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不害言法，贵“明法正义”；言术，兼有因任授官之阳术与潜御群臣之阴术，均以刑名之学诠释，盖如前述。就刑名之学的角度而言，刑名之政治功用为法术，其权威来源或主导力量仍来自君王。申子云：“名者天地之纲，圣人之符。”后来韩非亦言：“人主将欲禁奸，则审合刑名。”（《韩非子·二柄》）“名”为第一性而支配“实”，且为“圣王”所操持而具体化为普遍性规范，故申韩名论皆拢合于君权秩序。[76]刘泽华说：“申不害主术，但对势、法也很重视。行术首先必须握住势与法。”[77]与商鞅一样，申子的刑名法术思想与君权治道密不可分，重“势”自不待言。于是，“明主之道，在申子之劝‘独断’也。”申子以君主为本位，力劝其应“独视”“独听”“独断”：“独视者谓明，独听者谓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其一，申子任法论之价值是君主权威。他曾说：“君之所以尊者，令；令不行，是无君也。故明君慎令。”[78]无独有偶，《管子·形势》“衔命者君之尊也”一语也旨在阐明法令实效与君主权威的必然联系。然而法令何以不行？《管子·法法》给出“法之侵也，生于不正”的答案。同理，在申子思想中势必诉诸前文所述“名正”或“明法正义”的标准问题。诚然，申子非全盘将道术的实效性、法令的权威性归于实在君权，但由此劝导君主“慎令”以合于“正”的标准，从而使“明法正义”与君王尊势在理论上相融。在君权治道理论中，君王权威及其合法性与法令正当性关联紧密。
其二，申子分工论之真意是君主集权。君臣分工何以返归集权？法术之士以提倡君主专制为要务，但在日常政务中深谙官僚政治的复杂性。而且，正如徐复观所说：“一人专制，需要有人分担他的权力，但又最害怕有人分担他的权力。”[79]因而，君王专制既需官僚群体“分担事务”，却不破君主总揽大权的局面，这便依赖一套精湛的君臣分工理论。申子所喻示之君臣分工论，实为深具道家修辞的法家君王权势论。[80]所谓“君操其本”，即政治最高权力或最后决定权归于君主，“臣效其详”则为庞大的官员阶层操持治术。然而，君主分权而无事，原是为更有效率地制衡群臣，便于控制终极权力以“独断”政事。于是，法家“崇上抑下”的集权思想就经由一种“君臣分工”论铺展开来，职能之分工、术业之专长，就与势位之高低、阶层之分化实现无缝对接。申子以格言化之曰：“智均不相使，力均不相胜。”[81]这种君臣分工、职制分界无不闪烁着分权之智慧艺术，构成君权治道的题中之义。在理论上将权力支配性、最终决定性的要素统统赋予君主，树立君主在政治体制中的至尊，极尽“君为臣纲”之含义。如贾生《治安策》之言：“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www.xing528.com)
诚然，申子的君臣分工论隐约指涉君主的义务，谓“为人臣者，操契以责其名”。[82]《说文》曰：“契，大约也。券，契也。”申子此言盖可与《老子》通行本七十九章“圣人执左（或‘右’）契，而不责于人”相互印证阐发。[83]《商君书》与《战国策》皆载有操契责令之政史，[84]故申子“人臣操契”既是政治分工的理论描述，也反映相韩期间施政问责之实践。至于“契”是否包含限制君权思想或君臣契约观念[85]，从文义上似可圆说，但仍应回归以无事观为宗旨的君主“消极义务”去理解。结合《大体》篇语境，申子以君臣分工论而阐发的政治统治理念与官僚职制思想，最终无非尊君卑臣之集权主义。所谓“二千年之政，秦政也”[86]，李斯明“申学之用”而谏二世行督责之术（《史记·李斯列传》），正是申子思想影响传统君权政治的一个缩影。
其三，申子重术论之旨归是稳固君权。“术”虽是申不害理论的重要内容，但却无法脱离建立“合法的”王权所需要的规则体系。[87]一方面，君臣分工与考绩吏治思想，在法律制度上的应用便是法律体系的内容以“职制”“吏治”为重要内容。从这个意义上来审视法家言说（或者“道法”思想），即便有某种客观公正的理念，也应从君主政治的职事分疏与统治技艺来理解。[88]另一方面，相比君臣共操而粲然广布天下的“法”，执于人主而潜然暗施于人臣的“术”，更能立竿见影地强化君王之“势”。申子云：“明君使其臣，并进辐凑，莫得专君。”[89]后来韩非认为申子“言术而术有未尽”，进而将“术”类型化、体系化，分析人主之“五壅”，告诫人主避“十过”；详列人臣“八奸”，揭露人臣“六微”、进献人主“七术”以驭之，让君王“使天下不得不为己视，天下不得不为己听。故身在深宫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内，而天下弗能蔽、弗能欺”[90]。由此观之，法家“治法之至明”，在于“任术不任人”，最终必流于“御臣去壅”之权术。滥觞于申子、结穴于韩非的“术”成为帝王枕中鸿秘，申子思想促进政法脱离于伦理，政权作为权力组织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中国政法思想的成熟，与西方“政治学之父”马基雅维利“君主论”遥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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