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法律的制定和修改要审慎，要顺乎天时、地利、人情，更根本的是“宪律制度必法道”。[2]《管子·形势解》曰：“人主之所以令则行禁则止者，必令于民之所好而禁于民之所恶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恶死，莫不欲利而恶害。故上令于生、利人，则令行；禁于杀、害人，则禁止。令之所以行者，必民乐其政也，而令乃行。”《管子·全修》曰：“凡牧民者，欲民之可御也；欲民之可御，则法不可不审；法者，将立朝廷者也；将立朝廷者，则爵服不可不贵也；爵服加于不义，则民贱其爵服；民贱其爵服，则人主不尊；人主不尊，则令不行矣。法者，将用民力者也；将用民力者，则禄赏不可不重也；禄赏加于无功，则民轻其禄赏；民轻其禄赏，则上无以劝民；上无以劝民，则令不行矣。法者，将用民能者也；将用民能者，则授官不可不审也；授官不审，则民闲其治；民闲其治，则理不上通；理不上通，则下怨其上；下怨其上，则令不行矣。法者，将用民之死命者也；用民之死命者，则刑罚不可不审；刑罚不审，则有辟就；有辟就，则杀不辜而赦有罪；杀不辜而赦有罪，则国不免于贼臣矣。”他还指出法要“恒”，即保持稳定性，不要朝令夕改，但也应与时俱进。《管子·任法》曰：“故明王之所恒者二：一曰明法而固守之，二曰禁民私而收使之，此二者，主之所恒也。”
2.守法中君主要以身作则，不能以情折法，不能法外施恩。《管子·法法》曰：“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又曰：“明君不为亲戚危其社稷，社稷戚于亲；不为君欲变其令、令尊于君；不为重宝分其威，威贵于宝；不为爱民亏其法，法爱于民。”因而，君主不以赦免的办法对待法律，因为这样久而久之就会使法律失效力和难以坚持“以法治国”。《管子·法法》曰：“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故久而不胜其祸。毋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故久而不胜其福。”
3.法令要严明，执法要公正。《管子·九守》曰：“用赏者贵诚，用刑者贵必。”《管子·任法》曰：“法不平，令不全，是亦夺柄失位之道也。故有为枉法，有为毁令，此圣君之所以自禁也。”“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无私也，是以官无私论，士无私议，民无私说，皆虚其匈以听于上。上以公正论，以法制断，故任天下而不重也。”《管子·明法解》曰：“故明主之治也，当于法者赏之，违于法者诛之。故以法诛罪，则民就死而不怨；以法量功，则民受赏而无德也。此以法举错之功也。”《管子·法法》曰：“令未布而民或为之，而赏从之，则是上妄予也。上妄予，则功臣怨；功臣怨，而愚民操事于妄作；愚民操事于妄作，则大乱之本也。令未布而罚及之，则是上妄诛也。上妄诛，则民轻生；民轻生，则暴人兴、曹党起而乱贼作矣。令已布而赏不从，则是使民不劝勉、不行制、不死节。民不劝勉、不行制、不死节，则战不胜而守不固；战不胜而守不固，则国不安矣。令已布而罚不及，则是教民不听。民不听，则强者立；强者立，则主位危矣。故曰：宪律制度必法道，号令必著明，赏罚必信密，此正民之经也。”也就是说，法律制度一定要合于治国之道，号令一定要严明，赏罚一定要坚决执行，这才是规制民众走向正确道路的途径。管子还认为，刑罚应“世轻世重”，即随着形势而变化。如在人民急躁而行为邪僻的时代，一定要用重刑。《管子·正世》曰：“故古之所谓明君者，非一君也。其设赏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轻有重，迹行不必同，非故相反也，皆随时而变，因俗而动。夫民躁而行僻，则赏不可以不厚，禁不可以不重。故圣人设厚赏，非侈也；立重禁，非戾也。赏薄则民不利，禁轻则邪人不畏。”(www.xing528.com)
4.法要与权（势）、术结合起来，或者说，法的制定和执行离不开权（势）、术。所谓权，即“权势”、权力、权位。国家权力就是用赏罚两种办法引导人民行为合于道德的一系列措施，而执掌国家权力是君主的职责。《管子·明法解》曰：“人主者，擅生杀，处威势，操令行禁止之柄以御其群臣，此主道也。”《管子·形势解》曰：“赏赐刑罚，主之节也。”具体说来即生之、杀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是称六柄[3]。所谓“术”乃“循名责实”之道。包括内心的德和外部行为掌握权力的技巧。内心的德叫“心术”，即宽厚的心度。《管子·七法》曰：“实也、诚也、厚也、施也、度也、恕也、谓之心术。”掌握权力的技巧，即“明公道而灭奸伪之术”。[4]管子认为，君其术在独居崇高之位以专擅赏罚之柄。《管子·霸言》曰：“夫欲臣伐君，正四海者，不可以兵独攻而取也。必先定谋虑，便地形，利权称，亲与国，视时而动，王者之术也。”这包括选贤与能和掌握赏罚二柄驾驭人才的技术，振兴经济和富国强兵的技术等。管子认为，“事督乎法，法出乎权，权出于道”。因此，法的使用离不开权术，权术的使用也必须遵循法律，使二者结合其来。“明主者，有术数而不可欺也”。[5]
显然，《管子》对法的论述是很深刻的，它不仅揭示了法律的外部“杀僇禁诛”的强制性特征，而且揭示了法的“定分止争”、惩暴安良、建立和谐的社会秩序的功能，还揭示了法的客观规律本性、法的人性基础，指出法实际上对人的社会生活之道，即“义”的权威性表达，它作为一种社会制度，能更好地把人们的多元追求协调起来，使复杂纷繁的社会发展更符合“道”的要求。而这种法观念比后来的“法家”[6]把法仅仅理解为“刑”，并把“法”与“礼”严格地区分开来，认为“法”仅仅是用来对付“庶人”的东西的观念要全面和深刻得多；更比那种把法看成治理社会中的多此一举，说“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法观念要全面和深刻得多。这一观念的深刻之处在于它把法提高到社会之道的高度来认识，它揭示了法与道的内在关系，并对这一关系的逻辑作了清楚的论述。而不像一些思想家只是揭示了法的某些外部特征，而没有把法与道联系起来思考，甚至把法与道对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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