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是中国大型石雕艺术积聚、形成的初始期。作为秦汉政治文化中心的陕西地区，皇权政治的强势以及国力的雄厚，使之成为中国大型石雕积聚、形成的中心区域。秦代石雕大多显示在文献资料里，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考古工作者在秦始皇陵西北郑庄村附近发现秦代大型的石材加工厂，与文献记载大致相符，说明秦代石雕加工已粗具规模。目前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表明，陕西是汉代大型石雕艺术的集中之地，对其后中国石雕艺术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我国古代帝王陵墓上镌刻大型石雕的传统，起源甚早。明朝罗颀《物原·莽原》中称：“周宣王始置石鼓、石人、猊、虎、羊、马。”唐代诗人刘禹锡曾经看到春秋时期楚王墓上的石刻，他在《汉寿城春望》一诗中写道：
汉寿城边野草春，荒祠古墓对荆榛。
田中牧竖烧刍狗，陌上行人看石麟。
不知何日东瀛变，此地还成要路津。
诗题下作者自注：“古荆州刺史治亭，其下有子胥庙兼楚王故坟。”[15]这里的子胥即春秋时楚国大夫伍员，楚王应是楚平王。唐代的另一位学者封演在其所著《封氏闻见记》中也曾指出：
秦汉以来，帝王陵前有石麒麟、石辟邪、石象、石马之属；人臣墓前有石羊、石虎、石人、石柱之属，皆所以表饰坟垄，如生前之象仪卫耳。
以上所引材料，都说明古代帝王陵前的大型石刻起源甚早，虽不必始于周宣王，但在秦时已有，应该是可信的。
较早提出秦始皇陵前有石刻的是晋代的葛洪，他在《西京杂记》一书中写道：
五柞宫有五柞树，皆连三抱，上枝荫覆数十亩。其宫西有青梧观，观前有梧桐树。树下有石麒麟二枚，刊其胁为文字，是秦始皇骊山墓上物也。头高一丈三尺。东边者前左脚折，折处有赤如血。父老谓其有神，皆含血属筋焉。
这段文字在《三辅黄图》中也曾出现，唯个别字句略有不同。所谓“折处有赤如血”，说明折处原来有破纹。
虽说秦始皇陵前是否有石麒麟尚存疑义，但在修建秦陵时确实进行过大规模的运石活动。《太平寰宇记》记载：“骊山无石，取渭北诸山石为之。”《汉书·贾山传》中有“合采金石”之说。而民谣则有《博物志》中所记：“又此山有土无石，运取大石于渭南渚山，故歌曰：‘运石甘泉口，渭水为不流。千人唱，万人歌，今陵下余石大如塸。’其余功力皆如此类。”[16]《史记·秦始皇本纪》“正义”引《关中记》云：“骊山有土无石，取大石于渭南诸山。”骊山非无石，只是其石不堪做石材用。因之，大量石材，由渭北运来，源源不断，以致渭水不流。七十二万修陵人中，当包括这些采石、运石的人们。传说运送的石材中有一块高一丈八尺、周长十八步的大石，运到距骊山不远处，运不动了，便放置在那里，并称之为“佷石”，为此唐皇甫湜还作了《佷石铭》来声讨始皇帝，此石到元朝时，才被刘斌用来修建了灞桥。大量的石材运至骊山，一方面用来做建筑材料，同时有一部分用来雕刻陵墓上的石象生。在秦始皇陵园外城西北发现的秦陵石料加工场所，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从这些文献和考古材料来看，秦陵修筑过程中，确曾进行过石料加工，当然不应排除大型石刻艺术品的雕凿。
此外，秦代已具备了雕刻大型石雕艺术品的技能，现在能见到的如铜车马、秦俑等大型雕塑作品，还有见于《秦始皇本纪》中记载的各重12万斤的“十二金人”，以及《三辅黄图》中关于在昆明池中刻石为鲸，长三丈的记载。从继承关系来看，较早的已有东北红山文化的大型神像，以及初步定为商代晚期的四川广汉三星堆的大型青铜雕像，都为秦代的大型石雕奠定了技术和工艺基础。秦始皇帝好大喜功的性格，也决定了秦陵上应该有大型的石刻。只是，秦始皇陵上的石刻究竟有哪些种类，其数量有多少，都不得而知了。
