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岐山蔡家坡石窟：初唐至盛唐时期石窟造像的典范

（1）宜君福地石窟

原位于宜君县五里镇福地村东的福地水库的中心岛上，距县城约15公里，现已搬迁至宜君县文化馆。开凿于西魏大统元年（535），是目前所知南北朝时期唯一的，也是我国最早的佛教与道教混合造像的石窟。现仅存一窟，宽1.67米、深1.3米、高1.35米。四壁均有造像，正壁及左右壁各有一主龛，另有若干小龛和其他图像。

正壁（即后壁）左右分为三部分：中间为佛龛，龛左为长篇发愿文，龛右为像主像。佛龛为尖拱形，中央为坐佛，佛结跏趺坐，双手结禅定印。佛左右各立一胁侍菩萨，足踏莲花座，手持净瓶和宝珠。佛龛左侧长篇发愿文，大约有数百字之多。佛龛右侧为像主像，上下分为三排：中间为像主夫妇坐像；下层为像主骑马像共4人；上层为6个动物，从左至右为：兔、鹳、蟾蜍、鹳衔蛇、大公鸡。

右壁为道教题材，主龛为尖拱形，中间为太上老君坐像，左右各立一胁侍真人，二真人服饰动态相同。龛下左角刻一供养人，面前有一博山炉，供养者面对老君跪拜。龛沿之上刻有十个半身正面像，十像衣饰动作相同。十像之上刻有七身伎乐飞天，各持乐器。伎乐飞天均为坐姿。主龛右侧的图像分为上下四排，由上而下为：第一、二排均为双坐像龛，龛中像均为正面端坐；第三排为二男二女像；最下排为三位正面而立的供养人像。二男一女均有榜题：“道士吕清黑”、“道民功曹孟永兴”、“妻白颜容”。主龛左侧有些残损，图像上下分为三排，由上至下：第一、二排均为单坐像龛，两小龛之下为供养人像，最下层有“香火”、“典录”等字。

左壁下半部已毁，上半部完好。中央开有一大龛，尖拱顶，龛中主像已不存。其左右各有若干小龛，右存三排，左存二排，每排二龛；主龛上方亦有一列小龛，现存六个龛，均为尖拱形，单尊坐像。左壁内端（近正壁处）开一略大龛，尖拱顶，龛中刻思维像一尊。龛上的角落刻有山峦，山中有三只动物：一对梅花鹿和一只猴。

前壁左侧已毁，仅存右侧局部，刻有供养人姓名。从现存状态看，各壁的图像风格、造型和凿刻手法都表现出一致性，各壁的图像关系也十分协调，显示为一个经过统一安排的整体。石窟规模很小，应属一次性完成^[3]。

（2）安塞大佛寺石窟

位于安塞县真武洞镇（县城）真郊村委会滴水沟自然村。大佛寺又称崇庆禅寺或大佛禅寺。洞窟开凿于南北向的龙隐山脉帐子沟与石蛤蟆沟间长约400米的崖面上，西临延河与延靖公路。大佛寺现存南北向排列的石窟6座。

大佛寺石窟的平面形制有三种：1、3、4、6号窟为方形，2号窟为马蹄形，5号窟为凸字形。龛的形制有方形、梯形、尖拱形、圆拱形。造像组合有一佛二菩萨、一佛二力士、一佛二菩萨二弟子、一佛二菩萨二弟子二力士等形式。1号窟入口雕刻二力士，窟内各壁面风化严重，但主要造像为一佛二菩萨。2号窟为大像窟，圆雕一佛二力士，但力士脚下莲座后还各有一莲座，可能最初打算雕刻一铺五尊，但尚不确定大佛与力士及两个莲座是否为同期雕造。从残存造像看，3号窟各壁面浅浮雕整齐排列有小坐佛，应为千佛窟，主佛面部瘦长，裙摆繁缛，掩盖双足与双腿。4号窟外壁主要为一佛二菩萨的小龛，窟内部三个壁面基本为佛传故事，如树下思惟、树下诞生、步步生莲、九龙浴太子、阿斯陀占相、降魔等，还有释迦多宝并坐（图3-2a、b）。1号至4号窟尽管内容有差异，但是人物的服饰、外貌都表现出北魏晚期到西魏初期的特点。5号窟的造像风化严重，推测应为一铺五尊，年代当在北朝晚期。6号窟正对入口为一铺七尊浮雕。主尊圆肉髻，长方脸，细颈。菩萨与弟子均方脸粗颈，两侧力士身体作S形扭曲，时代也应在北朝晚期。

图3-2a　安塞大佛寺4号窟西壁步步生莲、九龙浴太子、阿斯陀占相（从左至右）

图3-2b　安塞大佛寺4号窟西壁释迦降生

大佛寺石窟群整体年代应为北魏晚期至北朝晚期，个别为隋唐及稍后时期。早期的造像风格、服饰、外貌特征与云冈石窟第二期有明显的传承关系，与关中地区造像差异较大。除了佛教造像，3、4号窟顶部也出现了龙、雷神、天人等中国传统文化因素^[4]。

