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知非、柯马丁以及尤锐等学者都对七篇刻石文作出整体的解释与分析，但对它们的差异性却没有足够的关注。正如第一节所见，上述五类事迹并没有都出现在七篇刻石文之中，而且某些刻石文更是有所侧重，如《峄山刻石》涉及孝道，《琅邪刻石》首次引入时空概念，《之罘刻石》对平息战乱的描述非常具体等。在形式整体不变的情况下，刻石文叙事逻辑与内容却有其变化之处。换句话说，这或许可以说明刻石文作者的撰写有其目的，也有其面临的问题。因为某些因素发生改变，他们才选用或思考出不同的事迹以及叙事逻辑。
《峄山刻石》与《泰山刻石》即能反映这一变化。除形式外，两篇刻石文几乎判然二分，这令人很难相信这两篇刻石文是在同一年刻制的。《史记》记载：“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风雨暴至，休於树下，因封其树为五大夫。禅梁父。刻所立石。”[11]秦王政二十八年，秦始皇东巡，先登邹峄山，刻制《峄山刻石》。封禅之后又刻制《泰山刻石》。除《史记》的记载外，两篇刻石文内容也能反映它们的创作时间相近。第一，两篇刻石文均先描写秦皇最为重要的功业，其次再写明叙述的时间：“皇帝立国，维初在昔，嗣世称王……廿有六年，上荐高号，孝道显明”“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廿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宾服。”其他刻石，除时间最晚的《会稽刻石》外，都是在开篇便写明时间。第二，两篇刻石文叙述的都是秦皇刚刚一统天下的事情。如《峄山刻石》云“廿有六年，上荐高号，孝道显明。既献泰成，乃降专惠，亲巡远方”，秦皇向天推荐其父的名号，并将其大成之业献之于天，这是向上的行为；而后是向下的行为，秦皇降下恩惠，巡行齐鲁之地。向天献上大成之业，说明一统天下之业刚刚完成。《泰山刻石》则直接点明“廿有六年，初并天下”。由此可见，这两篇刻石文的写作时间相近。
二者叙事逻辑的核心差别在于，前者保持尊崇传统与上天的态度，后者强调法制与君臣群体的意义。《峄山刻石》叙述了历任秦王讨乱伐逆的历史，秦皇的贡献在于他继承父辈志向，并将之完成。另外，历任秦王讨乱伐逆的目的，是使得“火甾害灭除，黔首康定”，其传统之中便包含着统治正当的根苗。秦皇实现其祖辈志向，既是孝道的彰显，也是仁道的体现，甚至于可以说仁道便体现在孝道之中。上天与孝道也是相关的。“既献泰成”，便是向上天昭告其大成事业。大成事业自然便是该句之前的对祖辈讨乱伐逆志向的完成。由于作者认为孝道是上天认可人间帝王统治的重要一环，秦皇对上天昭告了他的孝行，因此民众应当认可秦皇的统治。
《峄山刻石》刻制于秦皇封禅之前，其内容饱含着对上天授命的信念，因为它以上天认可孝道和上天授予人间统治权为前提。而《泰山刻石》则是一次以秦法来论证秦德的尝试。其摒弃了《峄山刻石》对传统与上天的叙述，同时也强调天下人对于秦皇的服从：“廿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宾服。”“宾服”一词，亦见于《管子·小匡》“故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中诸侯国，莫不宾服”，[12]虽然它指称的是政治体A听命于政治体B，但B对A并无绝对支配权，正如春秋时期，齐国对其他诸侯国无支配权一样，只是诸侯国认可齐国，接受其号令而已。将之置于《泰山刻石》考量，“宾服”一词暗示着秦一统天下使得民众认可秦皇。在《峄山刻石》中，基本不存在任何关于服从的词汇。这便从寻求上天对秦皇的认可，过渡到塑造旧贵族与民众认可秦皇的情形。他们又为何认可秦皇呢？一是法式，二是教化。二者都源于秦王朝的君臣群体。法式由秦君主持制定、群臣参与修改：“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教化始于秦君，但即使秦君极其勤奋，也无法实施普遍的教诲，因此设立专职教诲的官僚，共同教化民众：“夙兴夜寐，建设长利，专隆教诲。”