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2-29 徐君夫人菅洛墓碑
（1）菅氏夫人墓碑
刻于西晋永平元年（291）。碑高59厘米、宽25厘米。碑阳并阴都刻有文字，正面11行，满行16字，阴面刻文7行，行10字。碑首为圆形，上刻三条弧形晕线，边晕下端刻有简单的螭首形状，当系由汉碑形制蜕变而来。在圆形的碑额内刻“晋待诏中郎将徐君夫人菅氏墓碑”。碑身正面刻有死者行状、葬地年月，碑阴刻铭文。属碑形墓志（图2-29）。
魏晋时期，禁立墓碑，但悼念表彰死者习俗当时已深入人心，不能立碑而想办法制作小型墓碑埋于墓中，菅氏夫人墓碑即是一例。由这些小型墓碑，后逐渐演变成墓志形式。因此，可以说这块墓碑是墓碑与墓志中间的过渡式样，为研究碑志的演变过程，提供了参考资料。现存于西安碑林博物馆。
（2）吕他墓表
刻于后秦弘始四年（403）。20世纪70年代出土于咸阳市渭城区密店镇东北原畔。墓表砂石质，圆首带座。通高65厘米、上宽32.5厘米、下宽34厘米、厚9厘米；表座长55厘米、宽39厘米、高10厘米（图2-30）。表身与座有榫卯相套。墓表额题“墓表”二字，表文6行，行7字，全文如下：
图2-30 吕他墓表
【异形墓志】
墓志的形制，大多呈方形，少数为长方形，还有个别特异的形制，如《菅氏夫人墓碑》、《吕他墓表》均为碑形，李寿墓志为龟形。
另外，在安康地区还发现几件清代的异形墓志。如出土于白河县清道光十三年（1833）黄母王、莫二氏合葬瓷墓志。瓷志见诸著录的只有三件，且皆在南方，出土于北方的仅此一件。出土于旬阳县的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祝方厚墓志，盖内凸起，志面凹下，可套合，盖内面与志面均镌有志文。出土于汉阴县的光绪十六年（1890）谢氏墓志为长条形，前后两块字母口套合，石下有榫，与方砆相接。这些都是研究墓志形制发展的实物资料。
弘始四年十二月乙未朔廿七日辛酉，秦故幽州刺史略阳吕他葬于常安北陵，去城廿里。
《吕他墓表》形如缩小后的碑，是墓志在形成过程中的一种早期形态。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
（3）杨颖墓志
刻于北魏永平四年（511）。此志呈四方形，无盖，高51.5厘米、宽48.4厘米。文24行，行22字。1962年出土于陕西省华阴县西五方村（图2-31）。
据墓志载，杨颖字慧哲，是“汉太尉震之十二世孙，晋尚书令瑶之七世孙，上谷府君珍之曾孙，清河府君真之孙，洛州史君懿之第三子，杨播之弟，官至华州别驾，曾以文才著称于世”。此记载与《魏书》、《北史》均合。
志文书体楷法笔致劲拔，多用别字，别具情趣。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4）李寿墓志
此墓志形制特为别致，兽首、龟身、四足趴伏在长方形座上，高64厘米、宽96厘米、长166厘米。从志石初出土残存的颜色看，全身像彩绘贴金（图2-32a、b）。
图2-31 杨颖墓志局部(www.xing528.com)
图2-32a 李寿墓志盖拓片
图2-32b 李寿墓志拓片（局部）
这块龟志是以龟背作盖，中减地阳刻“大唐故司空公上柱国淮安靖王墓志铭”16字篆书，志文31行，满行37字。志文楷书，笔画清秀，无撰、书人姓名。墓主李寿，字神通，是唐高祖李渊的从弟，官封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淮安郡王，死后诏赠司空。
墓志四边饰龟甲、联珠、蔓草等花纹，整体显得庄严华丽。龟形墓志历来罕见。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
（5）上官婉儿墓志
刻于景云元年（710）。2013年八九月间，出土于咸阳市渭城区北杜镇邓村。墓主人为唐代著名女诗人、政治家上官婉儿。墓志青石质，正方形，出土于墓葬甬道中。志盖盝顶，高75厘米、宽73厘米、厚12.5厘米。顶面正中阴刻篆书“大唐故昭容上官氏铭”，文3行，行3字。顶面四周和四侧减地线刻牡丹纹带。四刹在整体联珠纹框内各减地线刻瑞兽一对，以牡丹花结为中心相对腾跃，形象特征统一为体表有斑纹，扫帚尾。上刹面瑞兽形似虎，脑后至项上长鬣飘拂；下刹面瑞兽与上刹面瑞兽基本相同，唯头顶生一对细长的角；左刹面瑞兽形似马，头顶生角，脑后至项上长鬣飘拂，肩部附有绶带形小翼；右刹面瑞兽形似鹿，头顶弯角分杈，无鬣，肩部附有绶带形小翼。志石高、广皆74厘米、厚15.5厘米。画细线棋格，阴刻正书32行，满行33字，共计982字。四侧在整体联珠纹框内减地线刻十二生肖，衬以缠枝忍冬纹。生肖皆为动物形象，生动写实。志盖四刹和志石四侧的线刻图案造型优美、錾刻精细，在唐代墓志线刻装饰图案中属难得的上乘之作（图2-33）。
图2-33 唐昭容上官氏墓志盖及墓志拓本
墓志明确记载了上官昭容的世系、经历、死因、葬地等具体信息，是有关上官昭容的第一手历史资料，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现藏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6）井真成墓志
刻于开元廿二年（734）。2004年春，西北大学历史博物馆征集。墓志汉白玉质，呈正方形，边长39.5厘米、厚10厘米；盖为覆斗形，青石质，边长37厘米、厚7厘米。盖顶篆书“赠尚衣奉御井府君墓志之铭”，盖志四侧均无纹饰。志面有线刻界格，阴刻楷书12行，行16字，共171字（图2-34）。
井真成墓志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的唯一一方唐时日本人墓志。它的发现，弥补了史书研究遣唐使者团及日本留学生资料的不足，对唐代政治、经济、对外文化交流，特别是中日关系史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17]。
图2-34 井真成墓志盖及墓志拓本
图2-35 苏谅妻马氏墓志拓本
（7）苏谅妻马氏墓志
唐咸通十五年（874）刻。1955年出土于西安市西郊土门村附近。志石略呈方形，高39.5厘米、宽35.5厘米、厚7厘米（图2-35）。墓志为汉文和波斯（伊朗）婆罗钵文（或译作巴列维文）合刻，以婆罗钵文为主，6行横书，下部为汉文，7行竖书，文曰：
左神策军散兵马使苏谅妻马氏，己巳生，年廿六，于咸通十五年甲午岁二月辛卯建廿八日丁巳申时身亡，故记。
从婆罗钵文译文可知，苏谅及其妻马氏为祆教徒和侨居唐朝的波斯人。苏谅的官职是“左神策军散兵马使”，婆罗钵文称作“神策军骑长”，神策军是一支由宦官掌握的强有力的军队，后来实际上成了皇帝的禁军。苏谅身为祆教徒和外国人，能任此要职，足证其是深受唐王朝信任的。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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