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法治应当追求何种目的？它应具有什么宗旨呢？对此问题，章太炎、梁启超、汤学智和沈家本也阐述了各自的见解。
章太炎主张法律应当“抑官吏，伸齐民”，核心在于扩展民权。在《代议然否论》中，他提出，为了“恢廓民权”，必须实行8项重要原则或制度：（1）“轻谋反之罪，使民不束缚于上也。轻谋叛之罪，使民不携贰于国也”。（2）政府向人民公布经费出入。（3）凡因事加税者，须问人民可否。“民可则行之，否则止之”。（4）“民无罪者，无得逮捕，有则得诉于法吏而治之，所以遏暴滥也”。（5）人民平时不举代议士，但有权派代表参议外交宣战诸急务，共商应急大计。（6）“民有集会、言论、出版诸事，除劝告外叛、说淫秽者，一切无得解散禁止，有则得诉于法吏而治之，所以宣民意也”。（7）“轻盗贼之罪，不厚为富人报贫者也”。（8）官、商分离，以“抑富强、振贫弱”。[52]章太炎期望，凭借以上原则或制度，既可以制约君权，又可以扩展和保障民权。
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自由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认为民权、自由具有普世价值：“民权自由之义，放诸四海而皆准，俟诸百世而不惑。”[53]而这些民权、自由，非实行“法治主义”，则不能确立与保障。他断言：“欲保人民权利罔俾侵犯，则其一，须有完备之法律，规定焉以为保障；其二，须有独立之裁判官厅，得守法而无所瞻徇。”[54]这就是说，有了完备的法律，并坚守司法独立的原则，民权、自由才可无忧患。
尤其有必要指出，汤学智和沈家本关注到了中西“法治”的重大差别，即宗旨的不同。梁启超、章太炎虽然认为现代中国的法治应确保人民权利自由，但对中西法治的分际，却语焉未详。章太炎曾在《商鞅》一文的附识中写道：“今西人之异于商君者，惟轻刑一事，其整齐严肃则一也。……凡非议法家者，自谓近于维新，而实八百年来帖括之见也。”这一看法，显然未及中西法治根本之比较。而汤、沈二人则明言两者在宗旨上存在的差别。汤学智的《管子传》较早（1903）提示国人注意中西法治不能混同，他说：“吾虽好誉我先民，吾亦断不敢谓管子所组织之法治国，能与今世欧美之法治国相埒。”至于其不能“相埒”之处，汤氏则只言：“管子之法治，将以整齐严肃其民，而使惟君上所用也。……其法治殆有以民为奴隶之心也，是不能为管子讳者也。”而文明自由社会的法律，则并非如此。[55]这大略是指两者的宗旨不同。其后，沈家本更明确地指出了这种差别，说中西都有法治主义，“特宗旨不同耳”。并在《法学名著序》（1911）中加以申述：(www.xing528.com)
或者议曰：“以法治者，其流弊必入于申韩，学者不可不慎。”抑知申韩之学，以刻核为宗旨，恃威相劫，实专制之尤。泰西之学，以保护治安为宗旨，人人有自由之便利，仍人人不得稍越法律之范围。二者相衡，判然各别。则以申韩议泰西，亦未究厥宗旨耳。
这些论说，虽然是就古代法家与今世西人的法治相较，但也透显出汤、沈二人对现代法治精义的把握，表明了他们的清醒意识与慧眼卓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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