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古代石刻：师法自然，反映历史与地域风格

（1）对称布局的装饰效果

陕北地区的汉画像石墓，以纯石结构者居多。但是，这种墓仅墓门、后室门或耳室门用规整的石材来构筑，室壁和室顶均以加工成长方形砖状的石片砌筑而成。因此，这类墓实际上是一种模仿砖石混合结构的纯石墓。这种墓室结构特点，决定了陕北汉画像石墓的图像配置规律，即全部图像毫无例外地刻画在墓门、后室门或耳室门的门楣、门柱和门扉部位。因为所有的墓门都是由横楣石、左右门扇、左右门框组成的，所以尽管两个门扇、门框刻绘的物象不尽相同，但构图的大小比例、各部分的疏密搭配绝对是均衡对称的。

对称装饰效果不仅体现在整个墓葬镶嵌画像石的布局上，同时也是单块画像石的表现手法之一。现以大保当M20的门楣画像石为例，画面分为上下两栏，上栏为绶带穿璧纹，绶带呈菱形交错，穿插圆形璧内，两端纹饰与门柱图案相接。下栏中部刻绘一庑殿式建筑，建筑顶部以朱线勾勒轮廓，以斜线表示瓦脊。屋内端坐三人，左为一妇人，右为一男子，二人应为墓主人夫妇，中间一人应是其先祖之像。建筑两侧为对称的嘉禾、羽人骑神鹿和天马。画面下栏左右两端与门柱上端相连接刻绘两怪兽。左边的为牛头人身，右边的为鸡头人身。整幅画面以上栏中间的玉璧和下栏的屋顶为对称，房屋内的三人也是以中间的小人为对称（图1-56）。总体而言，陕北汉画像石追求大布局的对称美观与小细节的生动活泼，具有极强的装饰效果。

（2）繁复华丽的边饰花纹

陕北汉画像石构图上最突出的特点是极为发达的装饰花纹带。其门柱、门楣主体图像的外侧，多饰以二方连续的蔓草状流云纹装饰带，由于有大量飞腾的仙禽神兽穿插其间，这种灵活多变的流云纹具有浓厚的神秘感。而且，这种装饰纹带使用之广泛和所占面积之大，几乎达到了喧宾夺主的程度。

图1-56　对坐图

陕北汉画像石上，用边框将主体画面与装饰画面分成上下（楣石）或左右（竖侧石）两部分，幅面比例几乎各占一半。从内容看，外框画面既是对整个画面的装饰，也可以理解为人们对幻想的神仙世界的描绘，以及对生活中所看到的各种自然景观和物象的描绘。就整体画面来说，产生了强烈的装饰效果，故而称之为边饰。不少画像石上，匠师们在这占据较大画幅的边饰上刻画卷云蔓草、枝柯树叶、帷幔、绶带穿璧、直线和曲线组成的几何纹、变形的龙和螭龙等。这些纹样，有的组合成规则的二方连续或四方连续图案，有的自由洒脱，变幻无穷。神话传说中的各种神仙鬼怪、祥瑞征兆或穿插、奔驰于缭绕的卷云中，或隐藏于盘曲的藤蔓、枝柯和卷草中，有时这些灵禽瑞兽与卷云蔓草贯穿在一起，使那翻卷飞动的云朵、云絮呈风卷云涌之势，卷出了飞禽，涌动着走兽，朦胧神秘，变化莫测。

（3）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手法

在艺术表现手法上，陕北地区的画像石堪称为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作品。有了这些画像石，地下墓室就不是一个永远与世隔绝的幽灵之所，而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充满生命和活力的，由天上、仙山、人间、地下所构成的完整的宇宙世界。在描写天上、仙山、人间等不同环境的事物时，工匠们采用了不同的艺术表现手法。

如对于东王公和西王母所在的昆仑仙境，就极其充分地表现了浪漫主义的幻想，并注入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生命的热爱。不论是捣药的玉兔，还是击节起舞的蟾蜍，或是嬉戏驰走的仙禽神兽，无不充满灵性。仙界是那样亲切、温馨，毫无可望而不可即之感。而对于人们熟悉的现实生活，如狩猎、耕作等，其作品中则充满了真实感。总体来说，师法自然，取材生活的现实主义倾向，是陕北地区画像石艺术的主流。

陕北地区的汉画像石，既带有统一的时代特征，又具有鲜明的地域风格，是反映东汉时期当地社会生活的一幅生动的历史画卷。其题材内容突出地表现了当地的历史环境和农牧兼营的经济特点，画像雕刻与表现手法又反映了地处边陲的粗犷风格和艺术特色。在全国的汉画像石中，堪称一朵独特的奇葩^[32]。

【注释】

[1]刘安琴：《长安地志》，西安出版社，2007年，第27页。

[2]李仲操：《石鼓出土地及其在唐宋的聚、散、迁》，《人文杂志》1993年第2期；黄剑华：《历经劫难的石鼓文》，《四川文物》1996年第1期。

[3]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

[4]王辉：《由“天子”、“嗣王”、“公”三种称谓说到石鼓文的时代》，（中国台湾）《中国文字》1995年第20期。

[5]徐宝贵：《石鼓文整理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第654页。

[6]易越石：《石鼓文书法与研究》，香港志莲净苑，1998年。

[7]徐畅：《石鼓文刻年新考》，《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4期。

[8][美]马几道：《秦石鼓》，《华裔学志丛书第19种》，1988年。

[9]陈昭容：《秦公簋的时代问题：兼论石鼓文的相对年代》，《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93年。

[10]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年。(www.xing528.com)

[11]裘锡圭：《关于石鼓文的时代问题》，《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年第1期。

[12]唐兰：《石鼓年代考》，《故宫博物院院刊》1958年第1期。

[13]徐宝贵：《石鼓文整理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第725—759页。

[14]郭沫若：《石鼓文研究》，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6—17页。

[15]刘禹锡：《刘宾客文集》卷二十四，陕西人民出版社，1974年。

[16]〔晋〕张华著，祝鸿杰译注：《博物志全译》卷六《地理考》，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

[17]沈俐：《陕西汉代石雕研究》，罗宏才主编《西部美术考古》，上海大学出版社，2008年。

[18]李域铮：《陕西古代石刻艺术》，三秦出版社，1995年，第53页。

[19]郑振铎：《伟大的艺术传统》，《文艺报》1955年第9期。

[20]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褒斜道石门附近栈道遗迹及题刻的调查》，《文物》1964年第11期。

[21]冯岁平主编：《蜀道宝藏——中国石门摩崖石刻》，三秦出版社，2013年；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陕西省志·文物志》，三秦出版社，1995年；朱仁夫：《中国古代书法史》（修订本），贵州教育出版社，2010年。

[22]郭荣章：《石门摩崖刻石研究》，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第25页。

[23]俞陛云：《蜀輶诗记》，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

[24]《陕西通志》卷十三《古迹·汉中府褒中县》。

[25]王彬：《试论摩崖石刻“衮雪”的时代及书者》，《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5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

[26]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4页。

[27]李林、康兰英、赵力光：《陕北汉代画像石》，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页。

[28]张俐：《论陕北东汉铭文刻石》，《中国汉画研究》第二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29]康兰英：《陕北东汉画像石综述》，《中国汉画研究》第二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30]康兰英：《陕北东汉画像石综述》，《中国汉画研究》第二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31]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22—26页。

[32]蒋英炬、杨爱国：《汉代画像石与画像砖》，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1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