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保守主义的勃兴：民族主义的依托

如前所述，中国百年来的现代化运动始于思想启蒙。当清末民初一部分知识分子把向西方学习视作开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时，政治文化保守主义也随即登上了思想文化的舞台。“保守主义作为与现代化并生的批判性思潮，表征着以启蒙主义肇其端的现代化运动之固有和恒久的紧张。”^[17]中国的政治文化保守主义一开始，就和民族主义交织在一起。换言之，清末民初的政治文化保守主义始终具有“文化民族主义的特征”。

五四时期的政治文化保守主义的近代根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追溯到晚清顽固派的理论主张。辛亥革命之后，面对日益强盛的西化论，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危机也随之加重。“如果说文化认同就是一种不断展开的针对文化自身的自我定义的过程，一个反思和批判文化自身的价值、品性、意义和发展道路的过程，那么当时中国传统的儒家化政治思想和文化则面临着一场文化认同及其产生的认同危机”。^[18]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本身，就是对文化认同危机的自觉应对。而新文化运动在破除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同时，进一步加剧了中国文化认同的危机。为了消解文化认同危机，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思索如何弥合传统文化与现代性之间的沟隙，并探索以传统文化支撑现代性建构的道路。

康有为以“尊孔复古”的理论和创建孔教的实践，率先开启了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先河。在康有为看来，导致民国以来诸多乱象的原因，是教化的衰息、纲纪的扫荡和风俗的更易。而归根到底，则是人心的迷失。从他关于“共和有政府议院政党国民，摹欧钩美，以为政治风俗，而无其教以为人心之本，若是者，可谓之国矣乎？”^[19]的言论来看，康有为似乎隐约意识到，欧美国家的现代化取决于以宗教为根底的国民的现代化。而辛亥以来的问题，就在于缺失匡正人心的宗教，进而难以支撑国家的现代性建构。为此，康有为、麦孟华等人创建了孔教会，提出全国尊孔、定孔教为国教的政治主张。

尽管尊孔复古被新文化运动予以彻底批判，但是这并未阻止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勃兴。根本上讲，现代文化保守主义是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文化价值和文化认同缺失的应激反应。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战后弥漫在欧洲的悲观主义情绪，这种文化应激反应反而获得了强大的动力支持。在“一战”爆发后的1915年，对西方文化有精深造诣的辜鸿铭，就已经指出以利己主义为核心的西方文明必然破产。在他看来，要拯救西洋文明的破产，就必须求助于中国文明。“欧洲人民于这场大战之后，将在中国这儿，找到解决战后文明难题的钥匙。”^[20]这把钥匙，就是“彻底承认精神和道德的价值，但又用某种恬淡宁静的心态来对待这种价值”^[21]的中国传统文化。之后，1917年杜亚泉发表了《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和》，表达了他对西方文明的弊端和精神价值迷失的看法。随即，梁启超以巴黎和会观察员的身份入欧并发表《欧游心影录》，成为了现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宣言书。(www.xing528.com)

在“西方物质文明，中国精神文明”的二元参照结构的基础上，梁启超在文化保守主义宣言书中提出了“新文明再造”论。同辜鸿铭一样，梁启超也承认西方以“民主”和“科学”为核心价值的物质文明（以及制度文明）具有优越性，但是他同时指出，恰恰是科学精神和理性主义发展的极致，导致了西方世界中人的内心情感的失落和精神世界的崩塌。幸福并没有随着科学的发展如期而至。因为“以科学为基础的现代人生观，将人的内部和外部生活都归至物质运动的必然法则之下，从而使人生物质化和机械化”。^[22]为此，梁启超认为应当以中国传统文化拯救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倡导通过中国传统的儒道墨诸家文化来实现对现代人的心灵救赎，用中国传统人文精神来弥补西方现代科学主义的缺陷。

此后，吴宓在其《论新文化运动》、柳诒徵在《中国文化西被之商榷》、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都认同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相对于西方文明的优越性，从批判与反思中推进文化重构，进而推动了以1935年《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为旗帜的中国文化本位论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