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古代石刻：雕刻时光

“石刻是最具体、最永久、最能代表时代作风，也最能表现个性及生命力的作品。所以希腊罗马以至埃及巴比伦的古代艺术，其能存在于今日者，均以雕刻为主，建筑上全部满饰雕刻作品。一方面可以表现时代艺术及社会生活意趣的真实性；一方面更可以保存久远，使之永垂不朽。”著名美术家王子云先生曾在《中国汉唐两代民族艺术的宝藏》一文中如是说^[1]。

所谓石刻，是指用刀、凿等工具在石头上雕刻而成的人工作品。相对于丝绸、竹木、纸张等材质来说，石头的特性坚硬、稳定，不易受到侵蚀、损毁等外力影响，因此，若非出于人为的破坏，石刻可以保存较长的时间而不会发生变化。有些石刻特别是古代石刻，保存了丰富的人类历史文化信息，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和艺术价值，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物质遗存之一。作为14个古代王朝的建都之地，陕西以其独特的历史文化优势，成为中国古代石刻发生最早也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地上地下保存了大量以周秦汉唐为代表的古代石刻艺术精品。

陕西的古代石刻，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多种多样，雕刻技艺高超，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地域特色。雕刻的形象有高达数十米的巨型摩崖和窟龛造像，有取材数十吨、气势雄伟的石狮、石虎、石碑，也有体型较小、高仅盈寸、重不过斤的单个造像和各种圆雕动物形象，以及规整平滑的墓碑、墓志等。无论是大型的石雕还是小型的石刻，无不雕琢得细腻、逼真。因此，陕西古代石刻是中国古代石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古代石刻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陕西古代石刻的起源，经历了漫长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从蓝田人（距今约115万年）到洛南人（距今约70万—20万年），再到大荔人（距今约20万年）和半坡人（距今约6000—4000年），大约经历了110万年的时间。从蓝田人向猎物投掷石块时起，陕西的古人们已开始了石器制作。在旧石器时代，人们依靠渔猎生存，他们将石头打制成粗糙的石锤、石核、石片、石斧、刮削器、雕刻器、尖状器、砍砸器等；在新石器时代，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和生产方式从渔猎向农耕的转化，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的品类逐步增加，人们主要用磨制的方法制作石器，如斧、锛、铲、凿、刀、矛、球、镞、磨盘、磨棒、碾盘等。斧、锛、铲、凿与建筑有关，刀、矛、球、镞是狩猎的工具，而磨盘、磨棒、碾盘则是从渔猎转入到农耕后加工粮食的需要，这些器物出现在陕西新石器时代的半坡和姜寨遗址中。此外，还有一些经过特别加工而制成的石片、石珠等装饰品。这些石质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装饰品，一般体量较小，粗糙而不精美，但它们却凝结了古人的劳动和智慧、辛勤与汗水。尽管还显得比较稚拙，但却标志着陕西古代石刻的起源，孕育着陕西古代石刻辉煌的萌芽。

同样在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时期，就已出现了石棺的雏形。在陕西华县元君庙墓地第458号墓的长方形墓穴四周的二层台上，堆放着三至四层砾石，厚约20厘米，形似石椁。在龙山时代的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其墓葬多使用石棺，结构是在墓坑底和四周衬铺石板，上面再盖石板而成棺状。严格意义上，这些用石板拼凑的石棺与后代的石棺还有较大的差别，但将其看作石棺的初期形态，当不为过。在石峁遗址，还发现了在石板上雕刻的人面像，有阴刻、阳刻之分，无论其用途如何，至少可以肯定的是，这些石雕人面像，已经属于有意识的创造。另外，在陕北清涧县的李家崖遗址，亦曾出土了一件商代晚期的石雕人面像，这件石雕人像刻于一块残高42厘米的梯形青石块上，正、背两面以粗线阴刻出骷髅形人面像，具有典型的鬼方文化特征。这些石雕人面像，无论从雕刻技法，抑或形象特征来看，都是比较成熟的石刻艺术品。

