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刑与国野的关系及其法律意义

清华简《子产》说郑国的立法分为令、刑两类，二者又各有国野之别，这是前所未见的新信息，对研究两周法制极具价值。首先来看令与刑。《左传·昭公六年》说子产铸刑书，并未提及刑书包含令、刑两部分。令、刑并举，表明令、刑为两种独立的法律规范。二者有何区别，简文并未明确指出。我们试图结合其他材料加以判别。

从两周法律形式的起源来看，令由统治者的命令演化而来。在西周金文中屡见令的身影。如铸造于西周早期的作册令方彝铭文说，八月甲申这天，周王命令周公（此周公为周公旦之后，在铭文中又称公或明公）管理三事四方、卿事寮，并发布“令”：

隹（唯）十月月吉癸未，明公朝至于成周，（诞）令舍三事令，眔卿事寮、眔诸尹、眔里君、眔百工、眔诸侯：侯、田（甸）、男，舍四方令，既咸令，甲申，明公用牲于京宫；乙酉，用牲于康宫。^[30]

铭文的含义是，十月初的癸未日，周公到成周发布命令，对象是三事、卿事寮、各尹、各里君、各种专业官吏，以及侯、甸、男等诸侯。周公发布四方之命令结束后，在甲申日，于京宫举行祭礼，乙酉日，在康宫举行祭礼。发布令称之为舍令，发布针对三事（或指金文常见的司马、司徒、司空等“三有司”）的令称为“舍三事令”；发布针对四方的令称之为“舍四方令”。令发布完毕，称之为“既咸令”。高级贵族有资格发布适用于天下的“令”，其事例还见于毛公鼎铭文，在毛公鼎铭文中周王说，毛公可以对外“布命（令）布政”“布命（令）于外”，^[31]“布命”即“布令”，是发布命令之义。“布令”“舍令”均为西周时代习见之术语。兮甲盘铭文说天子命令兮甲主管征收成周（洛阳）四周诸侯的委积，兮甲因而发布管理南淮夷的命令，并将此事铸刻于盘，家族永远珍藏使用。“令”的内容如下：

淮夷旧我帛晦人，毋敢不出其帛、其积、其进人、其贾毋敢不即次、即市。敢不用令，则即井扑伐。^[32]

这则令的意思是说，淮夷作为贡赋者，必须缴纳绢帛粮草，提供劳役；交易活动一定要在划定的市场内进行。若违反此令，则惩之以“扑伐”。到了东周，令依旧侧重指统治者发布的命令。《左传·襄公二十八年》所载郑伯使子大叔如楚，受到楚国指责时作出如下辩解：

宋之盟，君命将利小国，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镇抚其民人，以礼承天之休，此君之宪令，而小国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币，以岁之不易，聘于下执事。今执事有命曰：汝何与政令之有……

子大叔提到的宪令、政令都是指统治者发布的命令，这是春秋时期令的通常含义，故我们推测，《子产》篇中的郑令、野令，其性质与之相同。

与令不同的是，刑的动词含义是效法，名词含义则是被效法的规则，这个字在西周金文中写作“井”，在东周简牍及传世文献中写作“型”或“刑”。^[33]在西周，天子效法文王、贵族效法先公，便是其施政理讼的合理性来源。比如，在大盂鼎铭文中，天子处理政务时说他自己是“井（刑）禀于文王正德”，同时要求贵族盂要“井（刑）乃嗣祖南公”就是其例。^[34]而效法之规则，就是刑的名词含义。班簋铭文中说“文王孙无弗怀井（刑）”即是此义。^[35]这种名词、动词相呼应的例子在传世周代古籍中也有很多，如《诗经》中刑字凡六出，皆合此用例：

（一）动词“效法”之刑：

1.不显维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烈文）

2.仪刑文王。（文王）(www.xing528.com)

