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明文选分类及其对文体论的影响

中国古代文体分类纷繁复杂，曹不《典论论文》分文体为“四科八体”——奏议、书论、铭诔、诗赋，首开文体分类滥荡；晋陆机《文赋》分为诗、赋、碑、诔、铭、蔵、颂、论、奏、说十体。梁代萧统的《昭明文选》“按体区分，从类编排”收录诗文作品七百余篇，共列出三十九种文体，分别是赋类、诗类、骚类、七类、诏类、册类、令类、教类、策类、表类、上书类、启类、弹事类、笼类、奏记类、书类、移书类、檄类、难类、对问类、设论类、辞类、序类、颂类、赞类、符命类、史论类、史述赞类、论类、连珠类、箴类、铭类、诔类、哀文类、碑文类、墓志类、行状类、吊文类、祭文类。虽然《昭明文选》不是专论文体的理论著作，但是它的分类对后世的文体论影响深远。几乎与《昭明文选》同时的《文心雕龙》按音韵角度先分“文”“笔”，再于“文”“笔”内部区分，共论述了三十三类文体。这三十三类文体包括诗、乐府、赋、颂、赞、祝、盟、铭、蔵、诔、碑、哀、吊、杂文、谐、隐、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此外，刘織把楚辞体即骚体文学，放置总论部分进行阐述，依后世分类习惯，这也当是一个独立的文体。至于在以上大类内提出的细类，就不一一列举了。明代吴纳《文章辨体序说》分文体为五十九种，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则由简入繁，分文体为一百六十四种，清朝姚簾《古文辞类篡》复由繁入简，归纳为十三类：论辩、序践、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歳铭、颂赞、辞赋、哀祭。后世对古代文体的分类多因袭姚簾的主张而略所改动。比如，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就姚簾的十三种分类的特征进行了简要的说明，并从用韵角度再划分为“韵文”与“非韵文”，相当于前面提过的“文”“笔”之分。褚斌杰的《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分章论述了诗歌（亦有不同分类）、楚辞、赋体、骈体文、词、曲等文体。其中，散体文一类统一于一章，分节论述“古代文章的各种体类”，分别是论说文、杂记文、序跨文、赠序文、书赎文、歳铭文、哀祭文、传状文、碑志文、公赎文，后增补八股文。《古代文体常识》一书也大致如是分类。也有论者用现代文体分类的方法将古代诗词曲外的散体文言文统归于散文一类，并于其内部再划分叙事体散文、传记体散文、游记体散文、笔记体散文、论辩体散文、讽喻体散文等。

如上所言，本节认为现代的文体分类不契合古代文体的情形，故不能以散文一大体类来囊括论说文、奏议文等。但是，也要注意到古代的文体分类标准的复杂性。按时代先后而论，先是“文”“笔”之分在魏晋时很是盛行，至唐时渐次淡化，后随着骈体文的兴起流行，将文章按形式上是否骈俪而分为骈文与散体文。“文”“笔”或散体文下的亚类在实际的分类标准时也依然很混杂，标准不一，如按内容来分有水游记、人事杂记，而论说文主要着眼于表达方式，奏表文则在其功能。即使如此，依然会有交叉，在奏表文就亦有一体为议政事之文，按说该划入论说文，古人却并不以此为意。古代文体分类，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正因为此，中国古代的文体分类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文体分类，文体理论研究者对此多有论述，本节文的文体分类非辟而起新灶，主要因袭清朝姚簾的文体分类主张，并参考借助近人褚斌杰等人的相关分析。据高中语文必修教材的文言文篇，将其分为史传文、论说文、山水游记与人事杂记文、辞赋文、序践文、奏表文。