自此之后，陕西古代石刻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形成了陕西古代石刻发展的三个高峰。

第一阶段，秦汉魏晋时期，是陕西古代石刻发展的第一个高峰。

目前中国发现最早刻有铭文的石刻当属春秋晚期的秦景公石磬和石鼓文。前者出土于陕西凤翔的秦公一号大墓，该墓墓主人被认为是秦景公。在该墓出土的石编磬上，发现了180多字的铭文。后者发现于唐代初期，记载了某代秦公的一次狩猎活动。一千多年来，历代学者不断对其进行研究，至今尚有许多问题没有完全解决。秦景公石磬与石鼓文的铭文字体，均为籀文，又称大篆，二者文字风格极为相近，当为同时代的作品。

秦人刻石记事的传统，到秦朝时期得到了发扬光大。秦始皇好大喜功，在他统治时期，多次从位于陕西的都城咸阳出发，巡游各地，每到一处，总会刻石留念，夸耀武功。虽然秦始皇的刻石没有保存下来，但幸运的是，我们从《史记》中仍能读到这些刻石的内容，在西安碑林博物馆还保存着北宋时翻刻的《峄山碑》。另有文献记载，秦始皇生前曾下令雕刻了石鲸鱼，放置于“兰池陂”中，而在其陵墓前亦曾放置有石麒麟。自此，中国的石刻艺术就沿着两途不断发展，一种是以《石鼓文》和《峄山碑》等为代表的文字刻石；一种是以石鲸鱼和石麒麟为代表的圆雕艺术作品。

两汉时期，不但出现了许多新的石刻种类，而且石刻的数量和质量空前提高。西汉时期以大型的圆雕石刻为主，主要有霍去病墓石雕群、城固张骞墓石兽、汉昆明池故址的牵牛和织女石人、昆明池及太液池的石鱼、甘泉宫遗址的石熊和石鼓等。除集中分布的霍去病墓石雕群外，其他石刻多为分散各地的单个石雕。东汉时期的石刻除了大型的圆雕作品如城固县李固墓前的石兽、富平卧龙乡东石村的石人、神木栏杆堡乡訾柏沟村的石人外，还出现了一些新的石刻类别，如石碑、画像石、摩崖等。

魏晋时期，实行不封不树的葬俗，严禁厚葬和立碑。由于墓碑具有颂扬死者、寄托哀思的作用，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习惯一时难以更改，于是便将墓碑变小放置于墓中，久而久之就产生了墓志。墓志一旦产生，便成了中国丧葬习俗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国时期。这一时期的圆雕作品保存较少，现存于碑林博物馆的大夏石马，是流传至今的一件难得的艺术佳作。

第二阶段，北朝隋唐时期，是陕西古代石刻发展的第二个高峰。

北朝隋唐时期的石刻主要分为两种，即陵墓石刻和宗教石刻，此外还有一些碑刻、建筑线刻等。

陵墓石刻分为地上石刻与地下石刻两类。地上石刻主要是陵墓雕塑和墓碑。北朝时期，西魏、北周定都长安，其陵墓也分布于长安周围地区。目前仅发现两座帝陵前保存有大型雕塑，且数量少，组合简单。隋文帝泰陵未置石刻。关中唐陵除四座封土为陵，其余皆因山为陵，陵园规模宏大，气势雄伟，陵园周围，普遍设立大型石雕。初唐石雕受到了南北朝帝陵石雕的影响，但很快就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与风格。唐陵石雕的组合与类型影响到宋代以后帝陵石雕，后者都是在唐陵石雕基础上的增减，整体格局与类型未发生大的变化。除帝陵四周设置石刻外，众多的帝陵陪葬墓或高等级贵族墓前均设立石刻，其组合比较简单，种类比帝陵石刻少了许多，且只在南神道设置石刻。

地面上的陵墓石刻除了大型雕塑外，还有墓碑。尽管墓前立碑自东汉时已比较普遍，但帝陵前立碑却是自唐高宗乾陵开始。上有所好，下必效焉。唐代的墓碑（神道碑）及其他各类碑刻发展到了一个繁荣的地步。

