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定
（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挂课以后怎么办？这个问题我还真没认真思考过。20几年前，我上大学的时候，挂课的学生很少，因为大家都比较用心，考好考坏虽有差别，但一般老师都会高抬贵手，很少挂课，自然这种抉择就少了好多。大概是2002年吧，在现场看了査明哲导演的《青春禁忌游戏》后，震撼之余，总觉得离自己好遥远。一晃又十几年过去了，随着岁月的磨砺和大学教学经历的渐长，再看了《山寨爸爸》这个剧本及参演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的微电影，真是让人觉得感慨万千。
人一生最难的问题其实是选择。表面看，选择是处于利益关系，实际上又是由自己的价值观决定，归根到底是由人的信仰决定。尽管《青春禁忌游戏》可能被赋予各种各样的符号指涉，但就文本而言，它淋漓尽致地刻画了挂课之后学生人性中被挤压出来的“恶”以及老师不可调和的正义与道德感。最后，4个学生演绎的贿赂和欺骗的“游戏”结局，导致了女老师叶莲娜·谢尔盖耶夫娜的绝望自杀。该剧对于人性和制度的辩解与控诉，引起了世界范围内青少年的共鸣。事实上，正是信仰的缺失，导致了苏联两代人中出现了不可逾越的鸿沟；而又正是这种鸿沟，催生了国家和社会之间的裂痕。然而，由于其信仰层面与不同文化接受习惯的差异，我总觉得这部巨作在发出黄钟大吕般巨响的同时，少了一丝人间烟火气。(www.xing528.com)
相比较而言，独幕喜剧《山寨爸爸》的戏剧张力和震撼力虽与现实主义悲剧《青春禁忌游戏》不在一个重量级的舞台上，但在选择方式上，却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同样是面临的挂课，中国学生诉诸的也是情感牌，但它有意识地规避了贿赂这个边缘性主题，自然选择了城乡二元对立的贫穷主题。这样，在叙事中学生和老师都可以游刃有余地游走于边缘地带。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教师行为方式则更为通脱。而同时，学生就更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海阔天空地把社会作为一个大文本，力图达成自己畅意表达的目的。事实上，如果不是诉诸偶然因素和巧合，学生的目的也许是可以达到的，甚至在多年以后聚会把酒言欢时，他完全可以将当年的事件作为谈资，将之视作自己释放潜能的事件而加以炫耀。从这个意义上讲，缺失巧合的事件元素，如果放到较长的时空来看，比戏剧本身更具有戏剧性。其传播内核，也更有教育意义。但戏剧必须有其态度和立意，从而形成对世像百态和现实问题的审视与批判。于是，《山寨爸爸》通过夸张恶搞的“聪明反被聪明误”情节叙事，在嬉笑怒骂中，完成了对当代诚信缺失的社会问题鞭策性指涉。
记得林语堂先生说过，中西方一个重要的差异在于“闲适感”。比方说修建铁路时，西方要经过不差分毫的科学测算，而中国人呢，则有不同的行为方式：譬如隧道要穿山而过，山两边各派两个工人，互相呼喊一声开始挖山，一个月后，发现挖了两条山洞，林语堂先生幽默地说，哪有什么要紧呢？将来建复线的时候用得着。我们认为诚信意识需要警钟长鸣，应该常抓不懈。从这个意义讲，《山寨爸爸》就像个嘻哈范儿的警钟！它以幽默的方式提醒着同学悬崖勒马，不要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但是若将校园中的作弊问题上升到《青春禁忌游戏》那么残酷冷峻的层面，上升到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地步，上升到道德至高、三尺白绫的地步，从我们的口味判断，还真是有些小题大做了。
学生们自作聪明的骗人把戏和雕虫伎俩——这种无价值的愚蠢和虚妄，就像“纸老虎”一样并不真正可怕，只需“撕破”给观众看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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