中国古代史传文学特别发达，且艺术成就高，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史传文是纪历史事件或人物生平的文史交融的文章。主观上，作者意在纪史、纪人；客观上，却是极富文学色彩的艺术画卷，给后人展现了五彩斑斓的风釆。中国古代的史传文一般有以下四种纪法：以年代先后编的编年体、按国家叙事的国别体、依人物编的纪传体，以及以事件为主线，将有关专题材料编辑在一起的纪事本末体。四种体例中，纪事本末体的作品没有编入教材，略去不谈。至于纪传体教学，应注重于人物形象的赏析；编年体叙事成分多，且其叙事的艺术成就高，如《左传》，可侧重于叙事艺术的品鉴；国别体叙事纪人都有，视具体篇目而有所侧重。例如，《邹忌讽齐王纳谏》表现人物成分多于叙事，而《荆轲刺秦王》叙事波折生动，人物表现力也很形象逼真。然而，不论是重传记一人之始终，还是重记事之本末，行文都以叙事为主要的表达方式。正史的人物传记在后文一般以简短的议论或“赞”对人物加以点评。在教学过程中就要选好一个突破点，引导学生更好地理解把握史传文的学习。

选入高中语文教材的《烛之武退秦师》《荆轲刺秦王》《鸿门宴》分别选自《左传》《战国策·燕策三》《史记·项羽本纪》，在本单元学习提示里有提到。“文言叙事特有一种简洁之美，学习时要注意反复朗读，悉心体会。还要学习提要钩玄的阅读方法，学会抓住关键词语，概述文章的叙事脉络，做到纲举目张，化繁为简，提高概括能力和表达能力。”高一语文阶段性学习目标之一是叙事，《烛之武退秦师》一文出自《左传》，本无标题，只以年纪事，选入教材，题目为《烛之武退秦师》，实际上就是编教材者“提要钩玄”的结果。全文主要围绕“退”秦师事件的前因、过程及结果展开，而尤重烛之武如何鼓动三寸不烂之舌使秦王主动“退”师的过程。整个叙事详略得体，波澜起伏，可以借编者的“退”而理顺文章叙事的脉络，欣赏课文的叙事艺术。《荆轲刺秦王》一文中，叙事、写人均有较高的艺术成就。《鸿门宴》节选自《史记·项羽本纪》，司马迁再现了西楚霸王这一时代人物特征及其“性格悲剧”。教学时，可以以项王此人为切入点，引导学生对历史事件里同一人物的不同侧面进行展示。《廉颇蔺相如列传》《苏武传》《张衡传》等也是优秀的纪传人物生平之作。“学习这些作品，要在读懂课文的基础上，结合时代背景，把握人物身上的闪光之处，体会作者笔下人物的感情倾向；要注意这些传记作品多样的叙事写人手法，体味文章的风格与韵味。”

论说文，或者是阐述自己的见解、主张，或者是驳斥别人的言论申辩、是非曲直，包括论、辩、议、说、解、原等下一级的体类。刘勰《文心雕龙论说》：“论者也，弥伦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王充认为：“造论著说之文，尤宜劳焉。何则？发胸中之思，论世俗之事，非徒讽古经、续故文也。论发胸臆，文成手中，非说经艺之人所能也。”刘勰与王充都精到地论述了论说文的主要特点，即论说某种事理。刘勰所论是抽象性的概括，精研说理。王充则是相对具体的阐明，“发胸中之思”或“论世俗之事”，他认为论文或者摆明个人的主张认识，或者针挖时弊就社会现实提出个人见解。实际上，论说文富于思辨的智慧，它有意无意地对社会生活做个人独特的见解，是社会意识形态、个人精神气质的极好载体。故古代论说文受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影响——主要是儒家思想，显示了根深蒂固的法古明道观念的特点，因之语言也雅洁醇正。这些鲜明的时代性和民族性，使得论说文与现代论辩文体相较呈现了不同的风貌特点。选入课本的论说文主要是论、说，如《过秦论》《六国论》。论体又分政论、史论、文论等小类，《过秦论》和《六国论》都属于史论。史论是就历史事件和人物加以评议的文章，往往是作者借历史之实，明鉴戒之义。说体文与论体文较明显的区别是，论体文的社会意识形态更鲜明，作者以一种担当的态度希冀对国家行“文字兼济”之实；说体文则多半是就某种事理、事件等加以说明解释，如韩愈的《师说》就当时不兴尊师问道的现状，说明师道的重要性，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论述少年与国家前途命运的关联等。论说二体的区别比较细微，可以借字词训诂来把握。《说文》对“论”的解释是“论，议也”，《释名释书契》则说“论，伦也，有伦理也”。前者更切合字义的阐释，后者则协音从同源字入手，认为“论”承载着社会意识。《说文》对“说”则释为“说，释也，从言兑”“释，说也，从心睪”。依此而论，如果说论体文侧重于立论之独特新颖，并为之层层推衍论证，那么说体文则更似说明、阐述作者的见解。前者思理精密，开合有度，语言严谨，有“论”之势；后者文理张弛自然，语言淡实，有“明”之情。故前有雄辩之风，后有解说之义。

