘行恭，真塑于邑西门外太宗庙庭，高庳丰约，洪纤寸尺，毫毛不差，以便往来观览者。又别为绘图，刻石于庑下，以广其传焉。元祐四年端午节，武功游师雄景叔题，京兆府礼泉县尉刁玠书，主簿蔡安时篆额，知县吕由圣立石。
图4-11 昭陵六骏碑
题记以下为六马图并赞文。赞文随马，居西者右行竖书，居东者左行竖书，均为六行。
飒露紫：西第一。紫燕骝，前中一箭。平东都时乘。
紫燕超跃，骨腾神骏。气砻三川，威凌八阵。
应策腾空，承声半汉。入险摧敌，乘危济难。
拳毛騧：西第二。黄马黑喙，前中六箭，背三箭。平刘黑闼时乘。月精按辔，天驷横行。弧矢载戢，氛埃廓清。
青 骓：东第二。苍白杂色，前中二箭。平窦建德时乘。
白蹄乌：西第三。纯黑色，四蹄俱白。平薛仁果时乘。
倚天长剑，追风骏足。耸辔平陇，回鞍定蜀。
什伐赤：东第三。纯黑色，前中四箭，背中一箭。平世充、建德时乘。瀍涧未静，斧钺申威。朱汗骋足，青旌凯归。
昭陵六骏碑是昭陵六骏研究极为重要的文献及图像资料，它记录了六骏刊刻的历史、宋代时六骏保存的状况，同时全面记述了马赞的内容，并首次将马的名称与具体形象相对应，这些内容多为后世沿用，成为昭陵六骏研究的基础。
（6）二十四功臣像
宋元祐五年（1090）十二月十五日立。宋刻唐代功臣赞像及宋人游师雄题诗碑石均藏于陕西省麟游县博物馆（图4-12a、b）。
图4-12a 李勣、侯君集赞像
图4-12b 王珪、魏徵赞像
清光绪九年《麟游县志草》卷二《建制志》云：“学宫旧嵌功臣像，为唐贞观初元上命阎立本图于凌烟阁者，御制赞词为褚登善书。”登善即褚遂良字。唐亡后，这一珍品摹本流传宫外。北宋时，秦凤路提点刑狱游师雄得此摹本于蒲城、华州间。元祐五年（1090）他巡按麟游时，命邑令阎上功刻嵌县学墙壁上，并附刻游师雄诗。金、元时碑石为兵火所坏，明季尚存七人，今仅存王珪、魏徵、李勣、侯君集四像，像尚完好，赞词均已残缺。功臣赞像石及游师雄题诗碑均为大理石质，高60厘米、宽45厘米。
这一组石雕艺术珍品出自名家之手，受画像褒奖者均为唐代名臣。400年后，又经宋人游师雄带到九成宫故地——麟游县，刻碑立石，垂于久远，诚属艺林盛举。
唐代贞观初年，统一中原。太宗知人善任，王珪、魏徵、李勣、侯君集等，以开国元勋，深受太宗赏识。因特为御制赞词，授命宫廷画家阎立本绘像图形于凌烟阁，大书法家褚遂良书丹。画像时间为贞观十七年（643）二月。受褒奖人中，魏徵、王珪、李勣等均仕途平坦，得以善终。唯侯君集以参与太子承乾谋反而被杀。但在贞观十七年之前，诸人均属功成名就，而贞观之治亦效果赫然。太宗对功臣良将之褒奖，正当其时[7]。
【游师雄题诗碑】
游师雄巡按麟游时，专程寻访遗迹，游九成宫旧址，感慨之余，题诗二章，后将题诗和唐功臣赞像图，一并交县令阎上功。上功为了传之久远，乃命工刊刻，并记其始末于游师雄题诗之下。
游师雄诗题曰《过九成宫旧址，效唐体六言小诗二章》：
今古市朝已变，隋唐楼殿成空，惟有山头明月，夜来犹照荒宫。
又
不见六龙驻跸，空余五栝阴森，当日宫前流水，潺湲直到如今。
阎上功补记云：
唐九成宫在麟游县境之内，今皆禾黍之地也，好古君子过者莫不寻访其遗迹。元祐五年十一月二十日，秦凤路提点刑狱游公巡按至县，路由斯宫，遂止行旅，登天台山，四顾景象，记识古物，移时而后行。翌日，蒙颁示诗二章。上功思秘之箧笥，孰若刻诸石以传之广远，使深于诗者皆知所师法哉。越季月上旬，乃命工刊写。凤翔府麟游县令阎上功谨记。元祐五年岁次庚午十二月辛卯朔十五日乙巳立石。
据阎记，知此碑刻于元祐五年（1090）十二月十五日，迄今已逾九百年。画像形态逼真，刻工精湛，刀法洗练，线条流畅。虽几经浩劫，有所破损，但仍不失为一件石刻艺术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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