【太液池石鲸鱼】
在陕西历史博物馆门前的水景池中，摆放着一块看似普通的不规则长方形条石。它实际上是西汉时期雕刻的石鲸鱼，1973年2月出土于西安三桥北的高堡子村西。石雕为橄榄形，砂石雕成。中间大，两头略小，长4.9米。石雕出土地点距汉长安城约两公里，原是汉建章基址的一部分，其西北就是汉太液池遗址。据《三辅黄图》记载：“太液池在长安故城西，建章宫北，未央宫西南。……建章宫北有池，以象北海，刻石为鲸，长三丈。”因此可知发现石鲸鱼的地方，正位于汉太液池北岸，与史籍记载的方位出入不大，其长度也基本符合史书的记载。从石鱼的形制看，此鱼只雕出一个眼睛，可能与当时注重整体效果，不讲求细部真实感有关，如同霍去病墓的石蛙，也是在一块天然石上，刻出大体的轮廓。
作为汉代政治文化中心的陕西，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丧葬礼俗的不断发展演进，大型石雕逐渐兴起。西汉时期，以皇权意志为主导的石雕艺术开始出现，这些石雕基本融涵在宫苑、陵墓等整体建设的规划中，其庞大的石雕规模充分体现出皇家意志及其魄力的能量。东汉以后，随着政治文化中心的逐渐转移，石雕的造型及内容亦逐渐发生变化，由相对集中的陕西逐渐向周边外延扩展。陵墓石雕无疑是陕西地区汉代石雕作品中最突出的代表。
西汉帝陵前未发现石刻。目前现存的我国最早最完整的大型陵墓石刻，应属汉武帝茂陵东侧的霍去病墓石雕群，它是为纪念西汉大司马骠骑将军霍去病的功绩而设立的纪念性雕刻。霍去病是西汉时期的著名将领，汉元狩二年（前121）拜为骠骑将军，前后六次征讨匈奴，多有建树，解除了匈奴对汉朝的威胁。据《史记·霍去病传》记载：“元狩六年薨。天子悼之，发属国玄甲，军陈自长安至茂陵，为冢象祁连山。”并雕刻石人、石兽散置墓上，包括马踏匈奴、跃马、卧马、伏虎、卧象、石蛙、石鱼、人与熊、怪兽吃羊等17件。这批石刻多为砂岩质，利用石块的天然形状，辅以线刻、圆雕、浮雕等技法雕凿而成，技法古朴，简练传神，造型浑厚朴拙，气魄雄大，是中国现存时代最早而又保存完整的大型陵墓石刻艺术珍品。
霍去病墓石雕群，按照其造型特征的不同，可以将其分为四类[17]：
（1）具有明确形象特征的石雕造型
包括马踏匈奴、跃马、卧马、伏虎、卧牛、卧象等。这一类石雕的造型，基本上已经完全呈现出所表达对象的形体特征，造型本身有形体的起伏变化及压缩空间，比例较为准确，具有明显形体动态的空间变化，虽然凸出的局部并未完全脱离形体深度空间的制约，但已经出现局部圆雕的空间立体感。这一部分石雕应当放置于霍去病墓冢上的主要区域，以达到最佳的、具有鲜明形象特征的视觉效果。
“马踏匈奴”是这批石刻中最著名的雕像，据文献记载，它原置墓前，很可能是霍去病墓的主像。石马与真马大小相近，昂首站立，肌肉硬突，尾长拖地。马腹下仰卧一人，头对马嘴，两颊有稍长胡须，面目狰狞，两腿上屈，手持凶器，做垂死挣扎。雕刻者用一匹战马来象征反侵略者的胜利，而把侵略好战的匈奴士兵踏于马下。石雕巧妙地利用了战败者倒卧的身躯，正好填满了马腹下的空隙，使雕像成为坚实稳定的整体。其高超的设计和表现手法，堪称我国古代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杰作（图1-6）。
图1-6 马踏匈奴
卧马石雕，马头略低，微向左侧，左腿屈膝，胸肩与腿的转折处，刻出一条轮廓线，马蹄平行着地，关节处略有弧度，底部向内刻出关节；右前腿马蹄同样为平行着地，但关节处基本呈直角，并逐渐向内倾斜，这一动态，与微微偏左的头部形成呼应，使静态的卧马，孕育着动的潜在力，表现出卧马休息将要立起的瞬间变化。肩部以一条圆弧线表示出轮廓，马鬃前高耸起，逐渐向背部压缩延伸至马的背部。马尾部以三道横线刻，及下方的竖线条，表现出系住马尾的特征（图1-7）。