论说文体的教学除了注意该文体的主要特点外，还要注意到不同文学时代的不同呈现。比如，先秦时诸子之作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作论说文或者已初具论说文形态。其时的论说多借具体可感的物象来说明抽象的事理，如寓言故事、神话传说等的引用，模拟的手法等。孟子《齐桓晋文之事》里的“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寡人之于国也》的“五十步笑百步”，荀子《劝学》里的“登高而招”等，都是以具象说抽象，深入浅出，很有说服力。西汉继春秋战国余波，论辩气势如虹，有战国策士游说之风。《过秦论》一文就带有鲜明时代特色，故王世贞说：“《过秦》论也，叙事若传。”钱钟书也评贾谊此文前大段有重屋叠架之嫌。虽然《过秦论》一文以论文体鲜明的论点、论证、论据三要素来做评价，谈不上典型之文，但《过秦论》之所以成为历史名篇，与此表现方法不无关系。《过秦论》前面越是叙秦强大之史，后面越是逼出“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的论点，如此戛然而止，振聋发聩。

山水游记文是记游赏山川风景、亭台楼阁的文章，褚斌杰将其归为杂记下的亚类。一般所认知的山水游记文的正体是形象思维胜于抽象的逻辑思维，不过也会有所“变通”。如果是正体，即一般意义所以为的山水美景的感性呈现，那么在教学中就要注意引领学生随作者脚步去欣赏景物描写，揣摩作者融情入景的写法背后的情感。比如，唐代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多记清冷的景物及此景所造的清冷气氛，其景蕴含着作者凄凄然的心境。所谓“变”，则是作者并没有花费很大的笔墨来描摹景态，而倾注于在游记过程中的其他方面的书写。比如，因其时代文学的影响，相比于唐代这样的山水游记，宋代的游记就带上了明显的时代文学色彩。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是理趣成分大增，议论比描写、抒情多，富有哲理意蕴。高中语文教材篇目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就是借游褒禅山探奇历险的切身感受，即事说理，说明“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在达此境，非有志者不能。文中还以碑文磨来最终山名以讹传讹的所见，指出做学问等要“深思慎取”。苏轼的《石钟山记》也是寓事理于山水探险中。作者亲自涉险探求石钟山名之由来，意在说明凡事不该主观臆断，当要“耳闻目见”，不盲从他人。宋代的山水游记文的一个很大特点就是说理多于描写。严格说来，这两篇作品不是山水游记的典型示例，且因其理趣成分多于写景行情，致使有些论者将其归入论说文类。本书之所以主张仍是山水游记，是因为山水游记虽涉及了议论，但其情形大体还是记游，不过因所游而有所感，故可视为山水游记之“变体”。

