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的观点：重刑的目的是为了建立法律威慑力和以法治理的目标

法家极度推崇法治，虽然其所称“法治”不同于现代法治。以“富强”为最终目的之法家法治，大致是一种平等原则下的“规则之制”，它又可以区分为激励之“厚赏”与威慑之“刑治”。

欲使国强，必先“国富”“国富而贫治，曰重富，重富者强。国贫而富治，曰重贫，重贫者弱”。只有实现国富，并以节俭的方式来治理，国家才会富上加富，最终才能强大。何以“国富”，在农耕时代，必须要激励民众投身生产，特别是农业耕作，夯实农耕基础以备可能的争战，实现国强之目标，故商鞅反复强调，“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善为国者，仓廪虽满，不偷于农。”“百人农一人居者，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故治国者欲民之农也。国不农，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持也，则众力不足也”。（《商君书·农战》）只有重农，才能实现国富，最终才能兵强。为政者如何激励农战，从人性的角度，物质利益的奖赏是重要的手段，概言之，要让百姓重视农战，就必须以农战为奖赏的唯一条件，让一切利益由农战而来。法家认为，奖赏不只需要“厚”，更要“信”，只有“信赏”，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达到鼓励农战之社会导向，典故中商鞅“徙木立信”，正是为了实现信赏的效果。如果我们把法家奖励农耕的思想、政策看作农业、经济“法制”，就可以发现法家的以法“治理”，绝不仅仅是通过严苛刑法的“刑治”，而是利益激励与刑罚威慑的结合。(www.xing528.com)

当然，作为威慑和保障，刑罚在治理中不可或缺，法家正是以严明的刑治“兴功止暴”。法治，除了鼓励农战外，更重要的是“禁暴”，即禁绝私斗及各种未符合法令的言行。“夫刑者，所以禁邪也”。何以禁邪，商鞅认为应施行重刑，“以刑去刑，国治；以刑致刑，国乱。故曰：行刑重轻，刑去事成，国强；重重而轻轻，刑至事生，国削”。（《商君书·去强》）在商鞅看来，重刑不是目的，施行重刑，是为了建立法律的威慑力，从而实现以法治理的目标。韩非持类似的观点，“诛莫如重，使民畏之；毁莫如恶，使民耻之。”惩罚如果不能达到使人畏惧的程度，就不足以禁人之恶，反而使人们轻漫法令。当然，法家的“重刑”并不是滥刑滥罚，或者是恣意施行法外之刑，其厚赏重刑主要是针对立法而言，而在执行中则强调信赏必罚，进而达到治理的最终目标。韩非明确反对君主背离法令重赏重罚，“用赏过者失民，用刑过者民不畏。有赏不足以劝，有刑不足以禁，则国虽大必危”。故必须做到“明法制，去私恩”，“令必行，禁必止”。（《韩非子·饰邪》）商鞅变法之初，民众也是将信将疑，“令行于民朞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于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12]可见，法家并非片面追求重刑，而更重在建立“违法必罚”的机制，树立法令的权威、公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