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步分析了上述问题之后，回头再来探讨《左传·昭公六年》所载的郑国铸刑书争议之焦点到底在哪里。我们发现，《左传·昭公六年》中叔向说“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此话虽有极端之处，但也从某些方面反映了两周的实情。从金文资料和其他古文献来看，周代的统治者虽然很注意“为刑辟”，甚至强调要依照先王所作之刑辟来处理政事和狱讼，然而西周至春秋的社会基础是分封制，天子、诸侯、卿大夫层层分封，各自为政，独立的自治体非常多。诸侯有国，大夫有家，每个独立的自治体都像一个小王国，天子直辖的领地并不广大，制度多元、天子之刑辟并不遍及天下的特征显而易见。周人固然认为自己的先王受天命而统治天下，先王所做的法律当然是合理的，但周人并未强行在所有邦国推行自己的法律制度。据《左传·定公四年》说晋国初建时，天子令其“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即以夏人、戎人固有的制度为立国之本。《左传·昭公十四年》记载了叔向处理狱讼之事，叔向在作判决时，正是引用《夏书》中的“皋陶之刑”加以论处的。由此可见，周代法律传统中，既有“先王作明刑”的一面，又有法律多元的一面。而叔向正是法律多元的维护者。
但是在叔向、子产生活的大变革时代，不但新的法律层出不穷，而且法律一元化的思潮也开始风靡起来。清华简《子产》提及的子产立法中，体现当世统治者命令的“令”地位很高，列在体现传统法度的“刑”之上。《子产》篇先说制作“令”，其次才是制作“刑”，而且说“刑”的作用是“尊令裕仪”，即是辅助“令”的法度。而“道”的附着，又强化了法律的一元化特征。《子产》篇说“令”的制定是符合天地、逆顺、强柔之道的。在东周的天道观中，道是一元的，所以法令也是一元的。帛书《黄帝书·成法》中说，“吾闻天下成法，故曰不多，一言而止。循名复一，民无乱纪”，其原因在于“一之解，察于天地，一之理，施于四海”。[46]这无疑宣布了法律多元的终结。这种观点被战国学者不断鼓吹，到秦一统天下时，在实践中运行到了极致。春秋末期子产以道论立法，虽然还保有令刑、国野并存的旧时色彩，但却被叔向敏锐地捕捉到风向的转变，强势地新兴立法，必将终结法律多元形态，正所谓“履霜，坚冰至”。[47]叔向因此在书信中不惜以否定一切法律的态度来遏制此苗头，从而维护传统的国家治理模式。由此看来，法律的一元与多元之争，或许才是子产铸刑书争论的真正焦点所在。[48]
（本文原刊于《政法论坛》2018年第2期，有修改。）
【注释】
[1]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六），中西书局2016年版，第83—99、136—145页。后文中的《子产》篇释文均出自本书，若非有其他不同释读意见，不再一一注明出处。
[2]子产铸刑书仅出现在《春秋》左氏传中，而成文较早的《春秋》经里并未提及。
[3]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前言第35—41页。徐中舒：《〈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载《四川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3期。王和：《〈左传〉的成书年代与编纂过程》，载《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4期。
[4]郭永秉：《清华简〈系年〉抄写时代之估测——兼从文字形体角度看战国楚文字区域性特征形成的复杂过程》，载《文史》2016年第3辑。
[5]王和：《〈左传〉的成书年代与编纂过程》，载《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4期。
[6]有学者认为子产铸刑书是指将法律铸于鼎上，但这种说法很可疑。《左传》原文从未说明郑国有“刑鼎”存在，而只是说“三月，郑人铸刑书”。其意即郑人铸造了刑书、或郑人将刑书铸造在金属、或者青铜彝器之上，并没有确指是将刑书铸造在鼎上或是青铜礼器上。后人之所以将这句话理解为“郑人铸刑鼎”，是因为权威的解释如晋代杜预注、唐代孔颖达疏都这样说。杜预将《左传》文意引申为“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并说“刑器，鼎也”，可是没有解释其中的“鼎”字是从何而来的。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倒是给出一个相当牵强的理由：“二十九年《传》云：‘晋赵鞅、荀寅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彼是铸之于鼎，知此亦是鼎也。”这种说法推论实在薄弱。参见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276、1278页；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1页。
[7]以上事迹，几乎都能在《左传》中得以印证：《昭公十六年》载子产信守与商人的盟誓；《襄公三十一年》载子产不毁乡校，力求得到客观的建议；同年任用冯简子、子大叔等贤臣，“择能而使之”；《昭公二年》改革遇到责难时，子产引《诗》说“礼义不愆，何恤于人言”，体现出对礼义的尊重等均是其例。
[8]整理者释文为“善君必察昔前善王之法聿，求尽之贤”，其中“法聿”两字联读，释为“法律”，按，笔者认为聿非律，当为置于句首的助词。
[9]根据整理者的观点，“聿”通“肄”，《说文解字·聿部》：“肄，习也”。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六），中西书局2016年版，第143页。
[10]笔者推测，夏、商久远，其制度可能取自夏人之后所建的杞国、殷人之后所建的宋国。郑本周同宗，或许本来就保存有周人的典章制度。《左传·襄公九年》说宋国发生火灾时，救灾法度井然，其中包括让“乐遄庀刑器”，此处的“刑器”与子产所铸的“刑器”或为同样性质的器物。
[11]昭公二十九年，晋国将“宣子之刑”铸在鼎上，“宣子之刑”指范宣子颁行的赵宣子（赵盾）所立之法。杜预注曰：“范宣子所用刑，乃夷蒐之法也。”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582—1583页。夷蒐之法是赵宣子在文公六年（前621年）颁布的法律，因为此次大蒐礼上三易中军帅，故其法亦被称为乱制。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第4册），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748—2749页。类似表述亦见近年出土的四十三年逨鼎铭文，参见杨家村联合考古队：《陕西眉县杨家村西周青铜器窖藏发掘简报》，载《文物》2003年第6期。《封许之命》释文参见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五），中西书局2015年版，第118页。
[13]一般认为马王堆帛书《黄帝书》是战国中期的作品。参见唐兰：《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的研究——兼论其与汉初儒法斗争的关系》，载《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
[14]马王堆汉墓整理小组编：《经法》，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第28—29页。
[15]马王堆汉墓整理小组编：《经法》，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第1页。
[16]马王堆汉墓整理小组编：《经法》，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第1页。
[17]马王堆汉墓整理小组编：《经法》，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第66页。
