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的思想在秦朝成为统治的思想。汉朝鉴于人民反抗力量的强大，吸收秦朝失败的教训，改以儒家思想为统治思想。与儒家有联系的阴阳五行思想也与儒家思想混合，而居于统治的地位。法家思想在儒家的掩护下，继续发生作用。这就是所谓‘阳儒阴法’。这两家本来都是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的，秦汉以后继续作为地主阶级统治人民的工具”[71]。
法家经过先酝酿，后独立，再与儒家融合的发展过程。秦国采纳法家之术，横扫六国，建立统一的帝国。此非独法家之功也。秦帝国迷信暴力独任刑罚，二世而亡，亦非独法家之过也。帝国新立，治国理政经验不足，六国故族耿耿于怀，政治形势十分严峻。加之，儒学的影响尚微，故朝廷还来不及整体地吸收儒家思想。但是，就基层官僚群体而言，对儒家思想的吸收已经开始。如《睡虎地秦墓竹简》之《为吏之道》云：“为人君则怀，为人臣则忠，为人父则慈，为人子则孝。……君怀臣忠，父慈子孝，政之本也”“除害兴利，慈爱万姓，毋罪无罪，无罪可赦，孤寡穷困，老弱独转，均徭赏罚”“敬而起之，惠以聚之，宽以治之，有严不治，与民有期，安驺而步，毋使民惧。”[72]汉承秦制，国家官僚机器如旧，法家之吏充斥于官府，如何能够告别法治而恢复贵族政体？此间，法家学术在批评反思中改变形象，儒家学术在休养生息中恢复能量。儒法两家在互相浸润中重新登上政治舞台。“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史记·儒林列传》）。公孙弘、董仲舒、兒宽“三人皆儒者，通于世务，明习文法，以经术润饰吏事”（《汉书·循吏传》）。汉武帝罢抑百家，独尊儒术。其时之儒，已非孔孟思想原貌，而是荀子、董仲舒之学。进居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实际上已经演化为儒法家、法儒家。或者说被独尊的儒术已经变成儒法之术了。因此，法家的终结，不是像一个物体失去质量形状那样地毁灭掉了，而是借助于融入另一个物体从而变异成一个全新的物体，并继续保持着自己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凭借着官僚群体的日常施政行为而代代相传。同样，儒家学术也正是凭借着吸收法家等诸家思想而完成自我更新、与时偕行。
刘师培说：“子夏荀卿者，集六经学术之大成者也。西汉诸儒，殆皆守子夏荀卿之学派者与。”[73]西汉的儒学实即荀子、董仲舒之儒学。荀董之学，实为儒法之学，法儒之学。这种新学术，既像法家那样维护集权君主政体，又像儒家那样坚持约束君权；既像儒家那样重视德政教化，又像法家那样重视政令刑罚；既像法家那样重视成文法的作用，又像儒家那样重视统治者个人素质。汉代以后，所谓“古代法律儒家化”，实乃古代法律之儒家法家化——在政治领域，一秉战国法家理论，尊君卑臣，依法治吏，天下事皆决于法；在社会家庭领域，古老习俗礼仪逐渐经过国家立法程序上升为成文法。其实，家庭领域的的儒家化在秦朝时即已开始。巴蜀寡妇清世守其业，“秦始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此乃贞洁牌坊之始。会计刻石辞曰：“有子而嫁，倍死不贞”，“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史记·始皇本纪》）。故顾炎武《日知录》谓：“秦之任刑虽过，而其坊民正俗之意，固未始异于三王也。”[74]秦律中的“不孝”罪和“非公室告”的规定，正是儒家伦理法律化的重要标志。汉后及至隋唐，所谓“古代法律的儒家化”，虽然亦表现为仁政德教思想对古代刑政的浸润，但究其实只是古老民间礼俗逐渐上升为国家的成文法条。而古老的庙堂之礼则同时演变为国家礼仪。试看《唐律疏议》之《十恶》，其半为维护皇权，其半为维护族权，法家的法治与儒家的礼治已经结合得天衣无缝。
两汉以后，学术派别意义上的法家逐渐退出政治学术领域。但是职业或施政意义上的法家不绝如缕。“东京之变，刑赏无章也。儒不可任，而发愤者变之于法家。……自汉季以至蜀魏，法家大行，而钟繇、陈群、诸葛亮之伦，皆以其道见诸行事，治法为章”[75]。而儒学的蜕变与复兴，似乎功德圆满地演绎了“儒为诸子之前驱亦为诸子之后殿”[76]的历史剧目。但是，从法律文化角度而言，法家传统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由于中央集权君主政体的内在需要，以及民众对清官廉吏的渴望，以法治国的精神，忠于国家、忠于法律、不畏豪强、为民请命、守法尽职的职业法家群体，依然在古代法律实践活动中顽强地宣示着自己的存在。
（本文原刊于《山东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有修改。）
【注释】
[1]章太炎：《诸子系统说》，载《华西学报》1933年第1期。
[2]谭正璧：《国学概论讲话》，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版，第90—91页。
[3]钱穆：《国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9页。
[4]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58、264页。
[5]郭沫若：《十批判书》，载《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41—342页。
[6]张岂之：《中国思想学术史·先秦卷》（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10页。
[7]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91—192页。
[8]蒙文通：《经史抉原》，巴蜀书社1995年版，第151页。
[9]梁启超：《饮冰室诸子论集》，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版，第62页。
[10]蒋伯潜：《十三经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9页。
[11]皮锡瑞：《经学通论》，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2页。
[12]王博：《奠基与经典：先秦的精神文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9页。
[13]皮锡瑞：《经学通论》，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26页。
[14]傅斯年：《战国子家叙论》，载《傅斯年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62页。
[15]郭沫若：《十批判书》，载《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41页。
[16]蒙文通：《古学甄微》，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235页。
[17]姜广辉：《中国经学思想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0页。
[18]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0页。
[19]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8页。
[20]陈玉澍：《卜子年谱》，载《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688—689页。
[21]梁启超：《饮冰室诸子论集》，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版，第63页。
[22]皮锡瑞：《经学通论》，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65页。
[23]徐中舒：《先秦史十讲》，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10页。
[24]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58页。
[25]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一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85页。
