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仍然是一个“新战国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清晰地意识到在“新战国时代”所面临的所谓“四大考验”（即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外部环境的考验）和“四大危险”（即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的结构性危机和挑战。作为应对举措，执政党在其顶层设计中，将治理现代化作为改革的总目标，通过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来应对“四大考验”，克服“四大危险”。而从治理战略来看，国家治理现代化本身，是中国共产党治理战略的重要环节。在21世纪的“新战国时代”，“中国领导人的最主要的课题就是完成三大治理，即执政党治理、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55]而从执政党的执政方略上看，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也是实现现代化政党转变和长期执政的必然选择。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必然离不开先进的文化意识形态的支撑。毫无疑问，现代中国的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伟大成果，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其统摄之下，如何整合文化资源来推进21世纪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实现所谓的第五个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同时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是当下执政党面临的一项艰巨而紧迫的任务。毕竟，“在这个文化兴国的时代，全球竞争在继资源竞争、资本竞争之后，进一步演变为文化的竞争”。[56]对于当下中国而言，文化的有效竞争离不开文化的有效整合，文化的自信同样需要文化的有效整合，建构“中国现代国家治理模式，至少有三个智识资源是绕不过去的，即马克思主义，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积极成果，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57](www.xing528.com)
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关涉文化自信的塑造和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习近平同志强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58]因为“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59]而法家思想的创造性转换，即提炼先秦法家思想中“改革主义”“法治主义”和“权力制约观”等合理要素并在现代化观念的指引下实施创造性转化，塑造21世纪的新法家主义，就是这样一种传统与现实的有机统一的尝试。在当下的第三次法家思想的创造性转换过程中，民国新法家在法家思想的创造性转换和政治文化意识形态重构方面所作的努力，具有重要的镜鉴和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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