[18]马王堆汉墓整理小组编：《经法》，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第28—29页。
[19]当然，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逆顺也可以转化，如帛书《黄帝书·四度》中说：“以强下弱，以何国不克。以贵下贱，何人不得。”参见马王堆汉墓整理小组编：《经法》，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第23页。
[20]马王堆汉墓整理小组编：《经法》，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第23页。
[21]马王堆汉墓整理小组编：《经法》，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第16—17页。
[22]《广雅·释诂》：“刚，强也。”王念孙：《广雅疏证》，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9页。
[23]马王堆汉墓整理小组编：《经法》，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第48页。(www.xing528.com)
[24]马王堆汉墓整理小组编：《经法》，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第76页。
[25]参见《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26]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518页。
[27]释文参见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一），中西书局2010年版，第165页。引文又见传世古籍《逸周书》中的“皇门解”，参见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543—560页。
[28]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722页。
[29]马王堆汉墓整理小组编：《经法》，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第1页。
[3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第6册），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5231页。
[3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第2册），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543页。
[3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第7册），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5483页。
[33]需要特别指出的，作为“刑罚”含义的刑，出现是比较晚的。参见王沛：《刑字古义辨正》，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子产》中所说“为民刑程”中刑的意思也指法度，对此整理者已经注明。参见李学勤：《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六），中西书局2016年版，第143页。
[3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第2册），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517页。
[3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第4册），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745页。
[36]参见《白虎通·瑞贽篇》。
[37]据郑注，这里是指“文王之德”。参见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下），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006页。“德”在上古有法律的含义，相关论述参见王沛：《〈论语〉法观念的再认识：结合出土文献的考察》，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38]从朱熹说。朱熹《诗集传》中说：“仪、式、刑，皆法也。”另参见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下），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054页。
[39]“法”字较为后起，西周时期还没有法律、法则之“法”的用例。
[40]清华简《子产》篇中所谓：“善君必察昔前善王之法”“子产用尊老先生之俊”，也是这个意思。参见李学勤：《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六），中西书局2016年版，第138页。
[41]司马楙编镈铭文参见山东省博物馆编：《山东金文集成》，齐鲁书社2007年版，第104—108页。作为效法、规则、规范意义的“法”字出现较晚。司马楙编镈铭文中的“法”是“法”字具有效法含义的早期用例。
[42]相关论述参见徐喜辰：《论国野、乡里与郡县的出现》，载《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3期。当然这种“国野模式”只是一种普遍现象，并不能一概而论。如曲阜鲁故城的墓葬分布就显示了周人与土著奄人共居国中的景象。参见田岸：《曲阜鲁城勘探》，载《文物》1982年第12期。
[43]近年公布的西周早期青铜器
卣铭文表明，鲁国在经营东方时尊重当地族属固有的法度，而非强制适用周人的礼法。参见王沛：《西周邦国的法秩序构建：以新出金文为中心》，载《法学研究》2016年第6期，收入本书第一编。
[44]《古本竹书纪年》：“晋文侯二年，周宣王子多父伐郐，克之。乃居郑父之丘，名之曰政，是曰桓公。”参见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66—67页。清华简《郑文公问太伯》亦说桓公时已“克郐”。参见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六），中西书局2016年版，第119页。《汉书·地理志》应劭注则说，郑桓公死守，其子武公“与平王东迁洛邑，遂伐虢、会（郐）而并其地，而邑于此”。参见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57页。上述记载虽有所不同，但都阐述了郑灭虢、郐的史实。
[45]国野之区分始于西周初期周人之武装征服，而到东周则情况有所不同。如郑人所征服的虢，即所谓的东虢，也属于周人族属。周族之国为周族之国所灭，其人民当为国人还是野人便是问题了。而徐喜辰先生也指出，《左传·定公六年》所说的“盟国人于亳社”，亳社为殷族之社，而殷遗民在此时已被看作国人了。参见徐喜辰：《论国野、乡里与郡县的出现》，载《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3期。
[46]马王堆汉墓整理小组编：《经法》，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第73—74页。
[47]参见《易·坤》。
[48]关于此问题，郝铁川先生曾提出类似观点，但与笔者论证角度不同。参见郝铁川：《从多元立法权和司法权到一元立法权和司法权的转折——春秋时期“铸刑书”、“铸刑鼎”辨析》，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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