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刻石的编排有其固定的形式。柯马丁认为：“整组铭文一个无所不在的主题，就是社会秩序的观念，即人人各安其位，各尽其责，不逾矩，尽享安宁。”[6]又如容庚据六篇刻石的基本形式，为《碣石刻石》补充了三十六字，使其“文义始为完足”[7]。无论从主题，抑或叙述顺序上，学者都认可秦始皇刻石有其固定形式。
从叙述顺序上看，刻石文有如下的基本形式：（1）叙述时间地点，并说明刻石缘由；（2）追述历史；（3）宣扬治世盛况；（4）以群臣的名义歌颂秦德，扣回开头。其中，一二部分或有颠倒，如《峄山刻石》《泰山刻石》将历史置于第一位，《碣石刻石》则缺失第一部分；《琅邪刻石》无第四部分。其次，七篇刻石文的内容并不同一，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面对问题的不同，第二部分讲述的“历史”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如《峄山刻石》追述秦国先王，《泰山刻石》以降则把叙事的初始点归之于秦皇立法。
以下将以七篇刻石文为例，简要说明其形式。
《峄山刻石》共三十六句，由“皇帝立国”至“灭六暴强”与“追念乱世”至“莫能禁止”属于第二部分，即追述历史；“廿有六年”至“咸思攸长”属于第一部分，即说明时间地点以及刻石缘由；“乃今皇帝”至“利泽永长”属于第三部分，即宣扬当下情况；“群臣诵略”至“以著经纪”属于第四部分，即扣回开头，重申刻石缘由。
《泰山刻石》共三十六句。由“皇帝临立”至“臣下修饬”属于第二部分；“廿有六年”至“祇诵功德”属于第一部分；“治道运行”至“施于（昆）嗣”属于第三部分；“化及无穷”至“永承重戒”属于第四部分。
《琅邪刻石》共七十二句。由“维廿六年”至“乃临于海”中，前一句与后四句都属于第一部分，其余属于第二部分；“皇帝之功”至“各安其宇”属于第三部分。刻石文没有明显的第四部分。
《之罘刻石》共三十六句。由“维廿九年”至“追诵本始”属于第一部分；“大圣作治”至“永为仪则”属于二三部分；“大矣哉”至“表垂常式”属于第四部分。
《东观刻石》共三十六句。由“维廿九年”至“原道至明”属于第一部分；“圣法初兴”至“永偃戎兵”属于第二部分；“皇帝明德”至“长承圣治”属于第三部分；“群臣嘉德”至“请刻之罘”属于第四部分。(www.xing528.com)
《碣石刻石》现存二十七句。容庚认为应有缺佚，本应为三十六句。由“遂兴师旅”至“恩肥土域”属于第二部分；“皇帝奋威”至“莫不安所”属于第三部分；“群臣诵烈”至“垂著仪矩”属于第四部分。
《会稽刻石》共七十二句。由“皇帝休烈”至“追首高明”属于第一部分；“秦圣临国”至“乱贼灭亡”属于第二部分；“圣德广密”至“舆舟不倾”属于第三部分；“从臣诵烈”至“光垂休铭”属于第四部分。
由上述分类可见，刻石文有其固定的行文逻辑，以“总-分-总”的结构呈现。除去时间地点外，篇首主要是开宗明义，概述秦德[8]，比如《泰山刻石》的秦王“初并天下，罔不宾服”，即说明秦始皇方统天下，便前来泰山巡视。借讲述来泰山的缘由来称赞秦德。二三部分则为该称颂提供依据，一方面是追忆历史，如《峄山刻石》从继承正统以及平定战乱两方面来叙述，以证明当下治世源于历代秦王的努力，乃至于解决了千古难题——争；另一方面是描述当下社会，如社会风气良好、生产活动有序进行等，之所以如此，除平息战争外，还有秦皇“作制立法”，为万事万物提供有效且合乎规律的法则。最后在展示了上述伟业功绩后，回扣主题，以证实秦德。
简言之，其形式可以概括为以功证德。刻石文对秦德的歌颂并非空洞无物，而是花费大量篇幅来叙述秦皇的功业事迹，用百姓可见可理解的事迹来证明民众受秦德恩泽，进而肯定秦统治之正当。
从内容上看，秦皇的功业事迹可以分为如下几类：（1）平息战争。七篇刻石文均记述了相关内容。除了《泰山刻石》与《琅邪刻石》外，剩余五篇刻石文更是详细地描写了战争的缘由以及平息战争的过程和成功原因。（2）社会安定。这一方面是止争的成果，另一方面是战乱平息后秦人治理的成效。（3）风俗改易。除《峄山刻石》和《之罘刻石》外，剩余五篇刻石文均讲述了人们接受伦理教化、社会风气因此而渐趋良好。臧知非、王健等学者[9]均注意到这点。（4）产业兴旺。除《峄山刻石》《泰山刻石》以及《之罘刻石》外，剩余四篇刻石文均描述了因秦君立法普法，人们生产活动得以有序有效进行。《碣石刻石》更是详细描述了秦人兴建水利工程。（5）官僚尽职。这点主要体现在《琅邪刻石》《东观刻石》以及《会稽刻石》上。秦君立法，一方面建立了规范官僚团队的制度，另一方面也需要专业的官僚团队进行普法。刻石文便描述了秦王朝的官僚能够对内尽职尽责，对外释法普法的情况。
由此可见，七篇刻石文的叙事有其固定的形式：以功证德，即用当时较有说服力且重要的事迹来证明秦统治的有效及其带来的福泽。作者之所以没有直接歌颂秦德，是因为这些碑石会传之于后世，见诸行事才能令人相信秦德的美好。[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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