（3）岐山蔡家坡石窟

位于岐山县蔡家坡镇宋家尧村的西侧，现处于西北机器厂家属区内北侧的断崖上。共有较大的窟龛五座，另有小型浅浮雕造像龛10处，杂处较大窟龛之间或近旁。

五座石窟可分为三类：大像窟、洞室佛殿窟、龛式供佛窟，前两类与后一类分属不同时期。1号窟是一座大像窟，主尊立佛造型高大，形体瘦长，肉髻较高，面部和颈部瘦长，所着通肩袈裟下摆宽大。两侧壁的浅浮雕菩萨立像身形更为修长，发髻高束，肩部可辨有较宽的披帛。三尊像虽面目五官及着装衣纹均不清晰，从总体造型仍可看出有北朝早期造像特点。3号窟系洞室佛殿窟，窟内造像粗糙简拙，千佛小像更为简单，仅具轮廓。造像比例失当，往往上半身过长，造型清瘦，面部及颈部尤为明显，与关中地区北魏造像碑多有相似，特别是与现藏于耀县药王山博物馆的姚伯多造像碑（北魏太和二十年）上的造像颇为相似，应当是关中北魏时期佛教造像地方特色的表现（图3-3）。

图3-3　蔡家坡三号窟

2号窟、4号窟的窟形、造像组合、造像风格基本一致。窟平面呈长方形，属深龛式窟，窟门有圆拱形或尖拱形的窟楣。窟内后壁在较高的台座上浮雕一佛二菩萨二弟子，台座前浮雕供养人及香炉，两侧壁为两菩萨和两天王，窟门外两侧壁浮雕力士。造像比例匀称，衣纹密集而流畅；佛座为束腰叠涩座，背光略呈舟形；菩萨、天王、力士身体作“S”形扭曲，天王、力士表现出较强的动感。这些均显示出初唐至盛唐之间石窟造像的特征。5号窟虽与2号窟、4号窟略有区别，总体特征相去不远，应为盛唐时期作品（图3-4）。

图3-4　蔡家坡四号窟及其西壁

蔡家坡唐代石窟的发现无疑扩大了关中地区北朝至唐代石窟造像的分布区域，丰富了关中佛教造像的资料，对于认识北朝至唐代佛教在关中地区的传播有着重要意义^[5]。

（4）麟游慈善寺石窟

位于麟游县城东约5公里处漆水河“几”字形洄湾的西面和南面崖面上，共有石窟3座，造像龛10个。开凿年代约在北周至唐代晚期。

1号窟开凿于西崖最北端，坐西朝东，平面为马蹄形，窟顶近平。内雕三尊大像，正中主尊坐佛面东，左右两侧开浅龛，内雕坐佛各一尊，分别面北和面南。窟内有北宋大观四年（1110）及明嘉靖十五年（1536）题记两处（图3-5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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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a　慈善寺1号窟

图3-5b　慈善寺1号窟左侧坐佛局部

2号窟位于1号窟南侧，北距1号窟9.5米。窟顶近平，后壁较直，两侧壁外弧，窟口内收，平面呈马蹄形。窟内正中雕一尊立佛大像，面东。左右两壁下部各开一大龛，上部各开一小龛。左壁大龛内雕一佛二菩萨像，面南。右壁大龛内雕一佛二弟子像，面北。左壁上部小龛无雕像，右壁上部小龛有一菩萨立像。窟内外有铭刻三处。

3号窟位于2号窟南侧，北距2号窟1.5米，为一未完成石窟。窟口略呈弧顶横长方形，窟顶沿后壁弧形斜下，窟内平面呈长方形。在后壁中部，距窟底130厘米处有一后代补开的方形龛，在该龛后壁又有一梯形龛，龛内高浮雕一尊坐佛像，面东。

10个小龛高60～272厘米不等，平面多呈方形，内雕造像组合有一佛二菩萨、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两种^[6]。

（5）彬县大佛寺石窟

彬县大佛寺系唐太宗李世民为纪念他指挥的邠州浅水原大战和五龙坂大战中阵亡将士而建，初名“应福寺”；北宋仁宗为其养母刘太后庆寿时改名“庆寿寺”；明代以后至今称“大佛寺”。该寺位于彬县城西10公里的清凉山下，石窟依山雕造，现有洞窟107个，其中有造像的洞窟19个，内有造像1500尊左右。

