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晚清法家学的研究者而言，“法治主义”的意义与宗旨，既已得到一定的证成与宣示，那么，如何从制度尤其是政治、法律制度上构想与安顿法治，就成为需要审思和决断的问题。在此问题上，同样是以章太炎、梁启超、沈家本三人为主将。对于梁启超的立宪、法治设想，思想、学术界的研究文论，不断刊布于世。而其内容又丰富多彩、纷繁复杂，不是本章所能勾画、解梳的，显然必须另行处理。沈家本言“三权分立”“司法独立”“以仁恕之心定法用法”“昌明法典”“改良刑狱”“一法立而天下共守之”诸义，今人也多有探析和阐发。因此，这里对梁、沈二氏的法治愿景，不予赘述，而只略述章太炎对“法治”图景的初步描画。
章太炎主要是在《代议然否论》一文中表达其法治构想的。在该文中，他极力反对西式的代议制。他认识到，主张实行代议制的人们，“其趣在恢廓民权”，即代议制可限制君权，可伸张民权。但他认为：“夫欲恢廓民权，限制元首，亦多术矣。”而不必汲汲于代议制。章太炎分两途而论：一是“恢廓民权”之术，二是“限制元首”之术。这两方面的治术，都与“法治”相关切。前者关切于法治的宗旨，对此已述于上。后者则关切于法治的政制构造，章太炎对此的基本构想是[56]：（1）限制总统的权力。他主张：“总统惟主行政国防，于外交则为代表，他无得与，所以明分局也。”（2）司法独立，以约束总统。他建议：“司法不为元首陪属，其长官与总统敌体，官府之处分，吏民之狱讼皆主之，虽总统有罪，得逮治罢黜，所以防比周也。”（3）设立独立的学校，其长官也“与总统敌体”。（4）法律由法律专家和贤名之士制定：“凡制法律不自政府定之，不自豪右定之，令明习法律者与通达历史周知民间利病之士，参伍定之，所以塞附上附下之渐也。”（5）依法维护法律的权威，特别是依法惩治总统及百官的违法犯罪。他要求：“法律既定，总统无得改，百官有司毋得违越。有不守者，人人得诉于法吏，法吏逮而治之，所以戒奸纪也。”又，“总统与百官行政有过及溺职受赇诸罪，人人得诉于法吏，法吏征之逮之而治之，所以正过举、塞官邪也”。（6）总统必须依法任免百官，不得以私好私恶用人。“在官者非有过失，罪状为法吏所报当者，总统不得以意降调，不使元首以所恶黜人也。”（7）防治司法独断，即“司法枉桡，其长得治之，长不治，民得请于学官集法学者共治之，所以牵独断也”。(www.xing528.com)
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中，总统（元首）、法吏（司法）、学官以及法学者均无独断的权力，又互相牵制，共受法律的规制、约束与治理，俨然一幅法治国的完美图景。章太炎认为，如果这幅图景能变为现实，则君权可制，民权可伸，人民平和安稳，“又奚数数然模效代议惟恐或失为”。由此可见，他希望构建一个没有代议制但民权可以伸张、元首可以限制，从而君民上下贵贱皆从法的法治政体与国家。这样的政体与国家，与西方权力分立与制衡的宪制相仿佛，但应当号为共和还是专制？则为章太炎所不计较。他说：“此政体者，谓之共和，斯谛实之共和矣；谓之专制，亦奇觚之专制矣。共和之名不足多，专制之名不足讳，任他人与之称号耳。”[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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