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墓碑的辉煌：社会背景、名臣纪念及销售模式

唐代墓碑的辉煌，得益于良好的社会背景。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支持与投入使墓碑的文化价值、使用价值、艺术价值等达到了历史的极致。

（1）帝王重碑，参与写碑，御制墓碑兴盛

唐代涌现了一批由皇帝亲自撰文，或书丹，或撰文与书丹都出自皇帝之手，或由皇帝降旨敕建的御碑。唐太宗李世民在一些功勋卓著的名臣去世后，亲自撰写碑文纪念、表彰，如名臣魏征的墓碑为唐太宗亲自起草并书写。继后的几代帝王如高宗、睿宗、玄宗、肃宗、代宗及窦后、武后和诸王等对书丹立碑极为爱好和重视。唐高宗李治为李勣作碑，亲撰了《明征君碑》等。唐睿宗李旦，亲撰了武则天之母杨氏的《顺陵碑》。唐玄宗李隆基为大臣作碑颇多，如《一行和尚碑》、《阙特勤碑》、《忠宪公裴光庭碑》等。陪葬睿宗桥陵的梁国公主墓碑、鄎国公主墓碑（图2-18）、金仙公主墓碑，均由唐玄宗撰文。

帝王参与写碑，使写碑、刻碑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在墓碑上留下撰文、书刻者姓名成为一项高雅而庄重的事情，逐渐形成了墓碑的高规格体例。

（2）著名文士、书法家和刻手的参与，增加了墓碑的艺术价值

图2-18　鄎国公主碑局部

上有帝王亲自写碑著文的所好，下有无数人撰文、书碑、刻碑的所效，乃至著名文士、书法家、书刻家高手辈出。撰文者有唐初知名文人岑文本、令狐德芬、许敬宗、李义府、于志宁、上官仪、刘祎之、崔行功、郭正一、刘宁等。被列入“唐宋八大家”的大文学家韩愈和柳宗元都写过大量碑文和墓志铭。那些出自大文学家、大诗人、大学者之手的碑文、墓志，极具文采和思想性，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值得重视的一种文章品类，具有独特的价值和重要地位。

书碑高手更多，先后涌现出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梁升卿、钟绍京、殷仲容、高正臣、王行满、赵模、欧阳通、颜师古、李邕、颜真卿、李阳冰、张旭、蔡有邻、瞿令问、季康、袁滋、史惟则、韩择木、柳宗元、勤行、王士则、柳公权等等。书体风格多样，或清秀端庄，或瘦硬飘逸，或遒媚多姿，或劲拔不羁，无不精整可喜，别具一格。(www.xing528.com)

同时也孕育和造就了众多刻碑高手，初唐时期名留青史的主要有万文韶、安祚、范素、朱静藏、赵文素、韩神威、朱罗门、张敬、徐思忠、赵礼等；中唐时期的黄仙鹤、史子华、诸廷诲、解崇元、郭卓然、侯慈敏、张昂、史华、栗光、魏青海、强琼等；晚唐时期有李叔齐、韩特、邵建和、邵建初、宋宏度等^[11]。

唐代墓碑数量众多，文学底蕴深厚，书法精妙，雕刻精湛，可谓撰、书、刻皆名流，呈现出墓碑艺术化的繁盛局面。

（3）唐代墓碑在“凶肆”中进行销售，名人碑文润格不菲

唐代政府机构专门设置了陵墓石刻以及明器制作的管理部门——甄官署。更有专门的作坊生产各类供殉葬用的明器，并通过专门的店铺进行销售，这种店铺当时称之为“凶肆”。专门经营丧葬用品，碑志铭文也算作明器的一种，都在这些“凶肆”的经营范围之内。凶肆出售的志文虽然无法和名家相比，有时还免不了抄袭、雷同，但对于一些下层官吏、平常百姓来说，由于社会地位较低，经济又不很宽裕，一般无力出高价购买文人志铭，凶肆价格相对低廉，所以也有很多人光顾。

许多达官显贵为了请著名的文人学士撰写碑文，或杰出的书法家书碑，甚至登门求索碑文墓志，不惜出巨资，支付高额“润笔费”。稍有家底的人都会请人写碑文^[12]。所有这些因素，都促使墓碑的流行与兴盛。

【唐朝的天价稿费】

唐宪宗时的大将韩弘，这人特能打仗，也特有钱。著名写手韩愈写《平淮西碑》，在碑文里猛夸了他，韩弘很高兴，一次寄给韩愈500匹绢。按《中国物价史》中的物价折算，韩愈一篇文章就拿了近20万元稿费。《平淮西碑》全篇只有1505字，算下来每个字至少132元。

跟韩愈同时代的另一位著名写手皇甫湜给唐宪宗时的宰相裴度写过一篇碑文，裴度按一个字3匹绢的标准支付稿费，皇甫湜嫌少，裴度只好升到一个字6匹绢。折算稿费，等于把皇甫湜的稿费标准涨到了一个字234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