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书》的成书及其与《公孙鞅》的关系

在上文中我们大致梳理了《商君书》在历朝历代的著录情况，但是对于它的成书问题，历代文献却鲜有提及。《韩非子》只谓“家藏管、商之法”，这里的“法”到底是指书还是指法律条文，已不可考。故那时到底有没有一本《商君书》在流行，则不得而知，但它应该至迟在西汉初年已经成书。因为《史记·秦本纪》在论述商鞅变法时谓“其事在商君语中”^[47]，这里的“商君”二字固然有可能指商鞅本人而非指书，但通观全文，指人的用法与《秦本纪》的行文风格不符。《秦本纪》在论述商鞅变法时“商君”二字只使用了两次，除在这里用了一次外，后面介绍他的封号时又用了一次，说他“号商君”，其余提到商鞅时一律作“卫鞅”或“鞅”。结合后来《汉志》谓“《商君》二十九篇”，可知西汉时《商君书》被称为“商君”，故《本纪》中的“商君”应是指书无疑。又司马迁在《商君列传》中说他曾读《开塞》《耕战》书，考之今本《商君书》，即有《农战》《开塞》两篇，但“耕战”与“农战”虽然词意相近，用字却有别。故司马迁所见，未必就是后来的《商君书》，《商君书》此时可能尚未有固定的版本。而对《商君书》完整著录者最早见于《汉志》，《汉志》是在刘向等人所编的《别录》的基础上删补而来的，刘向等人曾对当时的书籍进行过大规模的整理，现传书籍的许多篇章目录都是由他们删订增补而来的，故《商君书》可能直到刘向时才有固定的版本。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汉志》法家类中有《商君》二十九篇，而兵权谋家类又有《公孙鞅》二十七篇，两者不仅书名不同，而且篇数也有差异。那么，这两者是否是同一书，它们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呢？后来的《商君书》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古今学者多有认为《汉志》中的《商君》与《公孙鞅》是同一著作，如王时润认为今传本《商君书》或为兵权谋家类的《公孙鞅》：

今案《汉书·艺文志·法家》有《商君》二十九篇，而兵权谋十三家中又有《公孙鞅》二十七篇。《公孙鞅》即《商君》，窃疑法家与兵家所载实即一书。惟篇目多寡微不同耳，然据陈振孙《书录解题》所称则宋本《商君书》亦止二十七篇，今本二十六篇。加入《立法》（笔者按，应为《六法》）适符二十七篇之数。安知非《商君》原书如是。^[48]

此外，美国汉学家Robin D.S.Yates（中文名：叶山）也认为《公孙鞅》与《商君书》应该是同一书。^[49]但也有许多人认为它们并非同一书，如管庆祺转引孙星衍语谓：

《汉书·艺文志》法家《商君》二十九篇。《隋唐志》并无少阙。至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称存二十六篇，南宋始亡其三。宋本陈振孙《书录解题》又亡其一，本朝《四库简明目录》亡其二。《刑约》《御盗》亡，存其目。则现行世止二十有四篇耳。《治要》有《立法》一篇犹在。唐时孙乃云，第二十七篇并亡其目，则与宋存廿六篇之数不合。其未考之寀本矣。《艺文志·兵家》又有《公孙鞅》二十七篇，王应麟《考证》并无说，当是别人。^[50]

其意谓现传本《商君书》与兵权谋家类的《公孙鞅》并非同一书，《公孙鞅》的作者当另有其人。今考王氏《汉书艺文志考证》一书，并未对《公孙鞅》有任何论述，确是没有说它是哪个人的著作。而清人章学诚谓：“若兵书之《公孙鞅》二十七篇与法家之《商君》二十九篇名号虽异，而实为一人，亦当著是否一书也。”^[51]其意谓两者的作者是同一人，但不知其书是否为同一书。姚振宗针对章氏的观点谓：“一在法家，一在兵家，家数既殊，篇数亦异，又何用著其是否一书也。”^[52]其意谓两者非常明显不是同一书。顾实谓：“兵权谋家《公孙鞅》二十七篇，盖非同书。”^[53]张舜徽谓：“今观《商君书》中《算地》《赏刑》《画策》《战法》诸篇中论兵之语，至为精要，知其沉研于此道者深矣。《汉志》著录之公孙鞅二十七篇，不必皆其手著，而散亡亦早，故已不见于《隋志》。”^[54]其虽不明说，但他认为兵权谋家的《公孙鞅》与法家的《商君》应该是不同的著作。然以上众说亦只是简单地说同异，至于其中的原委则没有详细的论证。

