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必须实行法治？法治主义的意义何在？这是晚清法家学的研究者倾智竭虑加以证成和阐发的一个主题。从他们对法家“法治主义”的起源和精神的析论中，我们已经可以初步看到他们倡导法治主义的动机和动力。但他们并不满足于此，而是进一步通过不同的方式，论证法治主义的时代意义。不过，具体到个体，在晚清的法家学研究者中，只有章太炎、梁启超、沈家本对法治主义所作的意义证成，颇具言论规模和思想力度。故此，下面只述论他们三人的有关看法。
章太炎在《商鞅》中评论说：商鞅乃“救时之相而已”“是故商鞅行法而秦日富”。这彰显了法家“法治主义”的“救时”与达致“富强”的原始精神。但章氏更将“法治主义”视作为治的常道，主张通行于当世。其《儒法》一文认为即使是儒者为治，也不能摒弃法家的“法治”，从而阐扬了法治主义作为为治常道的意义。他说：
今之儒者，闻管仲、申、商之术，则震栗色变曰：而言杂伯，恶足与语治。试告以国侨、诸葛亮，则诵祝冀为其后世，而不知侨、亮之所以司牧万民者，其术亦无以异于管仲、申、商也。然则儒者之道，其不能摈法家，亦明已。[40]
《官制索隐》则考索历史，以发明、印证法治的意义，曰：
铺观载籍，以法律为《诗》、《书》者，其治必盛；而反是者，其治必衰。……而宋之包拯、明之况钟、近代之施闰章，稍能慎守法律，为民理冤，则传之歌谣，著之戏剧，名声吟口，逾于日月，虽妇孺皆知敬礼者，岂非人心所尚，历五千岁而不变耶？[41]
尤其是《非黄》[42]一篇，借批评明清之季的思想家黄宗羲的治法观，肯定法治的必要。章太炎指出：
（黄宗羲）其言政在《明夷待访录》，靡辩才甚，虽不时用，犹足以偃却世人。案其言有治法无治人者，文辩类韩非，撊若与孙卿相距，顾不自知其
铻也。……宗羲言似轨物，而始卒不能自持其论。何者？诚听于法，当官者犹匠人，必依规榘。
但黄宗羲又主张“公其非是于学校”，章太炎于是指责宗羲：“欲使学校奸其事，学校诸生非吏也，所习不尽刑名比详。虽习之，犹未从政，辍业不修，以奸当途之善败，则士侵官而吏失守。”特别是黄宗羲“独令诸生横与政事”，容易导致朋党生长。其结果是天下国家“听于乱人，非听于治法也”。在章太炎看来：
凡政恶武断，武断与非武断者，则听法、尚贤为之分。诚听法，虽专任与武断奚比？诚尚贤，虽任众与武断奚分？远西之为政者，分争辩讼，不以非法黜民命；隶官行政，不以非法免吏职。其言听法近之也。
而实际上，真正的法治是很困难的。章太炎曰：“举世皆言法治，员舆之上，列国十数，未有诚以法治者也。”故而“宗羲之言，远西之术，号为任法，适以人智乱其步骤。其足以欺愚人，而不足称于名家之前，明矣！”而“近世言新政者，其本皆附丽宗羲，斯犹瞽师之道苍赤已”[43]。章太炎如此激烈地诘难黄宗羲及其近世附丽宗羲的新政者（清末立宪派），其意绝非要否定法治，反而是为了宣示自己“以法为治”的法治主义理想。
应当认识到，晚清的章太炎主张“法治主义”，显然不仅仅是因为他看到商鞅以法“救时”并使“秦日富”的真切功效，而且关涉到他对人性的根本看法。王汎森曾说：“章太炎的新法家思想是建立在其人性理论上的。”[44]确乎此理。章太炎屡次叙谈法家因人性而任法治的思想。如《訄书·学变》言：“凡法家，以为人性忮駻，难与为善，非制之以礼，威之以刑，不肃。”[45]《释戴》则指出：“夫商鞅、韩非虽峭，不逾法以施罪，剿民以任功，徒以礼义厉民犹难，况遏其欲？民惟有欲，故刑赏可用。”[46]这既是在诠释法家“法治主义”的思想底色，也是在为自己的法治主义张本，以铸造其学理根基。(www.xing528.com)
