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本是治公羊春秋的大儒，刘向《孙卿叙录》说：“汉兴，江都相董仲舒亦大儒，作书美孙卿。”可见他对荀子十分敬仰。董仲舒的学术源于荀子，兼及阴阳五行而成完整的理论体系，晚年又以春秋决狱成为儒法融合的实践者。董仲舒的师承关系比较复杂，大致有如下几条脉络：
第一条线索：孔子→曾参→子思→孟子→董仲舒。孔子虽罕言“性”“命”“天道”，却坚信“性相近”和“五十而知天命”；曾参重“孝”，而以“慎独”的“诚信”为实现“孝”的途径；子思发挥“诚”的道德观念，从“率性存诚”而至“知天”，通过天人交感之门以培植安身立命之大本，又“案往旧造说”，阐述《洪范》“五行”之论；孟子从“性善”论导出“良知”“良能”，进而推出“尽心”“知性”“知天”和“万物皆备于我”的唯心体系；董仲舒提出“性三品”“天人感应”“阴阳五行”的神学体系，把儒家的宗法伦理三纲神圣化。
第二条线索：孔子→子夏→公羊高→公羊平→公羊地→公羊敢→公羊寿→董仲舒。“昔仲尼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于是以《春秋》属商（子夏），商乃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自高至寿，五叶相承，师法不坠。寿一传而为胡勿生，再传而为董仲舒。太史公谓汉兴五世之间，唯董仲舒明于《春秋》”[66]。孔子作春秋，其“微言大义”皆载于《春秋》。子夏继承《春秋》之学，严守师法。《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春秋公羊之学素重“微言大义”。《史记·儒林列传》：“言《春秋》于齐自胡母生，于赵自董仲舒。”《公羊序疏》疏引《孝经》说云：“子夏传与公羊氏，五世乃至胡勿生。”“是董与胡勿生同为子夏六传弟子。”[67]董仲舒从公羊春秋之学而倡“大一统”、“三世说”、阴阳五行、德主刑辅之说，完成了儒学的更新。
第三条线索：荀子→李斯→吴公→贾谊→董仲舒。孔子思想的核心内容是“礼”和“仁”。孟子主要继承“仁”的思想并扩充为“仁政”学说；荀子则主要继承“礼”的思想并形成“隆礼重法”的“礼法”观；李斯与韩非曾师从荀子，荀、李之间“重法”并无本质不同，但荀子反对严刑酷罚，主张罪刑相称。西汉吴公曾学于李斯，贾谊曾为吴公门客。《汉书·贾谊传》记载：“贾谊，洛阳人也，年十八，以能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河南守吴公闻其秀材，召置门下，甚幸爱。文帝初立，闻河南守吴公治平天下第一，故与李斯同邑，而尝学事焉，征以为廷尉。廷尉乃言谊年少，颇通诸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董仲舒深明荀子之学，又力主贾谊“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史记·贾生列传》）之论。荀子“兼重礼法”的思想虽经李斯一度走入极端而偏重法刑和君主独断，可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而后又经贾谊之修正，至董仲舒始得复其元。
苏舆谓：“汉儒经学，当首董次郑。……两汉多用董学。魏晋南北朝多用郑学。宋以后多用朱学。董学在《春秋》，郑学在《礼》，朱学在《四书》。近人调和汉宋，专取郑朱语句相同者，牵合比附，用心虽勤，亦失所宗矣。”[68]汉武帝时，董仲舒“罢抑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被采纳，“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汉书·董仲舒传》）。(www.xing528.com)
董仲舒和荀子同样背离原始儒家坚持贵族政体的主张，转而拥护中央集权的君主政体。这一立场与先秦法家是毫无二致的。董仲舒能够吸收法家思想可能是以公羊学作媒介的。“《春秋》之学，孟子之后，亦当以董子之学为最醇矣”[69]。
不仅如此，董仲舒还从神学角度——“惟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受命于天》）——来论证汉帝国集权政体的合理性。这种论说，对于无法从传统帝王脉络当中寻找神圣血缘的刘氏皇族而言，可谓一场及时雨。同时，董仲舒又提出“灾异谴告”说来对皇帝的过分行为加以约束。荀子将德刑二者统一起来，主张“德刑兼重”。董仲舒则用“阴阳五行”的理论给“德主刑辅”理论披上神秘外衣。董仲舒发展了法家“君道无为”“臣道有为”的官僚政治论，并提出“据位治人”“以名定实”的“考绩之法”。董仲舒首创的“春秋决狱”是对荀子“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荀子·王制》）的混合法原理的实践，同时又将儒家义理提升至国家法律原则的高度，开创了以儒家“经义决狱”的先河。汉代儒家之经学，既研究经义又研究经例，如礼经、礼例。把这种方法运用到法律上面，自然又研究法条，又研究案例。因此，汉代形成的混合法与经学传统及方法是分不开的。
董仲舒运用儒家经义来创制和适用判例，是以儒家经义决狱平讼的“始作俑”者。董仲舒首创“春秋决狱”的审判方法，在中国法律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首先，这种审判方式实际上宣布，儒家经义具有等同于甚至高于现行法律的价值，从而使儒家思想进入法律实践领域成为可能。而事实上儒家思想正是从司法领域入手，逐渐深入法律注释和立法领域，最后终于按自己的理想来改造整个法律实践活动的形象。其次，董仲舒的“春秋决狱”一改先秦儒法两家对立的局面，使两者自然地融合起来。先秦儒家是个民间学派，无缘登上政治舞台，故无机会从事现实的法律实践活动。而法家人物又是在批评儒家思想的同时，按法家的意愿来从事立法、司法活动的。董仲舒的做法，使儒学从书斋走向实践，又使法官转而关心儒学，从而使截然对立的儒法两家水乳交融般走向统一。最后，董仲舒以“春秋决狱”的方式恢复了古已有之的判例法，再一次宣示着判例法的生命力。这样一来就开始构筑一个新的法律样式的雏形——成文法与判例法相结合的“混合法”。
董仲舒生活的时代是一个过渡的时代。史载：“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帝时颇征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史记·儒林传》）。及至“元、成以后，刑名渐废，上无异教，下无异学，皇帝诏书，群臣奏议，莫不援引经义以为据依。国有大疑，辄引《春秋》为断”[70]，从而大大巩固了儒学的正宗地位。可以说，董仲舒不仅是荀子儒法合流思想的继承人，而且还是荀子儒法合流政策的实践者。董仲舒的思想和事功带有终结一个旧时代开启一个新时代的意义。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