笔者认为，随着兵权谋家《公孙鞅》的失传，其真实情况已无法直接去考证，但通过《汉志》的著录体例，我们或可作一些合理的推测。《汉志·兵权谋家》：“右兵权谋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班固注云：“省《伊尹》《太公》《管子》《孙卿子》《鹖冠子》《苏子》《蒯通》《陆贾》《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种，出《司马法》入礼也。”^[55]今计其十三家实为二百七十二篇，多十三篇；省略诸家共计二百六十九篇，多十篇。刘奉世谓：“‘种’当作‘重’，‘九’下又脱一‘篇’字。”顾实对此表示认同。^[56]陶宪曾谓：“省《伊尹》《太公》《管子》《孙卿子》《鹖冠子》《苏子》《蒯通》《陆贾》《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篇重者，盖《七略》中《伊尹》以下九篇（笔者按，‘九篇’当为‘九书’），其全书收入儒道纵横杂各家，又择其中言兵权谋者，重入于此。”^[57]陶氏的说法也未必准确，因为此处所收之书按其总的篇数看，明显不是“择其中言兵权谋者，重入于此”，而是将整本著作都收录其中，否则不可能有这么多篇。如果篇数不同，按照后文的著录体例也不可能会省略。由此可知，班固之所以会省去九家者，盖因其书和其他各家中出现的著作完全重合，故省略不著。其所省略诸书，也并没有完全是谈论军事的著作，它们只是部分地包括了军事的内容，如《管子》《孙卿子》之类。其省略不著者，也就意味着它们与之前出现的著作内容重复，否则便不能省略。故无论内容是否全部谈论军事，或是否与之前出现的著作内容重复，《汉志》都有可能著录，应该说这样的取舍标准也符合当时学术的生态特点。因为汉人虽然把学术分为九流十家，但事实上那时各派的学术是呈开放性存在的，许多人为了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而转益多师，如陈良、告子之流。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据传也曾向道家的老子问学。所以在诸子百家之中，许多人的思想是很难用某一家思想去概括的，而应该是兼具多家思想特色。故为了真实反映这种学术生态特点，《汉志》在对各家著作分类的时候，就不可避免地要在不同的流派中著录那些思想兼具多派特色的著作。而商鞅本人的思想恰好也具有多方面特点，所以有关商鞅的著作在不同的学术流派中出现，应该是非常自然的事。孙德谦在《汉书艺文志举例》中将此称之为“互著例”，并谓：

今考之班《志》，儒家有《景子》《公孙尼子》《孟子》，而杂家亦有《公孙尼》，兵家亦有《景子》《孟子》，道家有《伊尹》《鬻子》《力牧》《孙子》，而小说家亦有《伊尹》《鬻子》，兵家亦有《力牧》《孙子》，法家有《李子》《商君》，而兵家亦有《李子》《公孙鞅》，纵横家有《庞煖》，而兵家亦有《庞煖》，杂家有《伍子胥》《尉缭》《吴子》，而兵家亦有《伍子胥》《尉缭》《吴起》，小说家有《师旷》，而兵家亦有《师旷》。此其重复互见。班氏虽于六略中以其分析太甚，或有称省者（说见前）。然于诸家之学术兼通，仍不废互著之例。^[58](www.xing528.com)

故《汉志》法家之《商君》与兵权谋家之《公孙鞅》其实都应该是与商鞅有关的学说，只不过因为从不同的学术路数分类，所以把它们归属不同的门类。

至于其中篇数的差异，则可能和《公孙鞅》的出现或整理者的不同有关。对于《公孙鞅》的出现，可能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在汉代之前就已经存在多种商鞅的著作，其中便存在《商君》和《公孙鞅》这两部；第二种情况是两者早在汉初张良、韩信第一次整理兵书时就已经产生；第三种情况是这两者直到刘向校书时才产生。目前看来，第一种情况的可能性较小。因为从目前所见的文献来看，《老子》《墨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等著作，都是一人一部的居多。他们的著作，虽然作者不一，成书时间也较长，但其要么是在未成书以前以单篇流传，要么是在成书之后以不同的版本流传，但事实上是仍然是同一部著作，而非多部，《商君书》的情况可能也是如此。

至于第二种情况，也不是不可能的，《汉志》载：

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武帝时，军政杨□捃摭遗逸，纪奏兵录，犹未能备。至于孝成，命任宏论次兵书为四种。^[59]

