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法家：历史与现代经济学

经济学也是一门源于西方的学问。在经济学的视野中，可以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然而，正如法律史一样，只要被纳入史的范围，中国经济思想史也就置身于经济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地带，而且，经济史或经济思想史主要还是属于历史学而不是经济学。譬如，研究“周代之商业”的蒙文通是历史学家，他关于“周代商业”的研究就不是经济学研究而是历史学研究。^[43]数十年来，作为社会科学的、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理论，几乎无涉于传统中国的理论与实践。但是，法家学说的经世品性，可以让我们看到，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化同样可以建基于法家学说。

譬如，在法家学说中，就存在着“国富论”与“民富论”两种经济理论的对立。其中，晋法家倾向于“国富论”。譬如商鞅，就把国富与民富进行了严格的区分，他强调国富，反对民富。《商君书·弱民》称：“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国强就是藏富于国，弱民就是反对藏富于民。韩非子也反对“民富”，据《韩非子·六反》：“老聃有言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夫以殆辱之故而不求于足之外者，老聃也。今以为足民而可以治，是以民为皆如老聃也。故桀贵在天子而不足于尊，富有四海之内而不足于宝。君人者虽足民，不能足使为天子，而桀未必为天子为足也。则虽足民，何可以为治也？”可见，晋法家的经济学可以概括为“国富经济学”。与之形成对照的，是齐法家的“民富论”。按照《管子·治国》篇：“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这样的经济学可以概括为“民富经济学”。

再譬如，在法家学说中，还存在着“重农抑商”与“重农饬商”两种经济理论的并立。其中，晋法家的经济政策是重农抑商。《商君书·外内》称：“民之内事，莫苦于农，故轻治不可以使之。奚谓轻治？其农贫而商富。故其食贱者钱重，食贱则农贫，钱重则商富；末事不禁，则技巧之人利，而游食者众之谓也。故农之用力最苦，而赢利少，不如商贾、技巧之人。苟能令商贾、技巧之人无繁，则欲国之无富，不可得也。故曰：欲农富其国者，境内之食必贵，而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则民不得无田，无田不得不易其食。食贵则田者利，田者利则事者众。食贵，籴食不利，而又加重征，则民不得无去其商贾、技巧而事地利矣。故民之力尽在于地利矣。故为国者，边利尽归于兵，市利尽归于农。”这就是晋法家的重农抑商学说，虽然这种理论的落脚点在于实现国家的治理，但它毕竟还是一种经济理论。与这样的重农抑商理论不同，齐法家虽重农却不抑商。《管子·法法》称：“农夫不失其时，百工不失其功，商无废利，民无游日，财无砥墆。”可见，齐法家选择了一条农商并重的经济理论。(www.xing528.com)

以上两个方面，无论是国富论还是民富论，无论是重农抑商论还是重农饬商论，都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经济学理论。这些理论所开创的经济学范式，对于今日的经济学理论的意义，特别是经济学理论中国化的意义，尚未得到应有的注意。日本学者小野进认为，“作为东方文化传统的儒家学说，对人类经济行为的分析，隐含着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另一种范式”。^[44]本文则认为，作为东方文化传统的法家学说，对人类经济行为的分析，所隐含的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中国经济学范式，也许更加值得关注。因为，如前所述，较之于儒家学说，法家学说作为东方文化传统中的社会科学，比人文学科性质的儒家学说，能够更好地开启当代中国的经济学，能够更有效地促成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化建构。

可见，无论是法学、政治学还是经济学，它们的中国化建构都可以借助于中国固有的法家学说，法家学说可以促成社会科学的中国化。当然，分析至今，还有两点需要进一步申说。第一，上文的认证方式，具有把法家学说嵌入现代社会科学的特点，具有立足于现代社会科学来审视，甚至是切割法家学说的特点。这样的特点，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因为，由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支撑起来的现代社会科学，虽然在正式建制上源于西方近现代，但是，这样的社会科学建制在中国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这样的社会科学建制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现代传统。本文只能立足于这个源于西方的中国现代传统来看待法家学说，其目的，则在于促成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在中国化的方向上更进一步。换个角度来看，本文虽然在社会科学的建制上依赖于近现代社会科学，但是，本文指望，社会科学的理论逻辑、理论范式能够更多地吸纳法家学说的逻辑与范式，以此促成当代中国的社会科学，能够更好地接续中国固有的思想文化传统，能够更好地反映华夏文明的生活模式。第二，社会科学与法家学说之间的对接，分别涉及法学、政治学、经济学。当代中国的法学、政治学、经济学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对接法家学说，可能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必须提出来进一步讨论。法家学说与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的关系确有必要建立起来，这是中国社会科学实现中国化建构不容回避的思想资源。单就法学而论，当代中国实践中的“依法治国”，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先秦法家“以法治国”的延伸，对此，学界已有专门的论述。^[45]至于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经济实践背后的法家逻辑，还有待政治学界、经济学界给予进一步的专门论述，本文只是作出了一些初步的铺垫。总而言之，当代中国的社会科学对于法家学说的吸纳还远远不够，法家学说对于社会科学中国化的意义，被严重地低估与忽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