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建构是民国新法家自其诞生之日就自觉承担的理论使命。这种使命是派生于救亡图存这一近代中国最为急迫的任务。换言之，清末民初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普遍认为，要实现救亡图存，就必须完成近现代国家的建设或者说现代性的建构。面对日本侵华危机的日益加重，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的新法家在建构其政治文化意识形态时，始终关注现代性的问题，强调必须要适合于现代中国生存和发展的需要，重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即“为求国家的生存与发展，不得不有一种适于新环境与新时势的根本改造。这种根本改造的总趋势，便是要将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国家’……我国近百年来的一切变化，都是向着这个现代国家的总趋势走。不过因为内外种种原因，到现在，我国还未完全成功一个现代国家。我国要真正得救，必须从速造成一个现代化的新国家”。[49]
在“所谓建国，即是要将中国建设成功一个现代化的国家”[50]的观念支配下，在推进中国现代性建构和国家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民国新法家主义关于现代性建构的理论范式：
第一，中国的现代性建构，必须实行国家本位主义，以国家为一切思想和行动的逻辑前提。在民国新法家看来，对外要能够获得独立，对内要能够建立秩序，是国家现代性的内在要求。第二，现代化的中国必须实行国防化。因为“现代国际竞争，非常激烈。国际战争，是决难避免的”。[51]为保障国家的独立和自由，国家设施就必须以国防为中心。第三，要使中国走上现代化发展道路，必须实行科学化。科学是文明之母，也是现代文明的源泉。第四，落后的工业化，决计无法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因为现代国家的强弱，与其工业化程度呈正比。第五，要维护内部社会秩序、建造有效政府、避免国家陷于内乱，就必须以依法治国，奉行法律权威至上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来治理国家。第六，中国要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必须创制立宪民主制度，养成民主态度。“民国新法家坚持认为现代政治必须是道德的政治”。[52]作为道德政治，立宪民主是近代政治文明的核心和表征。新法家大声疾呼：“现代国家在平时以至战时求治之一贯的必要的通常方法，第一是宪政，第二是宪政，第三还是宪政。除了宪政以外，没有更好的求治方法……如果增大政府的权力与限制人民的自由，均不依照民主宪政的轨道，那便不是求治，而是求乱，不是求胜，而是求败了。要求胜，须先求治。要求治，只有更依照民主宪政的轨道行动。”[53](www.xing528.com)
以上六个要素，共同构成了民国新法家关于中国现代性建构的理论范式。其智识资源就是经过创造性转换先秦法家思想，并与西方文明相融合塑造而成的新法家主义。用陈启天的话说，即：“近代又是一个新战国时代，儒家文化不够应付，只有法家文化较合于现代国家的需要。所以我们要拣选固有文化，必须将法家文化由伏流抬高至主流的地位，而将儒家文化由主流降至支流的地位……酌取近代西洋文化，以改造固有的法家文化，使其融铸为另一种新文化。”[54]这种所谓的“新文化”就是“新法家的理论”。可以说，民国新法家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结构中，包含着一个系统的现代性建构的理论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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