跃马则充分利用原始石材，头部刻画较为细腻。从造型上看，跃马的后身与后腿仍卧在地上，只有前二腿弯曲，做跃起状。马的头部偏斜和口鼻颤动，工匠从马的神态和习性，形象地将马腾跃的瞬间，刻画得十分细微。在雕刻技法上，很好地利用了原石块的部分相似处，在马的四肢上并未凿空，而是采用了浮雕的形式塑造出了立体感，同样也将圆雕、线刻的手法融合得很得体。马腹之下则为原石，可以起到安稳的作用。马头部分为圆雕，马体则只刻出轮廓，造型粗放（图1-8）。
图1-7 卧马
图1-8 跃马
伏虎石雕，工匠利用天然岩石刻画出虎的机警凶猛，虎全身刻有条纹，象征着丰满的皮毛，尾巴粗壮有力，卷曲在背上，更增添了其咄咄逼人的威猛气势。虎全身的斑纹和嘴边的髭毛，仅用了几条单纯的阴刻线就表达了出来（图1-9）。
卧牛石雕，石牛体壮，头较大，角前为圆形，背上刻有鞍鞯，跪在地上，口作反刍状，犹似耕作已毕。牛体态笨重，但性格温驯，工匠运用熟练的雕刻技法，将其忠厚老实的特征，表现地相当神气（图1-10）。
卧象，象鼻搭在左前腿上，身躯匍匐在地，表情可爱且平和，细节刻画得很自然。其头部轮廓，采用圆雕手法简练雕凿而成，整体上平滑，栩栩如生（图1-11）。
图1-9 伏虎
图1-10 卧牛
图1-11 卧象
野猪，这件石刻体量较小，刻画线条简单却十分形象，头部处理成三棱形，直截了当地刻画出野猪的长嘴，三角形的眼睛和紧贴地面的状态无不透露出野生动物特有的精明和机警。野猪的身体因循了原石材的棱面，不甚平滑的表面似能表现出其坚硬的鬃毛与粗糙的皮质，身长腿短却不失粗壮有力，是一件刀法凌厉的作品（图1-12）。
（2）具有写意式形象的人与动物造型(www.xing528.com)
这一类造型包括石蛙和蟾、怪兽食羊、石人、人与熊。这部分石雕，基本上是选择象形的原始石材，依据石材的形状，在其上以线刻的形式表现对象。因此线条生动活泼，语言流畅。
石蛙，整块石刻呈不规则的圆形，上面光滑平整，仅在磨出的一角雕凿出一对圆圆的眼睛、八字形鼻子、小口和耳朵。石块的底色似乎是蛙的天然保护色（图1-13）。
石蟾，石块颜色呈深绿色，体形似蛙而口中有齿，头部线条简单，鼻孔异常富有深度感，口裂自然，嘴下两条线纹尤能表现皮肤的质感，前肢不易识别出，右后腿残破，仅见左后腿着地，尾部向上贴于背部。整体外形简单而明快（图1-14）。
图1-12 野猪
图1-13 石蛙
怪兽食羊，怪兽头方口大，露出锋利的牙齿，兽角较长，身短腿长。前两爪捧一小羊，做进食之状，而小羊还在奋力挣扎，因此显得特别生动。这件作品表现出了超夸张和强化艺术形象的手法，渲染出一种艺术感染力。可以说，这是我国早期石雕中的特殊作品，反映了西汉石刻遒劲而质朴的风格（图1-15）。
石人，头部后仰，尺寸比真人大，石人的面部表情奇特，嘴大露齿，后掌置胸前，口中似在说着什么。这件石刻主要以线刻雕凿，造型古朴，似有深意（图1-16）。
人与熊，是一件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作品。石人头大、口阔，身材粗壮，牙齿外露，头稍前俯，两肩耸起，右腿屈膝，左腿跪地，腰间系带，胸前两手抱一小熊欲食。小熊也不示弱，张口与人对咬。这块石刻的表面起伏平缓，线条凝练简洁，随着石块原有形状的巧妙雕刻使得人与熊的轮廓清晰立体，同时搏斗场面栩栩如生（图1-17）。
图1-14 石蟾
图1-15 怪兽食羊
图1-16 石人
图1-17 人与熊
（3）具有装饰意味的石雕造型