杂记大类下还有人事杂记一体。人事杂记是艺术展现生活点滴的行情性浓厚的小文。这类文往往把身边亲历的、听闻的生活小事或者平常生活里的平常人娓娓道来，字里行间表露出作者的情绪、情感。比如，入选进高中语文教材的《项脊轩志》。文章以项脊轩为生活环境，并围绕项脊轩内的生活琐事，追述了祖母、母亲和妻子对自己的脉脉温情及她们过世后的怅然若失之感。这类文体所记不像史事一样探察事件发生的来龙去脉，往往只是片段式的记录；也不像人物传记一样，全面介绍某人的品行，而只是将人物置于生活琐事中来勾勒样貌、性情。人事杂记就是撷取繁杂生活，通过细节描写或人或事的断章。很多时候，这类文自然流露的情感可作为教学切入点。比如，前面说的《项脊轩志》，里面就是片段画面的联结，但作者很自然地以“余居于此，多可喜，亦多可悲”做情感表露的纽结。“居于此”即“居于项脊轩”，项脊轩的景物布局历历在目，姗姗可爱。百年老屋里祖妪对闭门读书的自己既怜惜又觉重振家门的欣慰等的情景，温情满怀，同时写作此文时人事俱非的伤感也自然涌上心头，可叹可悲。此外，与妻子齐眉共举的款款深情最终却只剩“亭亭如盖”的枇杷树，这些生时同欢的可喜、死后伶仃的唏嘘可悲莫不从字里行间渗露，感染着读者。(www.xing528.com)

辞赋，是辞与赋两种文体，古人往往将它们置于一起不加分辨。辞与赋实际各有情态。辞，也称作“骚”，是楚辞类作品的简称。与赋相较，辞重言情，具有很浓烈的浪漫气息，形式上多用语气词，句式参差错落。楚辞多纪楚地风物、风情，后代的辞体文加以演变，因势因情而发。比如，《归去来兮辞》是魏晋时陶渊明所作，写他解绶去职，晨光熹微归家而去之事。文章开首便道“胡归”，直抒胸臆，归去途中意气轻扬，回到家中有酒盈搏，归家后陶然自得，末了再次坦言“委心任去留”。辞体文教学明确其重言情抓作者情感的好发。很多作品，不同的文体，都会涉汲对作者情感的把握，即使是相同文体，也可从不同角度来进行鉴赏。辞这种富有浪漫气息的好情体，它的情感往往借助具体的物象来形象化，想象空间由具体可感的形象而刺激生发。比如，《离骚》中，作者叙朝搴夕揽“香草”以自修，然日月不居、春秋代序，恐“美人迟暮”，不得报国明志的无力感。再如，前面说的《归去来兮辞》里，作者归家时的情态，“舟遥遥以轻扬，风飘飘而吹衣”的飘逸状；归家后观云抚松、亲人交娱、琴书消忧，一派怡然的生活。赋，古人认为是辞的演变发展，即辞是赋的早期形态。实际上，赋是受楚辞文体影响很大的文体，但在后来，赋体独具了它作为该体类的特质。《文心雕龙》中“赋，铺也，铺采摘文，体物写志”即极尽铺陈之能事。这点在汉大赋中表现得尤为淋漓尽致，如许多作品就是不厌其详地谱写宫殿、苑囿。赋文结尾，多略加讽喻，看似卒章显志，实则多落于架空。因为读者多半审美体验停留在前面的穷形尽相的铺排描写中，结章也难收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赋在形式上多设主客互答，借某问题申明作者立场，层次分明，如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等。后代，赋体有所演变。徐师曾在《文体明辨》里把赋分为古赋、俳赋、律赋和文赋四种。选入高中语文教材的赋体文有《阿房宫赋》《前赤壁赋》。两者都是文赋，故以下只以文赋特点展开论述。

文赋是唐代时受古文运动的影响而产生的。中唐后，赋的写作也带上了明显的时代色彩，即学习古文的散体写作风格，以散代骈，句式亦参差变化，在押韵上也不作严格要求。虽然文赋不再像汉大赋一样崇尚铺排藻饰，但文中贯串的散文文势，使得文赋气势一脉贯通，文章婉转流畅，风采斐然。尽管文赋受散体文影响有散文化的一面，但仍保留了赋的一些特点，在句子结构上仍然可见一定数量的骈句，如“长桥卧波，未云何龙；复道行空，不霁何虹”，“纵一蒂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寄蛘赠于天地，激沧海之一粟”等。在押韵方面，也依然作要求，藻饰、铺叙也依然注重。早期的赋大多虚构人物，“述客主以首引”，以人物对话的形式来撑开文章。随着赋体的发展演变，主客答难这一结构形式或有或无。如果是主客答难式的赋，教学时可借对话来理顺文章思路。

