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与《管子》：法治思想之比较

1.对比起来，《管子》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有许多共同点。如：（1）都承认人的社会性，也都把道义（正义）说成社会性的最本质特征或社会交往的基本原则。（2）都认为“法”是体现和实现社会道义（正义）的制度性存在，是衡量人的行为是否合乎道义（正义）的尺度、准则。（3）都是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提出问题的，得出的结论也都是“治之以法”。（4）对什么是“法治”的回答也都是，全国上下人人守法，所守之法也都是“良”法，即不仅是权威性的行为准则而且是为“公”和符合“道义”或“正义”的法。（5）也都认为坚持“法治”原则的关键是立法者、执法者应带头遵守法律。（6）也都认为法、德是融为一体的，因而社会治理应德、法并用或德、法兼治。

2.但二人的“法治”思想也有许多区别，如：（1）在《管子》那里“法”是由少数得道的圣贤根据“道”创制的；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法”却是全体社会成员集体智慧的结晶。（2）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法治”是与“人治”对立的，而在《管子》那里“法治”是不排斥“人治”的，是要充分发挥少数精英的作用的。（3）在《管子》那里对“法治”的论述是从人和社会的本性，“法”的本质、功能上进行的，因而得出“法治”的结论是一种必然，一种所有社会都应遵循的原则。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法治”是一种只有在民主共和（混合）政体里才可以实现的特例。因为在这种政体里国家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才可以通过民主途径参与立法、行政和司法等活动，从而制定出来的法律才能体现公意，人民也才会从内心认可和遵从它，法律也才能由人民所掌握成为用以约束官吏活动，使他们不能滥用权力的一种机制。(www.xing528.com)

由此看来，《管子》所主张的“法治”与亚里士多德所主张的“法治”是两种不同意义或不同类型的“法治”理想。《管子》所主张的“法治”是适用于任何政体的国家的理想的治国理政原则，因而可以说是一种宽泛意义上的“法治”^[27]；而亚里士多德所主张的“法治”，其实现有诸多条件限制，仅仅适用于具有混合性质的民主共和政体，因而可以说是一种特殊意义上的“法治”。基于此，我们认为《管子》的“法治”观念不仅比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早了几百年，而且，对各种国家的社会治理或对“法治国家”建设，更具有说服力和普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