在整个霍去病墓石雕群中，二石鱼的造型特征，远区别于其他石雕造型，这主要表现在雕造手法的不同。石鱼整体上呈方形，身体部位保留原石，表面上为平行排列的刻画线条，具有很强的装饰效果。只在石块的一端雕刻出石鱼的眼睛和嘴，其表现得非常生动形象。有专家分析，这两只石鱼有可能是作为门墩而出现的（图1-18）。
图1-18 石鱼
（4）无形象的辅助性石雕
这一类石雕主要是指三块文字石刻。一块石上刻有“平原乐陵宿伯牙霍巨孟”10个字，另外两块石上刻有“左司空”三个字（图1-19a、b）。除了刻字，竖石本无形象特征，但石材宽大的体量，足以体现烘托环境，达到最大化地突出主体精神的艺术效果。
图1-19a 左司空拓片
图1-19b 左司空
霍去病墓前的17件石刻，题材多样，雕刻手法十分简练。石刻依石拟形，稍加雕凿而成。如石蛙即在一块天然石上，刻出大体的轮廓。石雕造型雄健遒劲，古拙粗犷，手法简练，已达到形神兼备、气势浑厚的态势，表明此时我国的雕刻艺术已达到较高的水平。其在景观艺术上，主要是将祁连山形的坟冢与石刻造型相结合，给人以西北大漠的视觉冲击，让其成为在特定时代背景下无法模仿的巨作。在雕塑造型艺术上，通过将人与动物的造型相交融，表达出当时人们生存的处境，有着丰富的象征意义。
除霍去病墓石雕群之外，汉代的陵墓石刻还有城固张骞墓和李固墓前的两对石兽，这是中国现存陵墓前石雕有翼神兽的最早作品。张骞是西汉时期著名的外交家和旅行家。他于汉武帝建元二年（前141）和元狩四年（前119）两次出使西域，历时30年，开拓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张骞墓位于城固县博望镇饶家营村，墓旁建有张骞纪念馆。
图1-20 有翼石兽
张骞墓前两侧对称分布着一对带翼石兽，当地人称之为“石虎”。石兽呈青黑色，头、足、尾均残，做蹲伏状，颈部后仰，腰身前低后高成一斜线，臀部翘起，线条雄劲。石兽表面剥蚀严重，除左右两肋各有7根肋骨外，未见其他雕刻与字符。从两肩雕有双翼看，可能为避邪一类的护墓兽。这对有翼石兽，是目前为止我们所见到最早的墓前大型有翼石兽。从其造型风格来看，张骞墓前石兽造型无疑对之后陵墓前神道石刻的兴起有直接的影响（图1-20）。
在碑林博物馆内，收藏有出土于咸阳市西郊沈家村的一对石兽，为青石雕。它综合了狮、虎的造型特点，从颈部至尾部，背脊成曲线形，昂首鼓胸，曲腰疾走，四肢挺拔有力，神态矫悍，威武异常，特别是夸张的硕壮长尾，更增添了猛兽的雄健气魄和震慑之威。它充分体现了汉代工匠高超的雕刻技巧和丰富的想象力，是汉代罕见的石刻艺术之一，也是陕西关中地区最具代表性的东汉石兽（图1-21）。
图1-21 碑林石兽
此外，还有一件大夏石马值得一提。这件石马呈站立姿态，昂首，双目前视，颈部披有鬃毛，两前腿和两后腿之间未透雕，形成两个屏障，以增强石马的稳定性，屏障底板均雕有云纹图案。石马造型古拙，风格朴实雄健，前腿下屏壁刻铭，残留“大夏真兴六年”、“大将军”等楷书字样。东晋十六国时期，匈奴族赫连勃勃据统万城称大夏天王，后一度攻占长安，让其子赫连缋镇守长安，领大将军、雍州牧，录南台尚书。这件石马即为那时的作品，原在汉长安城遗址附近，是否属陵前仪卫，已不可知。1954年移入陕西省博物馆（今碑林博物馆）石马亭内[18]（图1-22）。
霍去病墓石刻群与陕西城固县张骞墓和李固墓前的石兽，汉昆明池的石人以及建章宫太液池的石鱼等，是陕西境内发现的同时代的圆雕艺术，雕刻风格简朴，整体效果完整，是“第一次具体地呈现出中国古代艺术的伟大传统”[19]。
图1-22 大夏石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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