地下石刻主要包括墓志、镇墓石、石棺椁、石棺床、石墓门等。墓志在隋唐时期的墓葬中非常普遍，凡葬必有志，各个阶层的墓葬中都有设置，一方面作为墓葬的标志，另一方面也是寄托生者对死者的哀思。镇墓石数量不是很多，其使用者明显分为两个群体，一是出自皇亲贵戚的墓葬，如唐代的皇帝、皇后、王、王妃、公主、县主墓等；二是出自道教徒的墓葬，如金仙公主、怀道、曹用之、李义珪等。镇墓石的使用，在唐代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广泛性，它是一种世人可自由选择的丧葬礼仪资源，具有习俗化或民俗化的性质。石棺椁、石棺床和石墓门是墓葬等级较高的表现。

北朝隋唐时期，是佛教传入中原并得到极大发展的时期。随同佛教一起传入的，除了经典文字外，还有造像艺术。长安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是佛教及造像艺术从西域传至中原的中枢，自西晋开始就成为北方佛教传布的中心之一。佛教造像艺术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石窟寺、单体造像、造像碑。陕西地区的石窟寺，始凿于北魏，盛行于唐，至宋元明清时期，代有遗存。单体造像大体与石窟寺的开凿同时，它是将石窟雕刻形式移植到地面寺院中而形成的，时代跨越了北魏至明清各代，数量大，形式多，风格多样。由于长安地区的特殊地位，唐代的佛教造像成了全国的造像范式，影响了长安周围地区的造像风格。作为造像碑的四大分布区之一，陕西地区的造像碑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

经幢也是隋唐时期比较常见的佛教圣物，一般位于寺院内。它是佛幢与塔及石柱等建筑形式相结合的产物，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融合过程。

受佛教石刻影响，也出现了一些道教、景教、祆教内容的石刻，尽管数量不多，但却反映了这一时期多种宗教相互影响、融合发展的状况。

第三阶段，宋元明清时期，是陕西古代石刻发展的第三个高峰。

通常人们将宋元明清时期看作陕西古代石刻发展的衰落时期，其实这是长久以来的一个误解。政治中心的东移，并未影响到陕西古代石刻的继续发展，不但没有衰落，而且非常精彩。即以石窟寺的发展为例，当全国范围内的石窟寺建造走向衰落的时候，陕西延安地区的宋代石窟寺一枝独秀，发展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虽然没有大窟，但这一时期的石窟雕刻都很精致，窟内四壁密密麻麻的千佛，使人感到极大的震撼。水月观音、十六罗汉、密宗题材的出现，给这一时期的石窟增添了特殊的魅力。

石刻线画出现得很早，伴随着石刻的出现，就产生了石刻线画。它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民族美术形式，是以刻刀直接在质地坚硬、表面平滑的石材上镌刻阴线条成画的一种艺术。广泛应用于墓室、棺椁、碑碣、门柱、门楣、墓志和镇墓石的边饰等处的线刻图画或纹饰图案，后来发展到石质建筑物的各部分。佛教传入中国后，石刻线画又遍布佛教石窟、造像龛、台座、经幢、造像碑等处。从宋代开始，石刻线画逐渐从建筑物、造像的附属地位分离出来，以碑碣为载体，成为独立的画面。石刻线画的题材非常广泛，从陕西现存的石刻图画来看，主要有地形图、宫殿、陵园、人物、山水花鸟等。陕西古代石刻中，保存了丰富的石刻线画的资料，特别是宋至清代的石刻画，具有了独立的艺术价值与审美价值。

