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为了崇尚君主，把他说成是人间的最高价值，所采取的办法是，赋予君主以超越性的品格。这种超越性并不在于把君主描绘成超人间的神灵，如汉代董仲舒的君权神授说所鼓吹的那样，而是认为君主具有超越一般人的聪明才智和治世能力。《管子·君臣》云：“神圣者王，仁智者君，武勇者长，此天之道，人之情也。”[4]就是说，神圣、仁智、武勇是君主的基本特征，也就是君主的超越性的表现。
为了论证君主的这种超越性价值（“神圣”），法家学者提出的主要观点是：
1.同道说。“道”是道家哲人标志世界根源和本体的哲学范畴，法家继承和改造了这一范畴，并以之比况君主，称颂君主在人间的价值地位。韩非说：“道不同于万物，德不同于阴阳，衡不同于轻重，绳不同于出入，和不同于燥湿，君不同于群臣，凡此六者，道之出也。”[5]又说：“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6]“道无双，故曰一。是故明君贵独道之容。”[7]君主与道在地位和功能上都是同格的，道是宇宙间的最高价值，君主也是人间的最高价值。
2.救民说。法家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在政治上经历了一个由无君到有君的过程。在君主未出现的时候，由于人类与自然的矛盾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存在，人类处于困难重重、危险不断、生存无条件、安全无保障的境地，正是由于君主的出现，才把人民从这种危难环境中拯救出来，使人类得以延续，社会得以发展。《管子·君臣下》说：“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别，未有夫妇妃匹之合，兽处群居，以力相征。于是智者诈愚，强者凌弱，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故智者假众力以禁强虐，而暴人止；为民兴利除害，正民之德，而民师之。”[8]《商君书·开塞》也说，在“上世”“中世”时，民“爱私则险”“力征则讼”“无别有乱”，处于种种社会矛盾中不能自拔，当到了“既立君”之后，才改变了以前“民道弊”的状况，使社会发生了变化。《韩非子·五蠹》也说，是有巢氏“构木为巢”，把人民从“不胜禽兽虫蛇”的险恶环境中解救了出来；是燧人氏“钻燧取火”，使人民摆脱了“民食果瓜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的多病困境；是鲧、禹“决渎”给人民排除了洪水灾害；是汤、武“征伐”，为人民推倒了桀、纣暴政。可见，君主是把人类从自然危害和社会危机中拯救出来的救星。
3.为天下说。“救民说”是从历史进化的角度肯定君主价值的观点，而“为天下说”则是从君主与人民、君主与社会的关系上论证君主价值的理论。法家为了肯定君主的价值，一反殷周以来“民为君”的传统思想，明确提出了“君为民”的观点。《慎到·威德》说：“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立国君以为国，非立国以为国君也。”[9]《商君书·修权》继承了这一观点。“尧、舜之位天下也，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位天下也”[10]。“天下”表现在什么地方呢？《管子·形势解》作了简明的回答：“主者，人之所仰而生也。”即君主是人们生命和生活的根本保障，是人民生存的根本利益所在。韩非也认为君主“立法术，设度数，所以利民萌便众庶之道也”[11]。这和《管子》的看法是一致的。君主“为天下”“利民萌”的观点，似乎是提高了民众的价值，而降低了君主的价值，其实，并非如此。法家的意思在于，正由于君主是“为天下”的，因此他才更值得尊重，更具有崇高的价值，所谓“有闻道而好为天下者，天下之人也；有闻道而好定万物者，天地之配也”[12]。“为天下”正是君主具有可以与天地匹配的崇高价值的条件。(www.xing528.com)
4.国心说。君主不但是人们生存利益的凭借，而且还是国家的心脏和灵魂，这是法家关于君主价值的又一重要观点。《管子》说：“心之在体，君之位也。”[13]又说：“君之在国都也，若心之在身体也。道德定于上，则百姓化于下矣。成心形于内，则容貌动于外矣。”[14]就是说，君主是国家精神和道德的主宰，一个国家的道德原则、意识形态都是由君主决定和形成的，人们只是“遵王之义”“遵王之道”，按君主的精神导向行事。如果没有君主，那臣民们就如同没有头脑、没有心灵的行尸走肉一样，无所遵循。法家这一观念，就是要从文化思想、道德意识上维护君主的价值地位。
法家以“同道说”确立了君主的宇宙价值，以“救民说”肯定了君主的历史价值，以“为天下说”论证了君主的社会价值，以“国心说”高扬了君主的精神价值，从而把君主提到了超越于臣民和社会之上的“神圣”地位。当然，我们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法家完全否定了民的价值，一些法家学者当谈到君主地位的基础时，也非常注意民心的向背。例如，《管子·权修》说：“赋敛厚，则下怨上矣；民力竭，则令不行矣。”[15]《版法》篇也说：“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16]认为君主的威势如果超出了民力，也会发生危险。但是，他们是在以君主为至上价值的条件下，从维护君主的地位出发，来承认民之价值的。或者说，重民只不过是为了更有效地“尊君”。这和崇尚仁义道德价值的儒家倡导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7]“得其民，斯得天下矣”[18]的民本思想，在价值取向上大不相同。当然，儒家也并非不尊君，但他们对民之价值的重视却远远超过了法家。
尊君是法家价值体系的前提和基础，也是法家权力价值观的首要特征。法家所倡导的势、法、术，都是尊君价值观的延伸和表现，都从属于尊君。在法家看来，考察一个国家的政治状况，评价一个国家的价值地位，关键在于考察君主，《管子·霸言》云：“观国，观君。”[19]这正是由于君主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地位所决定的。因此，法家在肯定君主为“神圣”的化身，为一切价值之根本的同时，也主张按理想的标准对君主进行评价，他们也常使用“明君”“昏君”“圣主”“乱君”等术语来区分君主的价值品级，并希望有圣明之主，治理天下。表面上看来，这似乎和他们的君主神圣说、君主至上论相矛盾，其实两方面是完全统一的，评价君主的明暗得失、功过是非正是为了维护君主之价值，也正说明了君主在国家政治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对昏君的批评和对明主的赞扬，都是为了尊君，而绝不是为了贬君、抑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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