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与《子产》篇的叙事差异

子产铸刑书发生在春秋末期（前536年），但记述此事的文献《左传》与清华简《子产》都成书于战国时期。^[2]具体而言，《左传》之初步成书大致在战国前期，定型要到战国中后期；^[3]清华简诸篇的抄录时代大致在战国中后期之前，而成书年代则更早，有些篇章的形成时间或许还要早于《左传》。^[4]有学者曾指出，《左传》所记录子产之言行乃传说与实录相杂，其中不少材料可能取自战国传闻；^[5]而清华简《子产》亦是战国学者用子产旧事来论证自己观点的著作。从史料价值上看，《子产》篇的分量并不亚于《左传》。

关于子产铸刑书之事，《左传》侧重记录晋国两位贵族叔向、士文伯的反对言论；清华简《子产》篇则将此次立法活动作为当政者安邦定国、顺天应民的举措予以表彰，两者叙述基调全然不同，这实际是春秋战国之际两种思潮碰撞之体现。

首先来看《左传》的叙事。《左传·昭公六年》以叔向写给子产的信作为铸刑书事件的叙述主干。叔向的信件是从两方面论述其反对铸刑书的理由的。其一是说贤明的先王是不会制定法律的，只有衰乱之世才会颁布法律，如夏商周三代制定法律时，都是末世、衰世，国家将要灭亡之时，才会大量出现法律，此之所谓“国将亡，必多制”；只要统治者依照《诗经》所说的那样，效法文王之德以行事，那么不需要法律，人民也自会安定：

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兴，皆叔世也。

今吾子相郑国，作封洫，立谤政，制参辟，铸刑书，将以靖民，不亦难乎？《诗》曰：“仪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

其二是制定法律和遵守礼制是相违背的，制定了法律，人民就不会对上级恭敬，还会背弃礼制而征引刑书，最后导致狱讼繁多、贿赂并行。

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侥幸以成之，弗可为矣……

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乱狱滋丰，贿赂并行。

《左传·昭公六年》同时记录了晋臣士文伯的预言，他说，当大火星（心宿）出来的时候，郑国就要发生火灾，刑器是用火来铸造的，而刑书里又包含着引起纷争的法律。^[6]大火星不正象征这个吗？果然，到了当年六月初七大火星出现时，郑国就发生了火灾。

再来看清华简《子产》的叙事。与《左传》观点截然不同的是，《子产》篇以肯定的态度阐述了郑国立法的背景与效果。《子产》认为一个国家能够生存延续、发展壮大的根本乃在于“得民”，即统治者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得民，天殃不至，外仇否（无）”是《子产》的核心观点。统治者要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就必须做到守信用（能信，上下乃周）、秉持客观立场（无好恶）、重视礼（从节行礼）、不滥用民力（以私事使民，事起祸行）、不妄加惩罚（民有祸失，敖佚弗诛）。对于上述要求，子产均能践行。^[7]简文同时提及，古代的“善王”是有立法的，而子产的立法活动，正是从学习先王之良法开始的：(www.xing528.com)

善君必察昔前善王之法，聿求尽之贤，可以自分，重任以果将。^[8]

子产继而在学习上古三代法律的基础上，为郑国立法：

子产既由善用圣，班好物俊之行，乃聿（肄）三邦之令，^[9]以为郑令、野令，道之以教，乃迹天地、逆顺、强柔，以咸全御；聿（肄）三邦之刑，以为郑刑、野刑，行以尊令裕仪，以释亡教不辜，此谓张美弃恶。

若与《左传》对读，可知所谓“三邦”之令与刑，应当即指夏、商、周的法律。^[10]而子产的立法有令、刑两大类，两类又因国、野而有别。对此后文将再作分析。子产立法的效果也是十分正面的：“为民刑程，上下维辑”，这样的法度使国内各阶层团结而和谐。由此可知，子产立法，是“得民”的重要手段，不但“乱狱滋丰，贿赂并行”之恶果没有出现，郑国社会还因立法而变得稳固。

我们同时看到，《左传》所载叔向的言论认为，礼制和法律是相互排斥的，而《子产》中并无这样彼此对立的观点，《子产》篇云：

勉政、利政、固政有事。整政在身，文理、形体、端冕，恭俭整齐，弇（掩）现有秩，秩所以从节行礼，行礼践政有事，出言覆，所以知自有自丧也。

《子产》同样重视“从节行礼”，不过《子产》认为，“行礼践政”的关键在于“出言覆”，即出言谨慎、慎重。

如果结合时代背景来分析两种文献的差异，不难发现，若仅从字面理解，《左传》的论据多有不合理之处。如叔向认为“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的论据就很难成立，子产立法的行为在当时亦非离经叛道之举。就拿叔向的祖国晋国来说，不但其先君制定刑辟，其卿大夫也大量制定国法。在子产铸刑书之后的第23年，也就是公元前513年，晋国铸造了刑鼎，此事遭到了孔子的反对。这里特别要引起注意的是，《左传》所载孔子的反对理由恰恰印证了晋国素有制定法律的传统：因为晋国所铸的刑书，是前执政大臣赵宣子于一百多年前制定（前621年）、后世执政大臣范宣子再度颁行的法律，^[11]无论是制定还是再度颁行，其时间都在子产铸刑书之前；孔子还提到，晋国在“宣子之刑”前，还有开国者唐叔“之所受法度”、诸侯盟主晋文公所作的“被庐之法”，这些立法皆为孔子所赞许。若放到更广阔的时间背景来看，可以发现循“先王作刑”乃是周人政治文化的鲜明特色。晋国是周王室同宗所建立的诸侯国，根据周人的传统，在审判狱讼案件时，法官一定要依照“先王作刑”，否则会遭到严厉的谴责与惩罚。如在西周铜器牧簋的铭文中，天子就特别强调要杜绝审判中“不用先王作井（刑），亦多虐庶民”的行为发生，而在清华简《封许之命》中还有“武王司明刑”，即周武王掌管法律的记载。^[12]这些西周即已形成的主流政治理念，都与清华简《子产》一脉相承，而《左传》所载叔向、士文伯的言论则与之大相径庭。由此，笔者认为，《左传》所载的叔向、孔子之言论可能别有所指，需从事件背景中综合考察理解，不能简单就字面含义予以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