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共犯理论为基础的不法行为构造研究

由于在公司犯行中，存在两个刑法上的主体，公司以及作为个体的成员自身，因此，一种可能的设想就是，将两个主体之间的关系作为共犯关系处理。但是，这种类比并不是一种能够取得成功的尝试。

Hafter认为，有组织的人合团体的不法行为中总是至少存在两种有责的意志，一种是社团意志，另一种是显示并执行社团意志的单个或多个个人的意志。社团意志是通过自然人付诸实施的，而自然人以其自身的意志及意识实施行为，其自身的个性在社团行为中永远都存在。^[2]基于此，他得出结论，在社团的不法行为中，意志形成以及意志实施都是通过团体中的机关成员进行的，因此，不能认为社团与个体之间是一种共犯的关系。首先，社团通过机关成员得以生存，社团同时也生存在机关成员中，机关成员的意志是作为整体的一部分展现出来的，因而，个体在社团之中所显示出的那一部分说明个体是一种无意识的工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仅有社团才能因不法行为而受到刑罚处罚。但是，尽管机关成员始终是一个有着独立意志的自然人，但是，在其具有服从性的精神世界中，团体意志自身发生了改变，即个人化，并最终形成了有责的作为个体的意志，由于此种个体的意志超越了团体意志的范围，因此，该个体自身也是具有刑事可罚性的。由此，其就与刑法上的共犯关系存在区别，这是一种在两个同种类的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在两个相互紧密相连的两个人之间的关系。^[3]由此看出，Hafter实际上认为个体有着复杂的两个面向：在团体的视角之下，其是服从于团体的无意识的工具；在个人的视角之下，其又是具备独立个体意志的人。正是基于此，其不将团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视为共犯关系。(www.xing528.com)

除了对作为个体的成员进行分析之外，当我们对共同正犯、教唆犯以及帮助犯的概念进行检视之时，也会发现这是一种不可能成功的尝试。这是因为，共同正犯、教唆犯以及帮助犯自身必须要有犯罪的故意，且这种犯罪的故意相对于其他共同正犯、被教唆者以及被帮助者而言均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作为主体之一的公司而言，其是不可能具备此种自然意义上的心理要素的。即便我们认为个体的故意的集聚可以形成公司的“犯意”，但在公司犯行的情形中，这种来自个体的集聚的犯意不可能对其他共犯进行犯意上的联络、教唆。否则，全体成员均会形成共犯关系，这显然是不符合现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