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书的书名和篇数问题

除上述的成书及《商君》与《公孙鞅》的关系的问题之外，《商君书》的书名及其篇数的变化同样有待厘清。我们在上文中提到，《商君书》一开始并非称为“商君书”，《史记》称为“商君”，《汉志》称为“商君”和“公孙鞅”，但到了三国时期，刘备将其称为“商君书”，这是“商君书”一名出现的最早记载。但值得注意的是，刘备口中的《商君书》并非归入其所称的“诸子”一类，而是将之和诸子及《六韬》这部兵书并列，故其所见的《商君书》或许不是汉时法家类的《商君》，因为法家类的著作亦属诸子中的一种，没有必要单独列出，其和《六韬》这部兵书并列，则其属于兵书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故刘备所见的《商君书》可能就是《汉志》中兵权谋家类的《公孙鞅》。

此外，南北朝时期梁人庾仲容《子抄》法家类谓“《商子》五卷”，这是“商子”一名出现的最早记载，故清人《善本书室藏书志》与《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谓《隋志》始称“商子”的说法并不准确。上文已提到，目录学在魏晋南北朝有了新的发展，晋人荀勖因魏人郑默《中经》作《中经新薄》，将刘向班固等人的“七分法”变为“四分法”，经、子观念在目录学中得到加强，故在魏晋以后，《汉志》法家类的《商君》可能就逐渐变成了《商子》。我们知道，在“七分法”变为“四分法”的过程中，兵书与诸子常被合为一类，那么在这些合并的过程中，法家的《商君》与兵权谋家的《公孙鞅》有没有受到影响而被重新整合了呢？由于文献的缺乏，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根据唐初魏征等人所编的《群书治要》的情况，我们或许可以作一些合理的推测。上文中我们提到《群书治要》中辑录了《商君书》中的三篇，并称之为“商君子”。笔者认为，《群书治要》辑录的三篇，极有可能是来自与商鞅有关的两种著作。因为从书名而言，“商君子”的书名，更像是为了行文简洁而将“商君书”和“商子”这两种书名合称。详细理由如下：第一，如果不是两书的合称，那么前代已有关于商鞅著作的书名诸如“商君”“公孙鞅”“商君书”“商子”之类，其在辑录时直接沿用前面的称法即可，又何必另造一书名叫“商君子”，既拗口也显得多余。第二，这三篇文章应该都是与《商君书》有关的著作，同属魏晋南北朝后目录学上的乙部或丙部，这实际上是后世的子类。而且我们上文已经分析，《商君》和《公孙鞅》应该多有重合之处，所以这三篇文章可能同出自这两本书，或其中的某些篇章如《修权》和《定分》共见于这两本书，只有《六法》一篇不同而已，故为了行文简洁而将其合称。第三，《群书治要》中所辑录的《六法》一文，其引文在《修权》篇之前，但今本《商君书·修权》篇前并未缺佚，其《定分》一篇也和今本《定分》篇也有数十字的差异，故这两篇也有可能来自与今本《商君书》不同的书籍。第四，对于《商君》和《公孙鞅》何时被整合的问题，有可能是在魏晋南北朝目录学发生变化之时，也有可能是在唐初之时。因为两者的重复程度较大，所以后人是非常有可能再次对两者进行删并的，并将其称之为“商君子”，后世学者不明就里，故又将“商君子”改称为先前已有的“商君书”或“商子”，以致两书的源流混淆模糊了。第五，根据我们上文的分析，今本《商君书》中的绝大部分都和军事有关，只有少数篇章及佚篇《六法》与军事无涉，这或许也说明今本《商君书》或是混合了商鞅兵、法两类的著作，或主要传承了兵权谋家《公孙鞅》二十七篇的作品。故《商君书》书名的变化，或许也反映了此书的源流情况。

而对于《商君书》的篇数问题，《汉志》法家类著录《商君》二十九篇、兵家类《公孙鞅》二十七篇，但《子抄》时变篇为卷，已从之前的二十九篇或二十七篇变成了五卷，且兵家类《公孙鞅》已不见著录，只有法家类的《商子》，《隋志》《见在书目》《意林》等著录又分别出现“五卷本”“四卷本”和“三卷本”，但亦无具体篇数，故清人《善本书室藏书志》与《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谓《隋志》所载的“五卷本”为“二十九篇”的说法并不准确。至南宋时目录学著作才出现具体篇数的记载，但已剩二十六篇。南宋末年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谓又亡一篇，故南宋末年实余二十五篇，清时又亡一篇，今仅剩二十四篇而已。需要澄清的是，马端临《文献通考》谓：“《周氏涉笔》曰：‘陈氏曰，《汉志》二十九篇，今二十八篇，又亡其一。’”^[61]这里《周氏涉笔》中所称的“陈氏”云云，是指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今考武英殿聚珍版《直斋书录解题》，其所记为“今二十六”篇，非“二十八篇”，上文已有引用，不知周氏所据为何本。后四库馆臣^[62]、王时润^[63]、蒋伯潜^[64]、梁启超^[65]等亦有类似的论述，他们的说法应该都是误引《周氏涉笔》所致，如武英殿聚珍版《直斋书录解题》无误，则四库馆臣、王氏、蒋氏、梁氏于此处实为以讹传讹之说而已。

