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刑名”则有刑名之书，刑名之书恰是宪令不一、刑律繁杂时代的革除积弊、统一法令之法家理论著作的概称。[40]《淮南子》载申不害有“三符”，注曰申不害治韩之术。[41]王充《论衡·效力》亦载“韩用申不害，行其三符”，后人亦称韩有《刑符》。[42]由此，类似于邓析《竹刑》的解释文本性质，“三符”应是申不害以法治韩，致力于解决韩国法令“新故相反，前后相缪”困境之方略，至昭侯行之，则成为以法治韩之敕令。
这与申不害任法思想有关。他描绘的圣君，就是“置法而不变”的黄帝和“明法审令”的尧。申子云：“尧之治也，盖明法审令而已。圣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数而不任说。黄帝之治天下，置法而不变，使民安乐其法也。”[43]更重要的是，申不害论“法”，少有商韩的“重刑”色彩，尤为强调其公正性。“正”作为申子天道观的核心精神，也是其刑名之论的重要特征。以贵“正”思想审思国家制度与君王法令时，申子认为：“明君治国……三寸之机运而天下定，方寸之基正而天下治。故一言正而天下定，一言倚而天下靡。”[44]这意味着政治法律制度及其正当性对治理国家的全局性影响。
申子认为：“君必有明法正义，若悬权衡以称轻重，所以一群臣也。”[45]在此，“明法正义”并称而互文，可见申子对“法”的推重不唯尊君之势，还察觉作为国家规范主体的法的效力来源：它并不纯粹地由于“法自君出”而获得无可置疑、无法撼动的权威与实效，而需要经由某种可以称为“正义”（即便非现代意义上的正义）之超越标准的衡量，方可发挥一群臣而治天下的客观规则之功效。(www.xing528.com)
申不害行“三符”与“明法正义”论，今人尚可管窥蠡测，为何韩非不详加勘验反而讥其不用法呢？这一方面是韩非为对观申商阐明“法术并用”使然，另一方面也许是申不害不恃重刑所致。古代的“法”在内涵上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法”，这早已是学界争相澄清的问题。[46]《尹文子》中的“法之四呈”[47]印证了先秦之“法”的多重含义。广义上，法即法度。不管是《管子》之“以法治国”[48]、慎到之“事断于法”[49]、商鞅之“垂法任法”[50]、《韩非子》“唯法为治”[51]，还是“法家”之“法”名，都泛指治国大法；狭义上，法即刑。《说文》曰：“法，刑也。”《管子·心术》云：“杀戮禁诛之谓法。”后来韩非对“法”的定义则偏向于以赏刑为内容的“宪令”。其实，观商韩之刑名论乃至“法治论”，大抵坐实于重刑理论。[52]商鞅主“一赏”“一刑”“一教”，申不害却任法而不重刑，崇尚“明法正义”而未见推重“重刑酷法”。申子曾言“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为桎梏”，然其静因无事之精神，仍与商鞅激进改革与重刑主义的疏隔。[53]《新序》曰：“申子之书言人主当执术无刑，因循以督责臣下，其责深刻，故号曰‘术’。”汉代刘向之时尚可备观《申子》，注玄尚白，谓其“无刑”，必有其据。其实，在深受申子学说影响的汉代，汉文帝、贾谊、晁错、张叔、汉宣帝等皆主“刑名”，却都拒斥秦式重刑主义。曾有论者揭示：“刑名之学，易流于残刻寡恩。而申子独能不失于正，此其所以相韩十五年，而未闻其不善终也。”[54]因此，韩非在对比评论申商之政制得失的语境中批判申子“不擅其法，一其宪令”，实因申不害相韩改革之坚决与激进不逮商鞅，未能以重刑主义将民众集中驱策于农战轨道上来。[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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