窟平面呈平圆形，南北13米，东西28米，窟底周长74米，顶高25米。窟内主像为一佛二菩萨。大佛居中结跏趺坐，肩宽体厚，高约20米。上部穿窟室中心而上，佛两旁菩萨头戴宝冠，衣着华丽，身高均达15米许，故俗称“丈八佛”。窟壁为佛龛，均雕刻大小佛及菩萨等造像。窟前有护楼三层，可以登临眺望。此窟规模宏大，造像雄伟，雕饰富丽，技巧精湛，令人叹为观止。

大佛发式做螺髻状，方面，垂耳，披衣袒胸，腰下系结佩戴两条，盘腿端坐在莲台之上；佛的左手着膝，右臂上弯，手掌向内，手指微屈，做说法状。全身姿态自然，肌肉丰满，面相端严。背景就崖雕刻而成，在靠近大佛的头部周围浮雕坐佛七尊，边缘围绕19个飞天，是极富装饰性的精美雕刻。佛身健硕雄伟，所谓“一指之大几为腰”，寺因此而得名（图3-6a、b）。

图3-6a　彬县大佛寺大佛

图3-6b　彬县大佛寺大佛局部

大佛窟西侧为“罗汉洞”窟群，西北排列四个小石窟，各窟大小不一，西起第三窟壁上浮雕经变故事60余幅，并留有唐、宋以来游人题刻；其余三窟，各有立体石佛及菩萨造像数尊不等，优美生动，雕工细致。其东为另一窟群“千佛洞”，东西向排列三窟，中略小，其余两窟较大，均呈方形。壁间浮雕300余幅，另有少量佛造像和菩萨，栩栩如生。大佛寺石窟是陕西省现存最大的一座石窟，其开凿年代在北周至唐代中期^[7]。

（6）铜川药王山摩崖造像

药王山位于铜川市耀州区东2.5公里处，俗称东山，山上有五峰，顶平如台，又称五台山。又因为它是初唐时期著名医学家孙思邈的隐居之地，孙思邈被民间尊奉为“药王”，故此地又称药王山。

铜川市耀州区位于关中通往陕北的咽喉之地，也是关中平原和陕北高原的衔接过渡地带，历来为佛教和道教所重视。北魏以来就有佛教活动。据清嘉庆修《耀州志》，州西十五里有延昌寺，临涧谷河建，自北魏延昌公主始。“公主持戒行，结庵于此，手塑万佛，人遂称万佛寺。宣武帝时屡诏公主归，坚辞不赴，卒葬于大唐山下，陵号曰延昌。”州北三里还有始建于北魏的龙华寺，“隋仁寿中建阁，覆弥勒，像高二十余仞”，故名“大像阁”。唐代改名为“神德寺”，宋代宣和年间因兵火阁废。

药王山摩崖造像位于药王山的东南隅，在东西长20余米的山崖上凿有20多个佛龛，其时代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北周（隋初）、唐代、金代，而以唐代居多。北周的造像只有弥勒菩萨坐像一龛，雕刻精致华美。唐代造像题材丰富多样，而以立菩萨像最具特色。金代造像造型独特，与众不同。从崖面布置看，似乎是呈从东向西发展的趋势，由于延续时间较长，没有统一的设计规划^[8]（图3-7）。

图3-7　药王山石窟

【佛教造像的长安模式】

长安及其周围地区，至迟在北魏时期就已经开始出现佛教造像。但与北魏统治中心的大同和洛阳相比，这一时期的长安地区基本不见皇家贵族造像，而以民间造像为主。小型石窟和具有浓厚乡土特色的造像碑是主要的造像形式。

隋代和唐初（唐高祖武德年间和太宗贞观前期），长安成为统一后的王朝首都，加之从隋文帝开始崇佛风气日盛，皇家贵族的造像开始出现。从现存的这一时期长安及其周围地区佛教造像资料看，皇家贵族的造像存在着两个流派：一个是北齐风格的流派，一个是北周风格的流派。这一时期长安地区的佛教造像虽然比较发达，但并没有形成一个具有统一的显著风格的模式，更没有对全国的佛教造像艺术的变化产生重大影响。

经历了隋末唐初的战乱，唐王朝的政权逐渐得到巩固。贞观后期，唐太宗一方面定道教为国教，另一方面也开始崇尚佛教。玄奘于贞观十九年（645）从印度取经回到京师长安，受到太宗高度重视，并亲自安排玄奘居长安弘福寺翻译佛经。高宗一世，更是崇尚佛教。因此，长安地区的佛教和造像艺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造像风格的变化不仅表现在佛像上，更明显地表现在菩萨像上。菩萨像上身袒裸、体态丰满、婀娜多姿的新样造型，一改北朝以来菩萨像注重装饰的传统，开创了表现形体美的高潮。这种新样菩萨像应是模仿印度女性化菩萨像的样式并加以中国化的结果。体态优美的菩萨像和同样注重表现形体美的佛像及其他造像的出现，开创了盛唐造像风格。这种开创了盛唐造像艺术先河的新的造像模式，被称之为“长安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