《阿房宫赋》《前赤壁赋》是高中语文的两篇课文，在教学时要结合具体篇目的艺术特色。像杜牧的《阿房宫赋》，写于唐敬宗全历元年，其时唐朝陵微，但唐朝君主仍好声色，兴土木，不理朝政。杜牧在《上知己文章启》中提到了写作的缘由：“宝历大起宫室，广声色，故作《阿房宫赋》。”这体现了“体物写志”“诗人之赋丽以则”的特点，杜牧该赋就是借古讽时，借秦始皇荒淫奢败之实以攻唐朝君主不爱惜民心之实，具有鲜明的社会讽喻意义，而且词彩华丽，前面极力铺陈秦之纷奢，后面点明秦之败水到渠成，秦之“忽喇喇似大厦倾”恰是警诫唐朝君主即将面临的败局。因为其中涉及了秦败亡的推论，所以往往很多教师将其处理为现代文体所认识的议论文。如果能够对赋这一文体有更多的了解，我们可以看到，杜牧即时事而欲讽喻，写作过程铺排秦（含射唐）的不是。虽然有论到秦败亡的原因，但也只占篇章的小部分，杜牧写作此文的主观意图还是讽喻唐朝君王的。同时，文中重分析推理演绎，用语也严谨缜密。如果凭想象中奢极的阿房宫而推演秦王骄固不爱惜人心，最终导致自身的灭亡，这一论说尚不够严密，说到底还是篇典的赋文：前面铺陈“体物”，末了“写志”。宋代苏轼对文赋的发展也同其对词的拓展一样，往往讨论到人生，由一般的借物志情到借景寄寓人生哲理性的思考，在形式上也由此而由假托的人物言辞到极富个人情感色彩的主客互答，文情亦行云流水，放浪心骇，行于所当行，亦止于所当止，一派流丽清新。

序践文与赠友人之序不同。赠序是另外一种特殊的文体，“君子赠人以言”，是专门为送别亲朋好友而作的述交游情谊等内容的文体。序践文，则一般是专为一部书（包括辑录不同人作品的集作）或一篇文章或图作的说明性或者议论性的序言或后序。它主要是古人对其所作述明用意，向人介绍说明写作的缘由、内容、体例等，好的序文往往诉说了作者深刻的思想或不一样的怀抱。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里述明作《史记》的缘由：“《诗》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实际上，却从此折射出作者对自己遭遇的抑郁及不屈，故发愤而作，抒心中郁全，陈圣贤大义。选入高中语文教材的《兰亭集序》及《滕王阁序》也是序文中的翘楚。这类由宴会结集而写的序，一般都是作者在宴会有所触动而发。文体教学时，就可以试着体察作者的触动点，引导学生把握作者的情感抒发。比如，《兰亭集序》是王羲之在三月三日上巳节日与众名流雅士斟酒赋诗，为结集作的。王羲之对宴会的良辰——上巳时节、美景——修竹清流、雅人和雅事——流输曲水饮酒赋诗，都做了交代，展现了快活的宴会场景。欢乐的时光总是易逝，无论放浪于外还是寄托于内，快然自足终抵挡不住将至的耄耋、将至的生死成化。这些就是作者因乐极生发对生死的哲理思考。《滕王阁序》又名《滕王阁诗序》《宴滕王阁序》，也一样别有怀抱。该文是唐代王勃途经九月九日都督在滕王阁大宴宾客时，参宴为众人临场赋诗作的序文。文章开头盛赞宴会人、地的“人杰地灵”，借以介绍宴会目之所见的自然而富丽的景状。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于眼前，但与座的各位俱是萍水相逢而识，自己失路之人只不过适值宴会其中。思及自身境地，作者不禁思绪万千：肖前固然不达，然犹存青云之志。末尾收束全文，言明作序缘由。《滕王阁序》之所以是序而不是游记，是因为游记主要记叙、描写，偏重于形象思维，尽管有其“变体”，即情景而有所论，但文章的主体还是注重游记这一过程。而《滕王阁序》里虽然也有形象思维成分，但文章更注重理性的感悟。其他如《兰亭集序》对生死的思考，李白的《春夜宴桃李园序》对人生苦短及时行乐的洒脱等。需要注意的是，从形式上是否通篇骄俪的角度来分，《滕王阁序》还是与散体文相对的骈文。所以，如果从骈文这一文体角度出发，意在指导学生掌握骈文相关的文体特点，那么教学目标可能就与“序”这一体的教学目标有区别。先是在形式上，四六整饬而对，这是骈文突出的外显特点；然后在表达习惯上多用典，引用事义较多，整体风格含蕴、典雅，教学时就要注意引导学生通过典故的掌握来把握课文的思想情感。另外，骈文尚辞藻，多光彩富丽。这里需要明确一点的是，骈体文与散体文是骈俪与否的形式上的区分，即是以何种形式——散体或骈体对偶的形式——来书写表达的。骈文也正因为独特的骈俪、辞藻、声韵及频于用典等共同营造的审美效果而独立一体。但因其四六对的形式基本不变，而用典则是随着文章内容的表现而各异，故一般提及骈体文主要是表明其与散体文形式上的区别，实际的鉴赏多着重于内容上的艺术表现。

