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对习惯秩序与日常交往的覆盖及对国家治理属性的影响

习惯秩序是经由习惯规范所调整的人们交往行为的状态和结果。可以说，习惯是人类最重要的交往规范，也是人类最古老的交往规范。只要有人类之间的关系，就会有相关习惯存在。但这并不是说习惯规范及其秩序只能回头看，不能向前看。通常人们把习惯只看作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传统规范，这尽管有一定道理，但并非尽然。在关注习惯的传统性的同时，理应同时关注“新习惯”。所谓“新习惯”，是指在历史进化过程中所生成的自发和自觉兼顾的规范。如随着人工智能和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在网络世界日渐兴起的互联网行业规范，随着城市化迅速发展所产生的城市市民公约与城市社区公约，随着新农村建设而产生的新乡村公约等。所以，习惯是一个传统与当下兼顾的概念，与其过多关注习惯判定的传统维度，不如更加关注判定它的发生维度，即习惯是如何生成的。只要一种规范是自发的或者以自发为主地生成的，就可以称之为习惯。

还有，习惯就其作用范围和方式而言，明显具有多样性。有些习惯，几乎适用于全人类，如尊老爱幼、诚实信用以及基于“先来后到”所致的排队习惯等。有些习惯，则适用于一定的文化、民族或区域，如在英美世界较为流行的“小费”习惯，就在在我国就不太适用；再如在我国订婚中普遍存在的彩礼习惯，在不少文化区域和国家就不存在。还有些习惯，即使在一个国家、一种文化区域内，也是明显分割地、分散地存在的。在我国，“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的说法已流传千古，即使在今天这样一个通信发达、交通便捷、人员交流和往来频繁的时代，此种情形依然如故。这充分彰显了习惯及其秩序的多样性。

习惯作为静态规则，其动态的实践就是习惯秩序。在一定意义上，人们的日常交往和生活，直接受习惯的调整，因此，习惯秩序对每一个人而言都是司空见惯的——尽管人们所参与其中的习惯秩序五花八门，形形色色。对于习惯及其秩序，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人们的态度并不相同。有些学者极力强调习惯，以及经由习惯形成的自生自发秩序的权威性、合理性与正当性；^[56]有些制度类型并在实践中尽力贯彻经验主义的、取法于习惯的规范体系^[57]之如上特点。而另一些学者，以及有些制度则极力否定习惯的价值，甚至不惜以革命的方式决绝地和流传已久的习惯告别。对此，历经百余年文化——社会巨变的国人并不陌生。

无论习惯及其秩序多么复杂多样，其实践价值如何现实真切，也无论在理论和实践上人们如何对待习惯及其秩序，但对习惯及其秩序而言，对其影响最大、最持久的既不是哪种理论，也不是人们的一般态度以及或激烈或和缓的行为，而是在当下持久有效的法律规定。从社会与法律的一般关系而言，习惯有时候会决定法律，特别是在立法阶段，一种习惯可能会被法律通过认可或创制而升华为正式法律，也可被立法者作为糟粕而剔除于法律之外，使其成为实在法上的非法现象。但无论如何，立法者必须审慎地对待习惯^[58]，而不能颟顸地无视习惯，更不能粗野地毁坏习惯（因为毁坏习惯，意味着毁坏来自生活的自发的创造）。但是，一旦立法的任务完成，习惯在法律生效的时空范围内不再对法律有任何决定作用，反之，习惯及其秩序应否存在^[59]，只能根据法律的规定和要求来决定。(www.xing528.com)

这一决定作用也可类分为三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习惯及其秩序的内容与法律和法治秩序完全相吻合。毫无疑问，法律对这样的习惯只能全力包容并保护，法律调整的任务就是把这种习惯的运用推定为权利，以便法律借着习惯的力量贯彻法律规范，补充法律漏洞，实现法治秩序。第二种情形是习惯及其秩序与法律及法治秩序的内容既有吻合之处，也有矛盾之处。这时，法律运行的任务是肯定并保护习惯及其秩序与其相睦的方面，否定并根据法律的精神、原则和价值改造习惯及其秩序与其不睦的方面。这正是近些年来，在城乡发展中人们推出所谓“新乡规民约”“新城市公约”的原因。第三种情形是习惯及其秩序与法律及法治秩序的内容完全背反。这时法律调整的任务就是移风易俗，即根据法律价值、精神、原则，甚至规则来革除习惯，或至少改造习惯，重塑习惯，使习惯的内容和运行在精神宗旨上符合法律的一般要求，或者至少不与法律公然对抗。

综上所述，习惯秩序与宗教秩序、道德秩序、纪律秩序等一样，尽管在法治社会中有其自治、独立地存在的价值，也有其自治、独立存在的事实，但在地位上，它们都不能和法治秩序相提并论，而是法治秩序覆盖中的秩序类型。即这些秩序都在法律调整及法治秩序的射程之内，而不在其之外。国家治理中无论借助宗教规范、道德规范、纪律规范、习惯规范，并进而据之缔造宗教秩序、道德秩序、纪律秩序还是习惯秩序，它们都是在法律射程之内、法治秩序之中的，因此，实质上国家治理依然是根据法律的治理，其治理的根本目标，是实现法治秩序。其他秩序，不过是覆盖在法律调整范围内、投射在法治秩序中的一些分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