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是道家无为思路的特有表述，贵“因”蕴含着一种顺已然存在的观念。“因”者，有时是“因人之情”（《慎子·因循》）意义的顺乎人心，有时则是“以物为法”：“因也者，舍己而以物为法者也。……故道贵因。因者，因其能者，言所用也。”（《管子·心术》）所谓“舍己”“以物为法”，表达对个体主观心智与感官所获信息的怀疑，及对客观物准与实践规律的推重。申子则有“三去”之论：何以知其聋？以其耳之聪也。何以知其盲？以其目之明也。何以知其狂？以其言之当也。故曰：去听无以闻则聪，去视无以见则明，去智无以知则公。去三者不任则治，三者任则乱。以此言耳目心智之不足恃也。”（《吕氏春秋·审分览·任数》）申子既云“耳目心智之不足恃”，则依“因”之道，治者应因循客观实在及规律法则。因而，“任法”就意味着不以治者的道德心性与主观判断为治。申子曰：“镜设精无为，而美恶自备；衡设平无为，而轻重自得。凡因之道，身与公无事。”[9]“美恶自备”“轻重自得”是因为有“镜”“衡”这样的精确工具。由“因”之道阐明“任法”，可谓道法家的一种“客观主义”法理学思潮[10]。梁任公论“政治思想四大潮流”，指出法家“纯以客观的物准驭事变，其性质恰如权衡规矩”，以道家“无为而无不为”，治术贵任法[11]。亦如王人博所阐明：“法家的‘因道全法’思想……集中说明了‘法’所具有的本原性和普遍性。‘法’是一套人为的普遍性规则，它起源于对自然规律性和秩序的模仿，并通过人类行为的普遍化又具有对自然规律进行扩充的价值和效用。”[12]
身为政治家，申不害贵“因”之道而以政治实践为旨归，故《吕氏春秋·审分览·任数》引申子之言而释曰“因者，君术也”。从哲理基础到政治实用的脉络，申子贵“因”而任“数”[13]，曰：“圣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数而不任说。”[14]韩非曰：“失之数而求之信，则疑矣。”（《韩非子·难三》）可见，“数”“术”虽可互训，但不限于驭臣权术，而指广义治术。“数”是与“法”互文，而与“知”“说”“信”相悖的概念。“任数”作为贵“因”之道的政治实用，体现一种政治伦理性弱化与技术化彰显的趋向。[15]贵“因”任“数”，在方法论上诉诸倚重形式逻辑方法的刑名之学。“无为之道，因也。因也者，无益无损也。以其形，因为之名，此因之术也。”（《管子·心术》）在内容方面，则具体呈现为尊重客观化、理性化的政治规则与治国方略。合言之，在申子的刑名法术之学体系中，贵“因”任“数”的哲理体现为“循名责实”的方法，并承载着政治实用化的法术学说。(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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