3.仪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我将）

（二）名词“准则、规范”之刑：

4.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思齐）

5.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荡）

6.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抑）

例句1出自《周颂·烈文》。该篇的主旨是讲“武王伐纣定天下，诸侯来会聚于京师，受法度也”。^[36]百辟泛指诸侯。诸侯所受的法度，也即前王之“德”；^[37]受法度的方式，则是“刑之”，也即效法。例句2、3中的“仪刑”“仪式刑”都是指“效法”的含义^[38]，效法的对象，则指“文王之典”。“仪式刑文王之典”这句话在《左传·昭公六年》以及齐、鲁、韩诗中都作“仪式刑文王之德”，典和德实际上是一个意思，可以通用。例句1中刑“德”和例句3的刑“典”，都是仿效法度、准则的意思。

如前文所说，刑（效法）的准则也称之为“刑”。例句4中“刑于寡妻”的刑，就具有法度、常道的意思。《毛传》说此处的刑是“法也”，朱熹《诗集传》说此处的刑是“仪法也”，都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尔雅·释诂》更是将典、法、刑等字并列解释，说“典、法、刑，常也”。所以例句3的“文王之典”也可以说是“文王之刑”“文王之法”。^[39]例句5将典、刑合用，就表明了两者性质上的相似性。

例句5出自《大雅·荡》。关于《荡》中的“典刑”，郑玄笺曰：“犹有常事故法可按用也”，所谓“常事故法”，就是对这种准则、规范之性质的准确概括。两周的统治者普遍认为，应当依靠德高望重的“老成人”来辅佐君王，如若君王身边没有这样的老成人，就应当依靠“常事故法”，这正体现出刑的含义所在^[40]。而例句6的“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明刑指先王确立的法度规则，其义正如前述清华简《封许之命》中的“武王司明刑”。

从刑、令两字的起源来看，其法律意义是具有明显的区别的。“刑”与“法”“则”的含义非常接近：它们的动词义为“效法”，名词义为“效法的准则”。如1982年在滕州庄里西村出土的青铜器司马楙编钟上有铭文曰“朕文考懿叔，亦帅刑法则先公正德”，^[41]铭文将刑、法、则三个同义词连用表示效法之义。司马懋编钟大致铸造于战国早期，故其铭文正是三字含义接近的较早例证。而“令”字就不具有“效法”的动词含义，其动词含义是发布命令的行为，名词含义是被发布的命令，二者都是强调统治者发布命令本身，而非效法先王先公的规则。令的这个含义直到秦汉也没有太大变化。《汉书·杜周传》里说“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揭示汉代律令的关系在于：律是先帝制定、传续后代、稳定性较强的法律形式；而令是由当世统治者颁布的稳定性较弱的法律形式。这种区别正为理解清华简《子产》篇的刑、令关系提供了很好的启示，《子产》篇的刑、令内容亦当如是。我们初步判断，《子产》篇中的郑刑、野刑是指型效先王、垂范后世的法律形式，而郑令、野令指因具体事项而颁行的命令、法令。当然，就其具体内容而言，目前所知相关资料太少，尚难展开更进一步的研究。

《子产》篇中的法律有郑、野之别——令分为郑令、野令，刑分为郑刑、野刑，这是相当有意思的记载，正好印证了先前学者的某些推测。所谓郑、野之别，实际就是国野之别。此前便有学者撰文指出，周人武装拓植，筑城以防卫、居住。居住城中之人，即为周族之人，称为国人，而城外则为被征服的原住民生活之处，城外为野，故称野人。国野之别，乃在于族属之别。^[42]国人与野人族属不同，适用的法律是否会相同？以往所见相关资料不多^[43]，而《子产》篇的记载堪称最直接的证据。郑国始封于西周宣王时期，为王室同宗，其封地在今陕西华县附近。宣王之后，王朝局势日益衰乱，于是郑人东迁，灭虢、郐等小国而据其地。^[44]由此可知，郑国之人民至少包括郑人及被征服的虢、郐之民，诸如虢、郐之旧民，应当就是野人。针对郑人的法律为郑令、郑刑；针对虢、郐之民的法律或许就是野令、野刑。^[45]国、野在文献中也被称为都、鄙，《左传·襄公三十年》说“子产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所谓“都鄙有章”，应即国（郑）、野分治的体现，这也正和清华简《子产》篇相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