为何民众接受法式规范与教化教育会产生认可秦皇统治的心理呢？这是因为一方面法式发挥其现实效用，政府治理运转良好，社会有其秩序，民众赖以生存的产业得以发展，这说明其法式是良善的：“训经宣达，远近毕理，咸承圣志”；另一方面教化使得以军功爵为核心的身份等级制度保持稳定、男女之间有其分别，后者使得人伦秩序得以可能：“贵贱分明，男女体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净，施于后嗣。”倘若男女无别，父子关系便受到挑战，由此将会带来一系列的人伦问题。
发生这一转变的原因，很可能与秦皇封禅一事相关。按《史记·封禅书》的记载，秦皇的封禅大业并不顺利。一开始便遭遇儒生莫衷一是的混乱局面，“始皇闻此议各乖异，难施用，由此绌儒生”。[13]其次，在登泰山的途中，遭遇暴风雨，“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风雨，休于大树下”。[14]《秦始皇本纪》记载的是秦皇下山的途中，遭遇暴风雨，“下，风雨暴至，休于树下，因封其树为五大夫”。[15]但不管哪一种，《泰山刻石》的刻制都是在遭遇暴风雨之后：“下，风雨暴至，休于树下，因封其树为五大夫。禅梁父。刻所立石”[16]。暴风雨象征着天意，倘若秦皇继续以上天授命的说法来论证其统治，那么暴风雨便打碎了他的念想。另外，儒生问题也发生于两个刻石之间，甚至于儒生利用暴风雨一事来讥讽秦皇：“诸儒生既绌，不得与用于封事之礼，闻始皇遇风雨，则讥之。”[17]上天授命与孝道说，在先秦是被普遍认可的观点。旧贵族与民众自然也认可通过受命说来论证统治正当性的做法。一旦该论证方式被放弃，那么秦代政治精英便不得不寻找新的论证其正当性的方式，寻找旧贵族与民众都认可的前提。
《峄山刻石》到《泰山刻石》是论述逻辑的颠覆性变化，而《泰山刻石》到《琅邪刻石》则是对新论述逻辑的修正与完成。
《琅邪刻石》继承了《泰山刻石》的立法说以及产业、身份等级、人伦等因素。但它又修正了立法说：“维廿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万物之纪。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圣智仁义，显白道理。”其中改变之处在于，首先，创立法度之人就是秦皇一人，并无群臣参与。其次，秦皇所创立的法度并非人造法，而是作为万物纲纪的自然法则。他的“立法”，是使原有的法度恢复其本然状态，端正而公平，成为万物的纲纪。最后，秦皇具有圣智仁义的品质，圣智是指他通晓自然法度，仁义是指他将自然法度阐发出来，使人们能够将其法作为具有真理性的道路来遵循。由此看来，秦皇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认识到自然法度之道，二是阐发大道之理。(www.xing528.com)
第二层变化在于，法度成为常道。正因为法度是对一切人事物的自然规范，因此它可以超越空间与时间，成为人们普遍与永恒遵循的大道：“远迩辟隐，专务肃庄。端直敦忠，事业有常……六亲相保，终无寇贼。欢欣奉教，尽知法式。”无论远近，无论是隐士还是逸民，他们都愿意认知这个法度，并受其规范。仁义的秦皇也愿意为他们阐发大道之理：“忧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而之所以称法度为常道，是因为该法度所涉足的范围涵盖一切，如对民众行为进行约束与禁止的：“除疑定法，咸知所辟”；对官僚治理进行规范的“方伯分职，诸治经易。举错必当，莫不如画”；对身份等级进行分别的：“尊卑贵贱，不踰次行”；对民众事业产业进行指导与规范的：“端直敦忠，事业有常……节事以时，诸产繁殖”；对民众伦理生活进行教化的：“六亲相保，终无寇贼。欢欣奉教，尽知法式。”由于秦法规范了生活中的一切行为，人们也因该规范而有其恒常的事业与安宁的生活，故而秦法成为人们的大道。这一点直接影响了后面的刻石文。