梁启超论证“法治”的意义，主要是随文就著，其论说往往移时抛故，弃旧图新，因而常常散为片断，未见专章。因此，其论析的角度呈现多面性，但又能够参伍稽比。而其大者，有四个角度，可予关注：
（1）孳衍法家“救世”的精神，视“法治主义”为救时的不二法门。他在《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中说：“逮于今日，万国比邻，物竞逾剧，非于内部有整齐严肃之治，万不能壹其力以对外。法治主义，为今日救时唯一之主义。立法事业，为今日存国最急之事业。稍有识者，皆能知之。”梁启超认为若舍“法治主义”而欲图“救时”，岂不是缘木求鱼？
（2）借鉴韩非子的“中材论”[47]，并提出人才的“狭短论”，以证非法治不足以为治。时人祖述荀卿“有治人无治法”之论曰：但得其人可矣，何必龂龂于立法？对此，梁启超大声喝斥道：“呜呼，荀卿有治人无治法一言，误尽天下，遂使吾中华数千年，国为无法之国，民为无法之民。”他认为，祖述荀卿论调者显然“不知一人之时代甚短，而法则甚长；一人之范围甚狭，而法则甚广。恃人而不恃法者，其人亡则其政息焉”。证之于当时的中国，“靡论吾中国之乏才也，即使多才，而20余省之地，一切民生国计之政务，非百数十万人不能分任也，安所得百数十万之贤智而薰治之？既无人焉，又无法焉，而欲事之举，安可得也！”更为重要的是，“法之能立，贤智者固能神明于法以增公益，愚不肖者亦束缚于法以无大尤。”[48]总而言之，为治之道，有治人不如有治法，任人不如任法，人治不如法治。
（3）法治是文明的基本标志。在梁启超看来，人类之所以尊于禽兽，文明人之所以尊于野蛮人，就在于前者有法律，能够与法律相和洽。他说：“凡自尊者必自治，人何以尊于禽兽？人有法律，而禽兽无之也。文明人何以尊于野蛮？文明人能与法律相浃，而野蛮不能也。”英国之所以尊于五洲，就“皆由其自治之力强，法律之观念重耳”[49]。因文明的根源就在于，“其法律愈繁备而愈公者，则愈文明；愈简陋而愈私者，则愈野番而已。”所以，“今日非发明法律之学，不足以自存。”[50]他认为中国宜讲求法律之学，以进文明之境。
（4）自国家性质言，治国需要法治。《管子传》指出：任何国家含有土地、人民、主权三要素。而“主权之表示于外者谓之法。故有国斯有法，无法斯无国。故言治国而欲废法者，非直迂于事理，亦势之必不可得致者也”。立基于这一逻辑，梁启超作出结论：“法治精神曷为如此其急也？曰：考诸国家之性质而可知也。”故此，他认为不论立宪国还是专制国都离不开法治，也就毫不奇怪了。这种论证与推断，显然借取了他所洞悉的某些近现代西方的政治学说与国家理论，以为其学理基础与推论基准。虽然论证未必精准、切恰，但于中国创建民族国家之初认知“法治主义”的重要，也不无意义。
沈家本所论，则主要着眼于当世“法治主义”流传天下、行诸世界的大潮大势。尽管着墨不多，但沈氏对现代法治主义的精蕴了然于胸，对现代法治主义泽被欧美世界的事实，也察知笃定。他说：
近今泰西政事，纯以法治，三权分立，互相维持。其学说之嬗衍，推明法理，专而能精。流风余韵，东渐三岛，何其盛也！
今者法治之说，洋溢乎四表，方兴未艾。[51]
既然法治主义已成普世的潮流，当世中国又怎能置身事外呢？沈家本晚年力陈锐意维新、改弦更张的变法建议，并且主持修律的大业，推动法政教育与学术研究，孜孜求治致强，正是为了实现使中国融入现代法治主义潮流、赶紧轨入法治途程的宏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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