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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古代石刻:隋唐时期造像

时间:2023-08-0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再如该遗址出土的另一件有纪年铭文的隋代造像,是这次发现的唯一一件石灰岩质造像,残高15.2厘米。初唐时期的佛教造像,一般仍保留着隋代后期造像的风格,造型多体态壮硕,面相丰满,仍存在隋代佛教造像形体高大、气势宏伟的特征。盛唐时期的佛教造像相当精纯完美,比例舒展匀称,已完全摆脱了隋和初唐时佛像体态略僵板的感觉,动态极为自由活泼。迄今西安地区出土的初唐和盛唐时期的造像,多数在会昌年间遭到损毁,完整的极少。

陕西古代石刻:隋唐时期造像

图3-13 北周观音菩萨立像

隋代造像在造型上继承了北朝晚期的某些传统,造型略显板滞,体躯壮硕,解剖比例不够合理匀称,但也有部分造像在比例上优美合度。如隋代的菩萨像沿袭北周风格,在平顶华鬘冠的造型基础上,使发髻渐出,腹部平缓,体态多显轻盈、秀美。这主要是因为在隋统一前,我国北部部族交错,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生活水平高低不一,反映在佛教造像上就显得良莠不齐。其继承了北齐、北周的特点,混合着南北的不同风格,而向初、盛唐那种富丽华美和健壮丰腴方面发展。如在陕北富县广家寨遗址出土的4件大型佛造像,从其特征及风格看,其雕凿年代应为隋代。其中两尊坐像,两尊立像,三件雕像上还有红、绿彩绘,用不同颜色区分出了衣服的层次关系。如其中一尊坐像,佛像结跏趺坐于方形台座上,左手放于左膝上,右手残,残断处和颈部均有一孔,推测雕像曾经遭到损坏,后经雕凿修复。佛像身穿三层衣服,最里为袒右贴身内衣,胸前系一带,中层穿红色宽袖僧袍,下摆宽大,遮盖住台座前部,最外右肩斜披一件绿色覆肩衣。佛像残高61.5厘米,最下部为将佛像整体安放于像座内的榫卯部分。这些保存下来的彩绘,对于我们研究佛装具有重要的作用(图3-14)。再如该遗址出土的另一件有纪年铭文的隋代造像,是这次发现的唯一一件石灰岩质造像,残高15.2厘米。造像上部已残,但仍可看出是一尊坐像,结跏趺坐于仰覆莲座之上,穿宽大的长裙,腹前有璎珞垂下,左手执物,身体右侧垂下一帛带。台座四面刻有发愿文,时间为“开皇三年”[10](图3-15)。

图3-14 隋代坐佛

图3-15 隋开皇三年纪年雕像

佛教造像艺术魏晋南北朝以来,一直处于从外来形式向中国本土化演变的过程,至唐代终于完成了这一历程,形成了符合中国人审美情趣的、新的艺术风格。纵观唐代造像,已凸显出庄重典雅、雍容华美的气度,造型上更加注重写实,形象生动自然,更具人情味。这一时期的造像,既包括皇家寺院供奉的大型立像、坐像,也包括了民间雕造的中小型佛像。造像题材也更为广泛,不仅有佛像、菩萨像,还出现了单尊天王、力士等圆雕造像。这些造像身躯健美,体态匀称,神情庄和,佛陀的庄严、观音菩萨的优雅、天王力士的威武,充分展示了长安佛教造像艺术的样式和风格。如碑林所藏的唐代释迦立像,高达2米,螺发高肉髻,面部表情自然、恬静,身体丰满匀称,袈裟轻薄贴体,是盛唐时期的典型之作。又如1952年西安东关景龙池出土的唐代观音菩萨坐像,菩萨结跏趺坐于束腰莲座上,面庞雍容,头挽高髻,戴宝冠,冠前有化佛,手执莲蕾,胸前佩璎珞珠玑,帔帛自两臂间缠绕自然搭于台座,莲座下雕刻六组伎乐。菩萨像整体造型丰满华丽,雕刻精致,堪称完美(图3-16)。西安火车站出土的唐残菩萨立像,整体用汉白玉雕成,石质光洁细润。菩萨身姿婀娜,略呈扭动之势,腹部袒露,项饰华美,帔帛自然交错于腹前,腰腹间肌肉微微隆起,形体更趋于女性化,颇具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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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6 唐代观音菩萨坐像

【富县广家寨石刻造像】

2009年7月,在陕西富县张村驿镇广家寨村西北部发现一寺院遗址。因破坏仅残存两道墙基,保存情况较差,但却在遗址上出土了一批北朝至宋代的佛教石刻造像。在发掘过程中,共发现残石刻300多件,包括大型石刻造像、小雕像和造像碑,还有一些建筑材料和古钱币等。除了一件青石质的小型造像外,其余均为砂石质。在一些造像及造像碑上,还发现有明确的纪年文字。

从甘肃庆阳到山西大同一线,是佛教传播的重要通道。广家寨遗址正位于这条重要的通道上,同时,出土的大量的文物,特别是造像和造像碑数量较大,风格多样,延续时间长,是目前已知陕西地区考古发掘出土造像最多的一次,对于研究陕北地区的佛教传播、宗教信仰等都有重要意义,也为陕西地区的佛教考古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1959年,在西安东北隅唐安国寺遗址出土的一批唐代密宗石刻造像,可谓唐代造像中的精品。这一组造像共11尊,有宝生佛、文殊菩萨、不动明王、马头明王、金刚造像等[11]。这批造像严格按照密宗造像仪轨进行雕刻,形象各异,造型生动。如不动明王像,明王呈忿怒相,坐于岩座之上,发髻高耸,独辫垂向左肩,右手持慧刀,左手持羂索,形象威猛。马头明王则为三头八臂,三头均显忿怒相,头光正中有一马头,已残缺;八臂或做手印,或执法器。工匠根据造像规制的需要将多头、多臂巧妙安排,使之井然有序又富于变化。文殊菩萨坐像,菩萨结跏趺坐于束腰仰莲座上,姿态优美,饰物华贵,又不失清秀典雅。这批密宗造像雕刻水平极高,有的造像上还残存有彩绘、描金的痕迹。根据造像的组合来看,应是当时在寺院按曼荼罗设坛供奉之像。印度密宗自唐初传入中国,至开元年间经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等人设坛传法,形成密宗一派,并逐渐隆盛,但长安地区遗存下来的密宗造像数量并不多,仅有个别单体造像出土,如西安西郊空军通讯学校出土的唐十一面观音头像[12]等,因此,这批藏品是研究唐代密宗造像弥足珍贵的资料[13](图3-17)。

西安出土的唐代造像主要是初唐和盛唐时期的,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初唐时期的佛教造像,一般仍保留着隋代后期造像的风格,造型多体态壮硕,面相丰满,仍存在隋代佛教造像形体高大、气势宏伟的特征。但同时也存在头大身小、比例失调、姿态僵直的欠缺。在服饰上,佛、菩萨与前期没有多大变化。盛唐时期的佛教造像相当精纯完美,比例舒展匀称,已完全摆脱了隋和初唐时佛像体态略僵板的感觉动态极为自由活泼。中、晚唐时期,大唐帝国由盛而衰。佛教造像也陷入了因袭成规,表现为柔媚纤丽或萎靡无力。迄今西安地区出土的初唐和盛唐时期的造像,多数在会昌年间遭到损毁,完整的极少。中、晚唐时期的造像本地鲜有出土。

图3-17 马头明王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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