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与法：先秦时期思想的差异

有学者认为，“社会科学本来是一个舶来品，属于西学范畴”“我们没有社会科学的传统”。^[46]然而，本文的分析表明，社会科学既有西方传统，也有中国传统。社会科学的中国传统就是法家学说，法家学说就是中国典型形态的社会科学。法家学说所蕴含的理论范式、解释框架，与当代中国的法学、政治学、经济学都可以进行有效的对接。进一步看，法家学说不仅能够成为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的理论先导，而且还可以成为外交学、军事学的理论先导。因为，按照蒙文通的看法，“兵、农、纵横统为法家”。^[47]既然兵家、纵横家都属于法家，那么，兵家理论、纵横家理论，也都可以归属于法家学说。这样的法家学说，其范围可以覆盖当今社会科学的大部分领域。由此可见，法家学说堪称中国社会科学的理论源头，堪称中国古典的社会科学。要完成社会科学的中国化建构，对接法家学说也许是一条可行的路径。

有人可能会认为，既然法学、政治学、经济学完成中国化建构的路径是对接法家学说，那么，按照同样的逻辑，法学、政治学、经济学也可以回溯至儒家学说、道家学说。因为儒家、道家都包含了各自的法律思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对此，我们可以作一些辨析：如果着眼于思想史，譬如法律思想史、政治思想史、经济思想史，等等。无论是哪种思想史，既可以写法家学说的思想，也可以写法家之外的其他各家学说的思想。但是，站在相异于思想史的社会科学的立场上说，法家学说与其他各家具有明显的差异。简而言之，法家学说不仅仅是尘封已久的思想史素材，而且是够格的社会科学。

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下，法家学说的社会科学性质，除了前文的论述，还体现在：法家学说以社会作为关注对象，具有实践实证的品质。一方面，从各家学说的核心议题来看，儒家学说、道家学说虽然也与社会有关，但儒家更关心德性，道家更关注心灵。如果我们简洁地概括各门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的特质，那么，可以发现，文学关乎爱与恨，史学关乎衰与荣，哲学关乎生与死。这几个主题，都不是法家学说的核心议题。比较而言，政治学关乎敌与友，法学关乎治与乱，经济学关乎富与贫，这几个主题，都是社会性、实证性的主题，它们都是法家学说的主题。可见，法家学说与今日的社会科学具有更多的家族相似性。另一方面，还可以从宗教的角度来看。儒家学说、道家学说与宗教都有紧密的关系。儒家学说与儒教是两个相互关联的概念，还有人把儒教作为世界主要宗教之一^[48]，道家学说与道教也密不可分，道家文献也是道教的经典。这样的现象说明，儒家学说、道家学说是哲学、宗教、思想的混合物。儒家学说、道家学说的这种属性，使它们远离了社会科学，亲近了人文学科。但是，法家学说与任何宗教都没有关联，这是法家学说与儒家学说、道家学说之间存在的一道较大的鸿沟。这个鸿沟其实就是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的界限。因此，如果要实现人文学科的中国化，那么，应当建基于儒家学说以及道家学说。但是，如果要完成社会科学的中国化建构，法家学说提供了最坚实的基础。

先秦时期，在法家学说与儒家学说彼此对峙的背景下，两者之间的界限是比较清晰的。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才可能把法家学说归属于社会科学，把儒家学说归属于人文学科，并把社会科学完成中国化建构的希望寄托于法家学说。但是，自汉代以后，情况就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儒法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合流。法家学说融入儒家，儒家人物也实现了法家化的转向。因此，汉代以后的儒家学说与法家学说，在政治实践者的身上得到了高度的综合、融和。“事实上，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多少都会受到儒家和法家的双重影响”。^[49]譬如，两千年来一直受人景仰的诸葛亮，就是一个儒法兼修的典型代表。这就意味着，法家学说已经转化成为实践者的行动，至于理论上的阐述，则没有出现太大的成就。因此，从汉至清的两千年间，法家学说一直处于隐而不显的潜伏状态。直至20世纪初叶，才出现了一个新法家的思潮。^[50]

值得注意的是，新法家思潮虽然出现了，但是，法家学说并没有实现与社会科学的有效对接。由此造成了两个方面的后果：一方面，法家学说的性质依然隐晦不明、隐而不显，法家学说作为社会科学的地位没有得到确认；另一方面，社会科学一直没有完成中国化的建构。因此，应当充分看到法家学说作为“中国古典社会科学”的属性，以之作为中国社会科学完成中国化建构的基础与起点。

（本文原刊于《法学家》2017年第5期，有修改。）

【注释】

[1]蔡枢衡：《中国法理自觉的发展》，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8—99页。

[2]张宇：《构建中国经济学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上）》，载《经济日报》2015年4月8日，第16版。

