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永贞元年（805）刻。1955年出土于西安西郊三桥附近。墓志呈方形，盖盝顶，长47厘米、宽45厘米，上题篆书“大唐故米府君墓志铭”，四周线刻四神纹饰。志石长48厘米、宽47厘米，阴文行书，共20行，行20～26字，四侧线刻十二生肖图案（图3-32）。墓志中写道：
公讳继芬，字继芬，其先西域米国人也，代为君长，家不乏贤。祖讳伊西，任本国长史。父讳突骑施，远慕皇化，来于王庭，邀质京师，永通国好。特承恩宠，累践班荣，历任辅国大将军，行左领军卫大将军。公承袭质子，身处禁军，孝以敬亲，忠以奉国。
从志文可知米继芬为米国人，系以国名为姓。其父突骑施曾在唐朝为人质，父死后，米继芬仍为人质，并在唐朝任职。米继芬继承其父突骑施的“质子”身份，说明这种两代传承的制度相当稳定，也反映了米国在很长时间里保持着对唐朝的附属国地位，而且米继芬家祖孙三代作为唐朝入仕蕃将受到了任用。
【洛阳花献及妻安氏墓志】
两墓志于2010年底在洛阳东郊出土，现收藏于洛阳碑志拓片博物馆。均为方形。据墓志铭文，安氏葬于长庆元年（821）十月廿二日，花献葬于大和二年（827）二月十六日，夫妇合葬。
花献墓志称其“常洗心事景尊，竭奉教理”，“为法中之柱础，作徒侣之笙簧”，由此可知花献不仅信仰景教，还是非常虔诚的景教徒，是当时洛阳景教信徒中的中坚力量。
洛阳景教经幢的出土，反映了唐后期洛阳景教传播及其信仰情况，揭示了唐后期洛阳景教信仰中的粟特人群体。花献及其妻安氏墓志的出土，提供了一个洛阳景教家庭信仰的个案，再一次印证了唐代洛阳景教的传播情况，景教寺院的存在，证明此时的洛阳也是景教传播的重要地区。
图3-32 米继芬墓志
米继芬的夫人为米氏，不仅说明夫妻都是米国人，而且说明粟特人同姓相互通婚，这既是保存自己民族形态与国家不亡的最佳方法之一，也有可能是王室成员与上层官员之间的政治婚姻，还有可能是共同的宗教信仰使他们婚配。在长安的昭武九姓粟特人后裔多相互联姻，这也是当时流行的“胡俗”。
志文又载：“公有二男，长曰国进，任右神威军散将、宁远将军，守京兆府崇仁府折冲都尉同正。幼曰僧思圆，住大秦寺。”志文中明确记载米继芬幼子是一个景教僧侣，这暗示了其父辈、祖辈必定都是景教徒，至少可以肯定米继芬心目中只有景教崇拜，否则不会允许儿子去做专职的景教僧侣。因为宗教信仰常常是维系一个家庭或一个家族生存延续的精神纽带，人们不会轻易改变自己原有的宗教传统，即是说，米继芬全家都信奉景教，是虔诚的景教徒。
至于思圆所住的大秦寺，很可能就是唐长安义宁坊大秦寺，即大秦景教流星中国碑刊立的地方。因为该寺是贞观十二年（638）唐太宗诏令波斯主教阿罗本所建，不仅是长安最大的景教寺院，而且距米继芬家居住的礼泉坊只隔一条街，斜角相邻，来往非常便捷[36]。
据考证，米国为康国的一部，其地约在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此墓志是反映西域昭武九姓之一的米国和唐朝交往关系的实证，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
【注释】
[1]韩伟：《陕西石窟概论》，《文物》1998年第3期。
[2]韩伟：《陕西石窟概论》，《文物》1998年第3期。
[3]李凇：《一位县令解决文化冲突的一个探索性方案——陕西福地水库西魏佛道混合石窟的图像与观念》，《新美术》2002年第1期。
[4]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安塞县大佛寺石窟调查简报》，《考古》2013年第12期。
[5]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岐山蔡家坡石窟考古调查报告》，《考古与文物》2009年第5期。
[6]西北大学考古专业等：《慈善寺与麟溪桥——佛教造像窟龛调查研究报告》，科学出版社，2002年。
[7]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陕西省志·文物志》，三秦出版社，1995年，第181—182页；常青：《彬县大佛寺造像艺术》，现代出版社，1998年。
[8]李凇：《陕西古代佛教美术》，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99—108页。
[9]王长启、高曼：《西安地区出土北朝晚期佛造像及其艺术风格》，《碑林集刊》（八），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王锋钧：《西安地区西魏石刻佛教造像的类型及特征》，《文博》2011年第2期。
[10]张建林、田有前：《陕北富县发现一批北朝至宋代佛教造像》，《中国文物报》2010年，第4版2月26日。
[11]程学华：《唐贴金画彩石刻造像》，《文物》1961年第7期。(www.xing528.com)
[12]王长启：《西安出土的北魏佛教造像》，《碑林集刊》（六），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
[13]西安碑林博物馆：《长安佛韵：西安碑林佛教造像艺术》前言，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赵力光：《西安碑林藏佛教造像艺术略论》，《碑林集刊》（十六），三秦出版社，2010年。
[14]宋莉：《北魏至隋代关中地区造像碑的样式与年代考证》，西安美术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1页。
[15]李静杰：《佛教造像碑分期与分区》，《佛学研究》1997年第6期。
[16]宋莉：《北魏至隋代关中地区造像碑的样式与年代考证》，西安美术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10页。
[17]杨泓：《造像碑》，《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639—640页，。
[18]张燕：《北朝佛道造像碑精选·序言》，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
[19]〔清〕王昶：《金石萃编》卷三十九《王女晖等造像记》后附“北朝造像诸碑总论”，《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一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第670—671页。
[20]马长寿：《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中华书局，1985年，第6页。
[21]刘淑芬：《灭罪与度亡：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之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60—66页。
[22]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所见的唐代经幢》，《文物》1959年第8期。
[23]贾麦明等：《新发现的唐“开元石幢”及相关问题》，《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5期。
[24]杜文玉：《唐代长安佛教经幢题记与题名研究——以佛教信众的社会结构为中心》，《人文杂志》2012年第6期。
[25]夏广兴等：《佛顶尊胜陀罗尼信仰与唐代民俗风情》，《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26]杜文玉：《唐代长安佛教经幢题记与题名研究——以佛教信众的社会结构为中心》，《人文杂志》2012年第6期。
[27]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陕西省志·文物志》，第254页，三秦出版社，1995年。
[28]宝鸡市考古研究所：《五代李茂贞夫妇墓》，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19页。
[29]冉万里：《隋唐考古》，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77—378页。
[30]路远：《景教与景教碑》，西安出版社，2009年，第12—16页。
[31]〔丹麦〕何乐模著，史红帅译：《我为景教碑在中国的历险》，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75页。
[32]〔丹麦〕何乐模著，史红帅译：《我为景教碑在中国的历险》，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75页。
[33]陈国英：《西安东郊三座唐墓清理记》，《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2期。
[34]朱谦之：《中国景教——中国古代基督教研究》，东方出版社，1993年，第130页。
[35]荣新江：《一个入仕唐朝的波斯景教家族》，《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36]葛承雍：《唐代长安一个粟特家庭的景教信仰》，《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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