奏表类，是中国古代特殊的一类官场文章，专门用于臣子官吏向帝王上书陈述政事、陈明心志的上行文种。刘勰《文心雕龙》的“章表”篇说：“章以谢恩，奏以按劾，表以陈请，议以执议。”大致是说，“章”用来谢恩，“奏”用来弹劾，“表”用来陈述衷情，“议”用来表示某种政见。这是就此类官场文章的内容、功能来划分的。议因为其推断说理的特点明显，后来分类一般划归至论说文一体，依其内容题材属于政论文。选入语文教材的章奏表等，只有“表”一体，如《出师表》《陈情表》。故以下主要论述“表”一体。

“表”是秦汉时代就有的，它作为古代的一种公文，与其他五般的上书奏状相较，有其自身的特点。先是“表”的格式，一般以“臣某言”冒头，结章则借“臣某诚惶诚恐、顿首”“死罪死罪”于形式上表示对君上的忠敬、敬惧，最后落款“某官臣上”。在内容、情感上，“表以陈情”，即表这种体类是陈述情况诉说心曲的；语言上，则多简洁省净。“表”体文主以陈情，后代的使用范围有所推广，如三国两晋时把大凡是陈述性的上行之文都称作“表”，陈述内容包括论谏、劝请、陈乞、进献、推荐、庆贺等。所以，《文心雕龙》说：“表体多包，情伪屡迁；必雅义以扇其风，清文以驰其丽。然恳恻者辞为心使，浮侈者情为文使。繁约得正，华实相胜，唇吻不滞，贝中律矣。”从整体来看，表体内容的损益及其“陈情”之真伪变化，都不能遮掩“表”的表志陈情的内在特点。“表”之模范，应以雅正之义扇扬风气，行文清简，情辞随心而使。所以，“表”文的教学，可抓其“陈情”之轨迹，因情而带动全篇。高中课文李密的《陈情表》是历代“表”文的名篇。文中陈述自己与祖母相依为命的骨肉亲情，表白须得侍奉年迈祖母而不能应征的心迹。

明辨文体，是使学生可以明其大体。我们说文体不可能是僵化了的模具样式，会因时代、因作者自身的文学创作力而有所“变通”，这就是所谓的“变体”了。如果是“变体”，那么也要明确何谓“正体”，这样才好知“变”，知文章在文体上的独特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