[3]徐经泽：《社会学中国化：中国大陆学者的讨论》，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邓正来：《关于中国社会科学的思考》，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赵凌云：《当代西方社会科学转型与中国社会科学的中国化》，载《河北学刊》2004年第6期。

[4]［美］卡尔霍恩：《变革时代的社会科学》，李述一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46页。

[5]［瑞士］皮亚杰：《结构主义》，倪连生、王琳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76页。

[6]［英］拉德克利夫·布朗：《原始社会的结构与功能》，潘蛟等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3页。

[7]关于近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回顾与综述，参见杨耕：《社会科学方法的发生、范式及其历史性转换》，载《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王伟光：《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述介》，载《哲学动态》1995年第5期，等等。

[8]［法］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狄玉明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35—36页。

[9]［法］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狄玉明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49—152页。

[10]蒙文通：《法家流变考》，载《蒙文通全集》第二卷，巴蜀书社2015年版，第79页、第86页。

[11]参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12]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载《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679页。

[13]［美］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刘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75—100页。

[14]朱红文：《社会科学的历史与社会科学的整体性》，载《求索》1995年第1期。

[15]［美］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刘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页。

[16]［德］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朱红文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页。

[17]［法］E.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狄玉明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25页。

[18]［美］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刘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87页。

[19]韩东育：《法家的发生逻辑与理解方法》，载《哲学研究》2009年第12期。

[20]马一浮：《泰和宜山会语》，载吴光主编：《马一浮全集》第一册（上），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8页。

[21]相关著述较多，试在史学领域举出一例，参见韩东育：《〈性自命出〉与法家的“人情论”》，载《史学集刊》2002年第2期。

[22]张觉：《略论韩非理论文之文学价值》，载《西北师大学报》1991年第4期。(www.xing528.com)

[23]郭沫若：《十批判书》，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86页。

[24]方向东译注：《新书》，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7页。

[25]钱穆：《中国思想史》，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82页。

[26]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7页。

[27]萧公权：《法家思想与专制政体》，载萧公权：《迹园文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6页。

[28]魏秀云：《中国古代专制主义的人性基础》，载《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0年第3期。

[29]钱逊：《中国古代人性学说的几点启示》，载《哲学研究》1993年第10期。

[30]余英时：《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7页。

[31]［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8页。

[32]正是有见于传统儒学主要是心性儒学，当代学者蒋庆才从纠偏的立场上，提出了政治儒学。参见蒋庆：《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33]Bryan Van Norden，Han Fei and Confucianism：Toward a Synthesis，Paul R.Goldin Editor，Dao Compan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Han Fei，Springer Science+Business Media Dordrecht 2013，p.142.

[34]Albert Galvany，Beyond the Rule of Rules：The Foundations of Sovereign Power in the Han Feizi，Paul R.Goldin Editor，Dao Compan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Han Fei，Springer Science+Business Media Dordrecht 2013，p.90.

[35]杨小凯：《依法治国不是法治》，http：//www.xcar.com.cn/bbs/viewthread.php？tid=21029225。张维迎：《法律本身不合乎天理的话，依法治国也不是法治》，http：//finance.ifeng.com/a/20140811/12901362_0.shtml。于2015年11月2日访问。

[36]喻中：《法家三期论》，载《法学评论》2016年第3期。

[37]关于亚里士多德的“普遍服从良法”，富勒、拉兹的法治概念，学术文献中已有反复的讨论，这里不再详述。参见喻中：《论“治—综治”取向的中国法治模式》，载《法商研究》2011年第3期。

[38]俞可平：《政治学的公理》，载《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39]俞可平：《中国政治学的进程：一个评论性的观察》，载《学术月刊》2007年第11期。

[40]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151页。

[41]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53页。

[42]孙晓春：《韩非与马基雅维里非道德政治观平议》，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7年第5期。

[43]蒙文通：《周代之商业》，载《蒙文通全集》第一卷，巴蜀书社2015年版，第103页。

[44]［日］小野进：《儒家经济学原理：作为经济学范式之一的东方经济学》，载《日本研究》2010年第1期。

[45]喻中：《依法治国的文化解释》，载《法律科学》2016年第3期。

[46]朱红文：《社会科学的性质及其与人文科学的关系》，载《哲学研究》1998年第12期。

[47]蒙文通：《法家流变考》，载《蒙文通全集》第二卷，巴蜀书社2015年版，第79页。

[48]杜维明：《儒教》，陈静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49]赵鼎新：《国家、战争与历史发展：前现代中西模式的比较》，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5页。

[50]喻中：《显隐之间：百年来的新法家思潮》，载《读书》2013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