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五四时期政治文化意识形态

当下，以探索中国现代性建构和现代化发展道路为主题的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界的一个持续性热点问题。尽管立场和出发点各不相同，但是围绕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的内涵特点、运行机制、现实意义和未来走向，中外学术界都予以了高度关注。然而，西方世界关于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的“赞捧论”“威胁论”还是“不确定论”，都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偏差，反倒是把问题搞得更为复杂。对于这一现象，海外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郑永年教授将其描述为“高度政治化的认知错觉和幻觉”。^[8]在他看来，要真正理解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首先必须是正视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的文明性。这意味着，要发掘中国模式中“恒定不变的结构性要素”，就必须把中国模式置于包括“中国近代以来的国家转型过程”^[9]在内的大历史的宏观层面上讨论。确实，在一切问题都是文化问题的理念关照之下，思考和理解当下中国所有政治实践和整个政治进程的性质和前途，都无法离开文化语境和文化脉络。如果我们把中国模式视为一种在中国人探索中国自身发展道路过程中形成的独特样式的话，那么，要真正理解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就应当将其置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化——政治进程。

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重构是政治重建的逻辑前提。五四运动最大的政治意义，无疑是在继承新文化运动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重构功能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启了中国现代政治秩序的改造，尤其是探索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先河，“凸显了新文化运动潜在的政治重建主题”。^[10]五四时期，在寻求现代性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重构和政治重建过程中，倡导全盘西化的文化激进主义和倡导中国文化优越论的文化保守主义，分别作为两种异质思潮，进行了激烈的竞争。正是基于这种文化思潮竞争和文化启蒙的基础上，中国展开了新一轮探索自身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尝试。而探索中国现代性建构和现代化发展道路，可以说是构成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思想演化进程中最为重要的论题。即使进入21世纪，这个主题仍然没有改变。(www.xing528.com)

而当我们重新返回五四时期的文化重构历程，就会发现，19世纪爆发的民族危机，迫使中国的现代性建构和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成为政治的核心话题。与之相伴的问题是，现代性建构所需要的文化意识形态到底是什么。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的失败，使得国人普遍相信传统儒家思想已经无力为中国现代性建构提供有效支撑。在这种共识之下，一大批新知识分子展开了探索能够支撑中国现代性建构和现代化道路的价值体系和文化意识形态。在救亡图存和思想启蒙的双重历史使命之下，新知识分子不断捡选古今中外各种理论学说，诸如儒家学说、三民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基尔特主义、社会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以期实现价值体系的重建，塑造有能力完成救亡图存、推进中国现代性建构和思想的现代启蒙的文化意识形态。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文化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两大思潮的对峙和交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