秦皇尽管能认识并阐发了自然大道之理，但却分身乏术。因此，他设置官僚，为他们分别职能。民众唯有通过与官僚发生关系，才能认识到自然法度，因此民众不得不纳入秦王朝的统治体系之中。故而天下之人“人迹所至，无不臣者……莫不受德，各安其宇”，所受之德，自然与依循秦法而能良好生活有密切关系。
《琅邪刻石》的叙事是秦帝国叙事的完整版本。后述刻石文基本都是在《琅邪刻石》的基础上，根据特定的问题进行修改。基于《琅邪刻石》确定的基调，《之罘刻石》将立法一事提前到六国叛乱之前：“大圣作治，建定法度，显箸纲纪。外教诸侯，光施文惠，明以义理。六国回辟，贪戾无厌，虐杀不已。皇帝哀众，遂发讨师，奋扬武德。义诛信行，威
旁达，莫不宾服。烹灭强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极。”刻石作者为战争寻找了缘由：六国回避秦法。这一叙事无论在《峄山刻石》里，还是在《史记》等史书之中都从未出现过。法的意义在这一改变中也更加凸显出来。秦圣制定法度，本应社会井然有序，但六国诸侯却回避秦法，违法乱纪，以至于残害百姓，虐杀不已。因此，秦始皇为了恢复法的秩序，才不得不讨伐六国，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这一改变解决了历史叙事上的割断，将平息战争置于秦史之中，并且收归于“法”。
《东观刻石》完全延续了前述刻石文的论述逻辑，如立法在平息战争前“圣法初兴，清理疆内，外诛暴强”；建立：“作立大义，昭设备器，咸有章旗。职臣遵分，各知所行，事无嫌疑”制度等。《碣石刻石》或许是因为当时完成了某工程，因此增加了“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无繇，天下咸抚”。
《会稽刻石》的叙事基本承接前述刻石文，但它也有特定的问题，即对潜在叛乱者的警告。关于这一问题，臧知非、宋仁桃与李磊等人的研究[18]业已解释清楚。但有两点是相关研究并未指出的：（1）六王暴乱的问题所在。李磊指出会稽之地存在叛乱的可能，其民众不归心于秦。《会稽刻石》中，对六王的审判饶有意味。“六王专倍，贪戾慠猛，率众自强。暴虐恣行，负力而骄，数动甲兵。阴通閒使，以事合从，行为辟方。内饰诈谋，外来侵边，遂起祸殃”，六王率领大量民众而武装自己，乃至于互相暗地里勾结，形成合纵之势。他们又在暗地里使用诈谋诡计来对抗秦国，明着率领甲兵侵略秦国边境。由此来看，六王有如下几个特征：拥有武装人群，私下联合以及谋划对抗秦国，侵略边境。结合李磊的研究，这几个特征大致指的便是当时潜伏在会稽之地的旧贵族。如项梁，他便满足上述条件。《史记·项羽本纪》称“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谕以所为起大事，遂举吴中兵。使人收下县，得精兵八千人”[19]，陈胜方才起义，项梁便杀会稽守，并且迅速组织“豪吏”讨论起兵之事。这可见会稽之地早已暗流涌动。（2）刑名法度的意义。刻石文大多都重视法度的意义，但《会稽刻石》更突出了其中一点：“贵贱并通，善否陈前，靡有隐情。”第一，法度具有普遍适用性。无论贵贱，法度都对他们起到规范作用。第二，法度能使人如实地表达其意愿与诉求，并且得到公正的裁决。形名的确立，名实的匹配，是大公无私的秦皇完成的。名实相合，使得法度能够用于检验人们的言论是否真实；公共性与客观性，使得法度不会偏于一方。因此，人们大可不必隐瞒自己的想法、不必隐藏实情。这点与前一点的目的是相似的，都是让民众或旧贵族不要暗地里反抗秦统治。
概而言之，围绕着法的意义，七篇刻石文的论述逻辑发生了如下变化：（1）抛弃传统的上天受命与孝道说，转向叙述民众能实在经历的治理成效与事业兴旺。赖于有效的秦法，二者才得以成功。（2）法的适用范围扩大，覆盖政府与人民的方方面面。（3）法的制定由秦王群臣共同完成过渡到秦圣明察大道，并将之阐释出来，其制定时间也逐渐明确为在秦皇平息战乱之前。由此将整个历史叙述为立法、普法与司法的过程。（4）以法打破时空限制，是秦始皇的“永恒帝国”理想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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