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古代石刻：基本特征及时代特征

陕西古代石窟寺的基本特征是，大型窟少，小型窟多；群体窟少，单体窟多；大体量造像少，小体量造像多；北朝、隋唐石窟少，宋代石窟多；长期连续雕凿的窟少，时代单一的窟多；关中及关中以南的窟少，陕北地区的窟多；组合复杂的少，题材简单得多^[2]。

北朝时期，陕西石窟造像没有统一明确的面貌，所造石窟大多以小龛平面造像为主，但同时也出现了较大型的石窟，如安塞县的大佛寺石窟。这一时期是陕西石窟的开创时期。

隋代至唐初，陕西结束了小型造像为主的佛教造像阶段，开始了较具规范的摩崖造像和凿窟造像的第二阶段。这个时期的造像，在题材、某些造像法则和手法运用上，带有明显的传统色彩。如彬县大佛寺的三世佛题材、佛座下部繁密的衣褶、佛的坐式、手印等，都具有浓郁的北朝遗风。从铜川耀州区药王山摩崖造像的弥勒，还可看到逐渐由平面雕刻向立体雕刻的过渡，反映出典型的秀骨清像风格。

西藏地区石窟，多不具造像的禅窟和僧房窟。摩崖龛像分布较广，题材多释迦、弥勒、千佛、十一面观音和各种护法形象；并多附刻六字真言。以上窟像的雕凿时间，大都在10世纪以后，即藏传佛教所谓的后弘期。

初唐的麟游慈善寺受到了庆阳北石窟寺、麦积山石窟及天龙山石窟等造像的影响，但其主要影响来自龙门石窟风格，这是从北朝向唐初转变时期的特色。北窟较为传统，如三世佛的题材、佛的姿态、手法服饰等，但造型语言带有尖、方、薄的特点。五官刻画上，既别出心裁，又有传统遗风。衣纹已脱离北魏的阶梯式而发展成为硬棱边了。在衣纹与手臂处理上，极下功夫，采用浅浮雕与高浮雕的结合，整个造像显得博大豪迈，透出一种充满信心、蓬勃向上的乐观情绪。在艺术形式上，南窟的阿弥陀佛更流露出一种威严浑厚的意味，脱离了西域模式而成为中国式的范型，实际是努力塑造庄重仁慈、无上权威的帝王形象。在造型上，以增强的圆浑感使造像有了一定的“厚度”。圆式衣纹显然是按照现实生活中之衣纹起伏状态而雕刻的，反映了写真的风格，也影响了后世衣纹表现的手法。可以说，慈善寺造像衣纹、五官刻画已形成成熟而规范的作风，给北方造像的表现手法以极大影响力。在题材上，身着双领下垂式服装的坐佛及近似女性的菩萨，尽量给人一种亲切感觉，表现了这个时期造像的魅力。(www.xing528.com)

与中原地区风格一致的例子，是彬县大佛寺的窟顶上部和明窗附近的小龛造像，说明京城附近石窟造像已完成唐初转变过程，尤其是大佛坐式、手印、服饰、菩萨的姿态、手势等完全是初唐特有的样式。就彬县大佛寺来说，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体现出无比的庄重与威严，完全是一副帝王面孔。这就是带有强烈民族性的佛与菩萨的理想偶像，标志着陕西初唐石窟造像艺术的发展高度。

武周时期的陕西石窟造像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最流行的题材是披袈裟的弥勒佛，另外则是地藏菩萨和观音菩萨。观音一般是立像，站在佛旁或单独出现，地藏一般是舒相座，有较多的菩萨使用梗莲座。造像分大中小三种规格。中等则多为等身像，与真人大小一样，姿态上力图打破传统模式，大胆追求自然状态。尤其S形曲线出现，以夸张飘带增强律动感，改变了滞重造型模式，给雕塑注入了灵性。这个时期的造像，无论是动作、相貌、服饰各方面，都倾向靠近现实生活，而且多样化了。同时，大幅长篇发愿文也在此时出现。造像趋于精巧，讲究肌肉结构，尤其重视腹部与双手的刻画。具有健康活力女性化的倾向愈来愈强烈，更是本期特色。造像主要为达官权贵，或即为武氏家族开凿，反映了陕西大型石窟与皇室权力的密切关系。正因为如此，才使陕西石窟造像达到了一个辉煌境地。

武周时期以后，造像题材出现了一铺九尊的组合形式，即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二力士，形成了最完善的造像阵容。同时，单体观音立像也较为流行。在造像风格上明显地由瘦向胖发展，雍容大度的贵夫人型菩萨，成为风靡一时的造像时尚。这和开元天宝时期以妇女的健硕丰满为世人崇尚的审美观是吻合的。而从这时起，佛教造像已进入一种具有稳定的风格阶段，地域性的特点淡化消失，统一的风范蔚然形成。然而直到晚唐五代，随着李唐王朝的衰败及经济中心的转移，陕西再未出现大规模造像活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