那么南北朝以后的“五卷本”“四卷本”“三卷本”的《商君书》到底有多少篇呢？又是从何时开始亡佚的呢？就第一个问题而言，清人丁丙、瞿镛认为《隋志》所载五卷本就是二十九篇，但并不准确（说见上文）。当然，历史上主流意见还是认为《商君书》应该有二十九篇，但也有人认为只有二十七篇或二十六篇。二十七篇者如清人孙星衍、王时润（说见上文第二部分的引文），二十六篇者如明人黄之寀，其谓：

《汉书艺文志》录《商君》二十九篇，《正义》云《商君书》五卷，《馆阁书目》，今是书具存共二十六篇，三篇亡。剑今考此本目具二十六篇同，唯中一亡篇失其目，更亡《刑约》一篇，则所亡止二篇也。岂三篇亡之说，二字伪作三与？剑叟记。^[66](www.xing528.com)

我们目前见到的五卷本《商君书》为二十六篇，其中第十六篇《刑约》有目无文，而第二十一篇本来目与文并亡，但清人又根据明时施氏本补出其篇目为“御盗”。故现在实知的有二十六篇，其中两篇为有目无文之作。但是后人又据唐《群书治要》辑录出《六法》一篇，故今已知的篇数为二十七篇，黄氏二十六篇的说法和实际情况不符。另外，《馆阁书目》所说的亡三篇应该是相对《汉志》的二十九篇而言，而不是说二十六篇中又亡了三篇，黄氏此处应该是会错了意，故疑“三”为“二”。

我们在上文中提到《晋书·庾峻传》中出现了“六蝎”一词，其不见于今本《商君书》，唐李商隐亦曾作有《虱赋》与《蝎赋》，清人徐炯谓：“晋《庾峻传》：‘唯有处士之名而无爵列于朝者，商君谓之六蝎。’然则‘六虱’‘六蝎’并出商君之书，义山所以赋此二物也。”^[67]清钱熙祚据此怀疑《商君书》中另有一篇关于“六蝎”的佚文：“今检《靳令》《弱民》二篇，并有六虱而无六蝎，岂蝎误为虱耶？抑逸篇中别有六蝎之文耶？”^[68]钱氏的推测不无道理，但根据后世中出现的引文情况，“六蝎”一词属《晋书》误引的可能性较大。杜牧在《书处州韩吏部孔子庙碑阴》一文中谓：“彼商鞅者，能耕能战能行其法，秦基为强，曰：‘彼仁义，虱官也，可以置之。’”^[69]而《商君书》中谈到“虱”的一共有两处，其中《去强》篇以“岁”“食”“美”“好”“志”“行”为“六虱”，^[70]《靳令》篇又谓“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71]杜氏之语，虽不见于今本《商君书》，但其意当出自《靳令》篇，因为《靳令》篇已明确将“仁义”列为“六虱”之一，杜牧可能只是取其意而已。又五代时期徐锴在《说文解字系传》中引《商君书》谓：“锴按，《商子》曰：‘有敢剟定法令者死。’”^[72]“臣锴曰，《商子》论兵曰：‘怨如钜铁。’”^[73]今本《商君书·弱民》篇即有论楚国之兵谓“宛钜铁釶”^[74]，故徐锴此处所引的“怨”或应作“宛”。由杜牧和徐锴的情况可知，古人在引用古书时未必是一字不漏地引用，而是取意的可能性较大。故《晋书·庾峻传》中的“六蝎”或为错引“六虱”所致。故考古今佚文，其实不能有超出二十七篇者，至于它实际的篇数情况，则由于文献缺乏不得而知。

而对于《商君书》是从何时开始亡佚的问题，亦有南宋和五代两种说法。上文提到的孙星衍就认为隋唐时期《商君书》并未缺佚，其缺佚当自南宋时始。朱师辙则认为：“魏征《群书治要》引《商子·修权》（笔者按，当为《商君子·修权》）篇前有《六法》篇，宋本已无此篇。知唐时《商君书》尚完全，诸篇之失当在唐末五季之乱矣。”^[75]其认为缺佚当在五代时，比孙氏的南宋说要早。但以上说法或都有待商榷，因为据笔者搜罗，廖莹中在《东雅堂昌黎集注》中谓：“诸本‘虱’作‘风’，今从唐杭荆公洪谢本云：‘《商君》二十六篇，大扺以仁義礼乐为虱官，曰：“六虱成俗，兵必大败。”’”^[76]后经朱熹考异，把“杭荆公洪谢”改为“杭谢公里谢”，^[77]但对其前缀“唐”字并无改动，而此处的“唐”字应是指唐时人之意。廖莹中本人为南宋时的藏书家、刻书家，其所记当有所本；朱熹为一代文宗，见识也应广博，其两人对此并无异议，故《商君书》在唐时可能已是二十六篇，而不必等到五代或南宋之后。又我们虽然知道杭谢公为唐时人，但已经不知其具体生活在唐代何时。但韩愈本为唐朝中后期人物，而其生活的时间不可能早于韩愈，故其为唐代后期人物无疑。因此，我们推测五卷本《商君书》的缺佚时间应该在韩愈之后、五代之前的唐代末年。至此，我们对《商君书》的书名、篇数及何时开始亡佚的问题也大致作了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