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难当头、民族危急的晚清，法家学的研究者们显然并非发思古之幽情，或者以整理“国故”的心态，对法家仅作“对象性”的纯史、纯学术研究。他们更受时代问题的支配与牵引，阐发法家思想的现代价值和意义。因此，晚清的法家学必以他们所认知和解读的法家“法治主义”作为基础，开出他们自己的“法治主义”。正因为如此，晚清的法家学才能叫作“新法家学”。毫无疑问，我们可以将晚清法家学中的“法治主义”，称为“新法治主义”——一种新的法家学研究者们的“新法治主义”。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事实上，要严格区别什么是晚清法家学的研究者对法家“法治主义”的认知和解读，什么又是晚清法家学的研究者自己开出的“新法治主义”，具有相当的难度。中国的思想学术形成了以史明论、以史释论、以史证论的传统，受这种传统的熏陶与浸润，晚清法家学的研究者也不免借言古代法家的思想而舒发自己的心声，正所谓新法家学的研究者对“旧法家”心有戚戚焉，乃至自认两者志相同、心相映、理相通。况且，他们几乎都追求古与今、中与西互释互证的学术境界。于是，用法家的文本语言，或用他们自己所认知与阐释的法家的思想，来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在这个意义上，对于晚清法家学的研究者而言，所谓法家的“法治主义”，不妨说也是他们的“新法治主义”的另一具面相，一具原始的、历史的面相。但是，既然晚清法家学研究者的“法治主义”，属于“新法治主义”，则必有“新”的意蕴和内容，也应当是确定无疑的。所以，本章仍然需要进行必要的分梳，以求呈现出“新法治主义”之“新”的意蕴和内容。揆诸晚清法家学研究者的相关典籍，可以观察出“新法治主义”之“新”的意蕴和内容，主要包含以下四个方面。(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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