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书·更法》云：“法者所以爱民也。”《韩非子·问田》表白说：“窃以为立法术、设度数，所以利民萌便众庶之道也。”这是在总体上谈论的爱民、利民。那么，爱与利是怎样体现出来的呢？
《商君书·靳令》：“重刑少赏，上爱民，民死赏。重赏轻刑，上不爱民，民不死赏。”“罚行则民亲，赏行则民利。”什么原因呢？道理在赏与刑相反相成的对应关系上，《商君书·说民》：“刑多则赏重，赏少则刑重”。“罚重，爵尊。赏轻，刑威。爵尊，上爱民。刑威，民死上”。即是说，赏与刑是相互衬托、相互影响的。所以必须少赏，《商君书·壹言》说是因为“多赏以致刑”。赏赐的领域很多，表面上人民可以从多种渠道得到赏赐，实则赏出既多，爵不足以尊，君上对民的尊爵之爱就无从体现，因而应少赏。按《商君书·去强》和《说民》篇，应当是“刑九赏一”，反对“刑七赏三”“刑五赏五”，更反对“赏九而刑一”，要“利出一空”。而且赏多等于驱民致刑，名曰爱之，实则害之。之所以必须重罚，按《商君书·壹言》的说法，是因为“轻刑以去赏”。刑罚很轻，表面上人民未受很大的伤害，但否定了赏赐，结果，正如《商君书·算地》所云“刑不可恶，而爵禄不足务也”，但君上对民的尊爵之爱也无从体现。
这很像辩证法，但却是诡辩术。重刑的合理性再一次得到了证明：通过“爵尊”的映照，重刑也获得了“上爱民”的外观。法家惯于赤裸裸，但在这里是装饰了一番的。本来，“赏行则民利”或“行赏，民利且爱”，似乎不成问题，因为按照法家的人性论，这是顺乎人性、满足民之欲求的。而“罚行则民亲”“行罚则民利”，就颇费口舌了。但在法家手里一变，重刑就成了爱民了。他们要人们看重刑的本质，不要看重刑的表面。这本质除从“爵尊”折射出来的一面外，还有他们设计重刑的善良愿望。刑罚虽然为民所厌恶，但他们的意图，按《商君书·开塞》所云，在于通过“立民之所恶”，使“民安其所乐”。因为“以刑治则民威（畏），民威（畏）则无奸，无奸则民安其所乐”。他们的善良在于使民“以其所恶”而“终其所好”。只要你不犯科条，你就足够安乐的。重刑的出发点和最后归宿，都被说成是善良的，是基于“爱民”“亲民”而达到“利民”的。(www.xing528.com)
韩非也是这套理论，《韩非子·心度》云：“圣人之治民，度于本，不从其欲，期于利民而已。故其与之刑，非所以恶民，爱之本也。”同样也是那样温情。他还特别有一番重刑之辩。《韩非子·六反》篇说：“今不知治者，皆曰重刑伤民，轻刑可以止奸，何必於重哉？此不察于治者也。夫以重止者，未必以轻止也；以轻止者，必以重止矣。是以上设重刑而奸尽止，奸尽止则此奚伤于民也？”“今轻刑罚，民必易之。犯而不诛，是驱国而弃之也；犯而诛之，是为民设陷也。”“是故轻罪之为民道也，非乱国也则设民陷也，此则可谓伤民矣。”
靠了“以刑去刑”的托词，重刑就不伤民了，而轻刑则反倒是伤民的了。这套妙论，恐怕当时的民也是难于接受的。贼盗之罪可谓重矣，但在“失期当斩”和“戍死”的夹击下，民众群起而反抗了，实在没有感激重刑的意味。这一层逻辑，法家是想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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