宋代以后陕西地区的陵墓雕塑以明秦藩王墓石刻为代表，尽管这一时期陵墓雕塑已不占主要地位，但关中地区深厚的文化底蕴，不断相传的雕刻技艺，使得明秦藩王墓石刻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汉唐陵墓雕塑的神韵。就石刻本身而言，一方面继承了汉唐石刻艺术的优点，另一方面又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陕西地区的石室墓已发掘不少，如高陵院张村明代家族墓、黄龙瓦子街清代石室墓、清代大荔李氏家族墓群等，这些墓葬的建筑材料均由石头雕刻而成，而且石质墓门的两边还有对联等。这些石室墓无疑是陕西古代石刻的一种重要形式。(www.xing528.com)

明清以来的陕西民间石雕艺术非常发达，在传统建筑和用具装饰中比较普遍，举凡门墩石、上马石、石柱础、石栏杆、石缸、石槽、石碾、石桌、石凳等遗存比较丰富，但最富特色的当属关中的拴马桩和陕北的拴娃石、镇宅石。以前的研究者很少注意它们，直到20世纪80年代全国美术大普查中它们才被“发现”并披露出来，从而震动了中国美术界，也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拴马桩这种陕西地区曾经司空见惯的物品，是陕西古代石刻发展历程中最后的辉煌。

独特的历史优势，深厚的文化底蕴，重要的地理位置等诸多因素，塑造了陕西古代石刻强烈而鲜明的个体品格。概括起来，陕西古代石刻有五大特征：

第一，丰富的石刻类别。

陕西古代石刻的种类非常丰富，包括了除岩画之外的几乎所有石刻类别，总体而言，主要分为陵墓石刻与宗教石刻两大类。陵墓石刻主要包括陵墓雕塑、墓碑、墓志、镇墓石、画像石、石质葬具（石棺椁、石棺床、石墓门）、墓葬建筑石刻等；宗教石刻主要包括石窟寺、造像、造像碑、经幢等。当然，还有其他一些类型的石刻，也是非常重要的研究资料，如石鼓文、摩崖、石经、碑刻（功德碑、纪功碑、题名碑、图碑、诗碑等）、拴马桩（石槽、石凳等民间雕刻）、建筑构件线刻等。

由于本书是一部普及性的通俗读物，并非严谨的学术著作，因此，文中所述不可能面面俱到，只是选取了陕西古代石刻中最有代表性的17类石刻，大致按照时代顺序，分为20个小节加以介绍。因丛书的主题是“考古陕西”，故本书尽量选取新发现的考古材料，但也包括了一些著名的传世石刻，目的是希望大家对陕西古代石刻有一个相对比较全面的了解。

第二，精湛的雕刻技艺。

陕西古代石刻，无论最初的构思如何精妙，设计如何认真，书法如何流畅，绘画如何逼真，要想形成一件石刻，必不可少的一道工序，就是上石雕刻。那些精美的碑志书法，庄严的佛教造像，令人震撼的石窟寺，千姿百态的拴马桩，无不是雕刻工匠的杰作和雕刻技艺的展示。

这些石刻品，突出运用了中国雕塑艺术的全部技艺。按制作工艺不同，可分为圆雕、浮雕（高浮雕、浅浮雕）、线雕（阴线雕、剔地雕）、透雕等多种手法。在一件石刻上，往往采用多种雕刻手法相互配合，以最佳方式表现雕刻对象。如唐陵石马，本身是一件圆雕作品，但它的脖子上挂着铃铛，挂绳采用透雕的手法，而攀胸上的“杏叶”则采用浮雕的方式。唐陵鸵鸟，以一块方形的大石雕刻而成，鸵鸟本身为高浮雕；其身上的羽毛则采用浅浮雕的方式。造像碑上的造像一般采用高浮雕，供养人则用浅浮雕或线雕。可以说，石刻是综合性的雕塑艺术。

早期的石刻作品上，很少出现雕刻工匠的名字。到了唐代以后，碑刻、墓志上才逐渐出现了雕刻者的名字，有时甚至与撰文、书丹者排列在一起；有些著名书法家的作品还固定让某个人来雕刻，由此可以看出雕刻者的地位越来越高。宋代以后，还出现了一些雕刻世家，这保证了雕刻技艺的有序传承。