故事实上在汉初，张良、韩信就已经开始在各家有关军事的著作中选取三十五家作为定本。我们其实可以想象，当时社会上流传的各家著作极多，而且情况十分复杂，许多春秋战国时期的著作，固然有涉及军事方面的内容，也会涉及其他方面的内容。张良、韩信作为权谋家和军事家，其所考虑的首先应该是富国强兵，故有关富国强兵的著作肯定会在他们“选取”的范围之内，至于这部著作是否完整和书中篇章出现的先后，则未必会是他们优先考虑的范围。但是，需要明确的是，由于商鞅所处的时代是战争频繁、兼并激烈的年代，其在秦国推行变法的根本目的就是富国强兵，所以他的著作与富国强兵无涉的内容可能极少，故可能正是在这个时候，张良、韩信从有关商鞅的著作或直接从《商君》中选取了大部分篇章，把它们组合在一起，编成了《公孙鞅》。其之所以没有继续沿用“商君”的名号而把它改为“公孙鞅”，原因可能有两点：一是因为《公孙鞅》的篇数和《商君》有差异，文本也经过一定的整理，为了和原来的《商君》区别开来，故将其名为《公孙鞅》；二是可能因为汉初刚推翻暴秦，而秦国的残暴一定程度上是从商鞅变法开始的，汉人对此还耿耿于怀，故将其著作直接以名字而非爵位来命名。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上文中提到，《史记》中已经出现了一部叫《商君》的著作。故后来刘向等人重校群书时，刘向所据的可能是《商君》，而任宏所据的可能是《公孙鞅》，底本不同，所以两者遂有篇数上的差异，但是本质上它们同属一书，只不过是篇数有异。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公孙鞅》是在刘向等人校书时才产生的。刘向校书时采取的是分工协作的形式，刘向只是负责校勘经传、诸子、诗赋，其余兵书是由步兵校尉任宏负责，数术是由太史令尹咸负责，方技是由侍医李柱国负责。而校勘者的不同，取舍标准就可能不同。而刘向校书时文献的流传情况，除缺佚散亡外，还有许多重复的篇章。而且即使是已经在汉初整理过的兵书，据上文的材料可知，武帝后也已缺佚散乱，军政杨龟虽然再度整理，但也不完备，况刘向距武帝的年代已有时日。刘向在《别录·孙卿书录》中谓：“所校雠中，《孙卿书》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复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60]其篇章舍弃近三百篇之多，不可谓不大。由此我们也可以想见《商君书》在当时的情况，它也可能会像《孙卿书》一样出现许多重复的篇章和缺失的情况。恰巧的是，《商君书》既可以归入法家类，也可以归入兵书类，这两类书的校勘负责人又正好不同，所以他们的内容、篇数、次序除了有个基本的框架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刘向和任宏的标准。按照刘向的整理标准，产生了《商君》；按照任宏的标准，产生了《公孙鞅》。两者为了区别开来，故一个用爵位来命名，另一个则用名字来命名。

而从目前出土文献的情况看，哪怕是同一篇文献，两者的内容、章数、段落次序、语句，甚至句序也会有很大的不同，如郭店楚简中的《缁衣》和《礼记·缁衣》篇的情况。简本《缁衣》是战国时期的文献，传本《缁衣》是经汉人整理过的文献，两者从其内容上看显然是同一篇文献，但其中的遣词造句、篇章句序、行文详略等都存在极大的差异。所以，西汉之前没有经过统一整理的文献，它们之间的差异可能是十分巨大的。刘向之前的文献是没有一个固定版本的，也可能没有固定的次序、章数，甚至句子和内容也可能被传播、整理者润色。故由于刘向和任宏在整理时的取向不同，所以才会有《公孙鞅》与《商君》之别。但是，虽然简本《缁衣》和传本《缁衣》有诸多的不同，但它们仍然属于同一篇文献，兵权谋家的《公孙鞅》和法家的《商君》也极有可能如此。因为就《商君书》本身的内容特点而言，今本《商君书》虽然从属法家类著作，但其中有“兵”字的便有21篇，有“战”字的便有18篇，两者相加除去重复，其涉及军事的就占22篇，几乎覆盖了全书。这还不算间接谈治乱的篇章，如果算入的话，除《六法》一篇外，几乎全书都与国家间的争霸存亡有关。故按照以上对兵权谋家著录标准的分析看，其完全够格列入兵权谋家类，也完全可能会被张良、韩信选取。因此，笔者认为，虽然兵权谋家《公孙鞅》与法家《商君》在篇数上差了两篇，其文本情况也可能有诸多差异，这也是它在《汉志》中重复被著录的原因，但其中的内容应该绝大部分是重合的，而且应该同属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