[26]张岂之：《中国思想学说史·先秦卷》（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12—613页。
[27]姜广辉：《中国经学思想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8页。
[28]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2页。
[29]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246页。
[30]皮锡瑞：《经学通论》，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65页。
[31]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269页。
[32]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25页。
[33]皮锡瑞：《经学通论》，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57页。
[34]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269页。
[35]范罕：《法论四篇》，载程波点校：《法意发凡：清末民国法理学著作九种》，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0—21页。初版于宣统二年十月。
[36]皮锡瑞：《经学通论》，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页。(www.xing528.com)
[37]高恒：《秦汉法制论考》，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29页。
[38]金春峰：《以时兴衰的两汉经学》，载《文史知识》1981年第6期。
[39]傅斯年：《战国子家叙论》，载《傅斯年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62页。
[40]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25页。
[41]蒙文通：《古学甄微》，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234、232页。
[42]蒙文通：《古学甄微》，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234、232、233页。
[43]钱熙祚：《守山阁丛书·子部·慎子佚文》，转引自法学教材编辑部：《中国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第148页。
[44]皮锡瑞：《经学通论》，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2页。
[45]郭沫若：《十批判书》，载《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22、341页。
[46]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一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85页。
[47]梁启超：《饮冰室诸子论集》，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版，第62页。
[48]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8页。
[49]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5页。
[50]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9页。
[51]刘师培：《孔子弟子之传经》（上），载《经学教科书》，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6页。
[52]江瑔：《读子巵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2页。初版于1917年。
[53]郭沫若：《十批判书》，载《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1页。
[54]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7页。
[55]谭嗣同：《仁学》第二十九，载《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7页。
[56]刘师培：《汉代古文学辩诬》，载《刘师培儒学论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3页。
[57]梁启超：《饮冰室诸子论集》，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版，第55页。
[58]李源澄：《诸子概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0页。
[59]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235页。
[60]蒋伯潜：《十三经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450页。
[61]孙德谦：《诸子通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5、64、67、85、131、132页。
[62]范罕：《法论四篇》，载程波点校：《法意发凡：清末民国法理学著作九种》，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8—20页。初版于宣统二年十月（公元1910年）。
[63]孙德谦：《诸子通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138页。
[64]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269页。
[65]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修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316页。
[66]凌曙：《春秋繁露注·序》，参见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507页。
[67]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476页。
[68]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490—491页。
[69]皮锡瑞：《经学通论》，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4页。
[70]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03页。
[7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91—592页。
[72]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85、288页。
[73]刘师培：《孔子弟子之传经》（上），载《经学教科书》，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6页。
[74]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752页。
[75]章太炎：《检论·学变》，载《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5页。
[76]傅斯年：《战国子家叙论》，载《傅斯年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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