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新论：治道与治术的融合，实现国治

“治理”（governance）是一个相对现代的概念，在早期有西文中，它与统治（gouvernement），指导、指引（gouverne）具有同样的词源，表示主导、驾驭某事物。船舵是其最原始的意思，后来由此引申出内涵丰富的比喻义：选择航向，以及根据不断变化的自然环境持续调整修正，这体现了唯意志论和实用主义的辩证关系。^[5]在现代，它多用于公共治理，源于公司治理在公共部门和政治领域的延伸。公司治理的政治基础是委托代理理论，核心是如何设计一组合约保证代理人能基于委托人的利益行事，在政治中，“合约”就表现为一整套与政治权力获得与行使有关的制度、程序和惯例，包括宪法设计、政体和具体政治制度。^[6]在中国传统思想中，虽然没有与“治理”完全等同的概念，但同样不缺乏对驾驭、统治意义上“治”的各种阐释，《说文解字》释“治”：“水出东莱曲城阳丘山南入海，从水”，表明“治”的本意与“治水”有关，推而广之，就是对整个国家的驾驭、治理。实际上“国治”构成先秦以来的思想家不断探索的核心议题，庄子在《天道》中提出：“骤而语赏罚，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迕道而说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骤而语形名赏罚，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7]由此，治之道与治之具成为古代思想家有关治国的最初言说，作为治国理念，以及政治体制运行的最高目标的“治道”，作为治国的具体方式的“治术”，共同构成了中国“治理”思想的中心。

在中国思想大迸发的“轴心时代”，儒家、道家、墨家等，都或多或少地围绕着“国治”这一目标展开思索，法家自然也不例外，某种程度上，在“国治”的探索中，法家的思想更为全面和深入。我们以法家的代表人物商鞅、韩非为例，由于他们的特殊身份地位及历史境遇，使得思考如何治国理政成为某种“使命”。商鞅本是卫国公子的儿子，在诸国争霸的春秋时代，自小就对国家富强的意义有深刻的认识，受到李悝、吴起等人的影响，“少好刑名之学，事魏相公叔座为中庶子”。^[8]公元前361年闻秦孝公求贤令，商鞅便以“变法修刑，内务稼耕，外劝战死之赏罚”等策，两次实行变法，使地处西北一隅的秦国一跃成为富强国家，在诸雄争霸中处于优势地位。韩非，亦是韩国的公子，受到荀子思想影响，同样“喜刑名法术之学”^[9]，寄望于修法强国，但他身处一个诸强争霸中处于弱势的国家，虽屡屡上书韩王献策，却不被采纳。后来，韩非被派遣出使秦国，很快受到秦王的赏识与重用。虽然韩非因出身背景遭人猜忌，命途多舛，但其卓异的治国思想，仍对秦国产生重大的影响。商鞅、韩非等法家代表人物，因为所处“弱肉强食”的时代，不得不将国家富强作为思索的中心，一切治国的策略，最终都要服务于富国强兵这个核心的目标。

法家思想中的“治”，可以自两个方面理解，一是作为治理国家的统治、驾驭，如“夫圣人之治国也”，（《商君书·壹言》）“王者得治民之至要”（《商君书·农战》）；二是指作为治理效果的安定、秩序，或良善之治，它与“乱”相对，“国之所以治者”“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韩非子·有度》）等，均是这样的用法。表面上看，重赏重罚、奖励耕战等法家治国的“药方”，似乎主要是治术，“法、术、势”的结合，“明主治吏”的策略，似乎同样是偏重于治术的运用，但实际上，法家同样在思考治道。韩非论述之“道”，上承老子，又有所不同，“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韩非子·主道》）又说：“古之全大体者，望天地，观江海，因山谷，日月所照，四时所行，云布风动；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寄治乱于法术，托是非于赏罚，属轻重于权衡。”（《韩非子·大体》）老子所谓“道”，是一种先于天地万物的假想实体，韩非则不同，他将天地万物的普遍法则理解为“道”，它是宇宙万物的普遍规律，支配着包括人类社会的万事万物，在政治社会领域中，就是指导人们行为的“法”。^[10]因此，韩非所言之“道”，虽来自老子，但并未导向“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法律虚无主义，反而是“因自然”而倡法治，而使其法治因循自然规律之“大道”。(www.xing528.com)

法家还从治道的层面解释了法治的内在逻辑。《韩非子·八经》提出了“因情而治”的治道：“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在人情的基础上，他提出“爵禄所以赏也，民重所以赏也则国治”“有重罚者必有恶名，故民畏。罚所以禁也，民畏所以禁则国治矣”。可见，作为一种国家治理，厚赏与重刑仅仅是一种手段，其最终目的是富国强兵，实现“国治”。在富强、国治的总体目标下，“刑期于无刑”，法、刑之治理最终是为了“无为而治”，这样，我们也就理解了韩非等刑名法术之学，“归其本于黄老”之意涵。商鞅从另一个角度阐释了基于人性的法治，“立民之所乐，则民伤其所恶；立民之所恶，则民安其所乐”。何以如此呢？“夫民忧则思，思则出度；误乐则淫，淫则生佚。故以刑治，则民威，民威则无奸；无奸，则民安其所乐”。（《商君书·开塞》）看似威严的刑治，因为符合了“趋利避害”的人性，反而能实现“国治”，并使民众安其所乐。因此，从治理之基本原理、最终目标，以及其具体手段、方式而言，法家的治国思想，毋宁说是治道与治术的结合，法家不乏“谋略”性的治理手段，但它更蕴含着治理之“大道”，在此意义上，法家的“治国”思想，实际上更接近于王绍光所提的“政道”，即“政治体制运作的目标与途径”^[11]，法家的治理思想，可以说体现了“道”与“术”结合的政道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