第三，高超的书法艺术。

中国的书法艺术，源远流长，它以独特的风格，丰富多彩的形式，光耀于世界艺术之林。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书法是以毛笔书写在纸上的，但纸张容易腐烂，越是古代，保存至今的纸张越是珍贵。我们今天能够看到古人的书法作品，赖以凭借的就是保存至今的大量的古代石刻，它保存了历代书法的笔迹，是学习传统书法艺术的重要途径之一。

陕西古代书法石刻，历代皆有佳作，特别是隋唐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闪耀着璀璨的光芒。陕西的隋唐艺术名碑，堪称全国之冠。隋代书法，历北朝之险峻而沿入坦途，向为书家推崇。中国书法艺术发展到唐代进入了一个气象万千、人才辈出的极盛时期。其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最高统治者对书法的重视和提倡。周朝以书为教，汉朝以书选吏，晋朝置书学博士，唐初全面采用这些措施，还在国学中设书学，专门培养书法人才，把“身、言、书判”作为官吏铨选的标准。

陕西古代石刻中的石鼓文是用籀文书写，石门摩崖主要是用隶书书写，墓志、碑刻主要用楷书书写，间或也有用隶书、行书书写的，而墓志盖、碑额则多用篆书书写。陕西古代石刻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国书法艺术史。

第四，鲜明的地域特色。

陕西古代石刻，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石鼓文是中国最早的刻石文字，石门摩崖是中国最早的摩崖石刻之一，它们在中国古代石刻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作为汉画像石的四大中心之一，陕北东汉画像石以深剔地、剪影式的表现形式而区别于其他地区，画像石上的游牧、狩猎题材，反映了陕北榆林地区农牧交错、处于战争前沿的地理位置。与之类似的是，陕西的北朝造像碑、宋代石窟寺铭文题记，其内容也反映了多民族融合、交错杂居的状况。特别是延安地区的宋代石窟寺，在全国范围内石窟寺走向衰落的趋势下，呈现出蓬勃发展的生机。

汉唐陵墓石刻，书写了陕西古代石刻最精彩的华章。古朴雄浑的霍去病墓石刻，开创了古代陵墓前设置石刻的先河；唐陵石刻，在继承南北朝陵墓石刻的基础上，形成了固定的组合和石刻类别，在古代陵墓石刻发展过程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宋代以后陵墓石刻，均是在唐陵石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些陵墓石刻，反映了汉唐时代的精神风貌，是其他任何石刻所无法比拟的。

目前考古发现的北周、唐代石椁，除个别外，全部发现于陕西地区。其余如石棺、石棺床等也很有特色。数量巨大的拴马桩，其艺术品格、艺术水平及造型精神，代表了中国民间石雕艺术的最高境界。

第五，重要的学术价值。

陕西古代石刻保存了难以数计的文化典籍和“可信不疑”、“不失其实”的史籍资料。北宋赵明诚《金石录》说：“诗书以后，君臣行事之迹，悉载于史，虽是非褒贬，出于秉笔者私意，或失其实，然至于善恶大迹，有不可诬，而又传说于久，理当依据。若失岁月地理官爵世次，以金石刻考之，其抵牾十常三四。盖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辞乃当时所立，可信不疑。”这段话充分说明了古代石刻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陕西古代石刻中的石鼓文、摩崖、石经、碑刻、墓志、镇墓石、造像碑、经幢等石刻上，保存了大量的文字资料。利用它们，可以证史籍之异同，考史载之翔实，纠史书之谬误，补典籍之缺失。它们为研究古代的文学、历史、艺术、天文、地理、交通、民俗、宗教、世情、建筑、中外交往等许多领域提供了真实可靠的资料。

时光消逝，石刻永存。在刀刻斧凿的叮当声中，衰老了一代又一代的无名艺术家。他们在幽暗的角落里，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把漫长的时光雕刻在一块块冰冷的石头上，照亮了人类历史的天空。

【注释】

[1]王子云：《中国汉唐两代民族艺术的宝藏》，《西京日报》1944年10月26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