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学术不仅包含孔孟儒学，还包含法家学术。荀子在齐稷下学宫三为祭酒，有条件接触法家思想。荀子的学生当中就有法家式的人物。其中有韩非和李斯。《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与李斯俱事荀卿。”
在政治法律思想方面，能够把子夏和荀子联系起来的很可能是《春秋》。《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可见，古时《春秋》本与听讼有关，而子夏曾精研《春秋》，荀子从子夏而传《春秋》。故刘师培说：“子夏者，公羊、谷梁之先师也”“荀卿以一人而兼通三传，足证三传之学同出一源。”[56]
荀子的“隆礼重法”或源于《春秋》。梁启超谓：“道家说，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极端的反对法治。法家说，以法治国国之福，不以法治国国之贼。极端的崇拜法治。孔子却是从中间寻个礼治主义来。又说，出于礼者入于刑。他的《春秋》，便一半含有礼制的性质，一半含有法律的性质。这便是执道法两端求得中庸。”[57]
韩非的思想源于荀子之迹象者颇多，但是，能够把荀子和韩非联系起来的仍然是《春秋》。《韩非子·显学》言儒家八派而不及子夏，然《外储说右上》两度提及子夏云：“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说《春秋》也”“子夏曰：‘《春秋》之记臣杀君、子杀父者以十数矣。皆非一日之积也，有渐而以至矣。凡奸者，行久而成积，积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杀，故明主蚤绝之’。今田常之为乱有渐见矣，而君不诛。晏子不使其君禁侵陵之臣，而使其主行惠，故简公受其祸。故子夏曰：‘善持势者，蚤绝奸之萌’。”子夏遵从孔子“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左传·成公二年》）的主张，并演化出权势的概念，认为君主应当把持好权势以禁绝奸臣，这一主张直接被法家所吸收。
子夏关于明主“持势以绝奸”的主张是涉及君臣关系的原则性命题。自从孔子提出理想主义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以后，后世儒家出现了两派意见。一派以孟子为代表，以为国家社稷高于君主，国家治理得不好责任全在君主，故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诸侯危社稷，则变置”（《孟子·尽心下》）；“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孟子·万章下》），能够决定王位大事的是“贵戚之臣”。及至荀子，认为为了维护国家利益甚至可以“强君”“矫君”“抗君之命”“反君之事”（《荀子·臣道》）。能够左右君主的是“社稷之臣”。另一派以子夏为代表，以为国家治理得不好，责任在于乱臣贼子，故君主应当运用权势禁奸于未萌。慎到的重势之论或源于此。二派之分歧盖源于宗法贵族政体和君主集权政体。如李源澄所言：“韩非与儒家论政之异，重君与重臣而已。儒家以贤人格君心之非，韩非则以君率臣以法。韩非恶大臣太重，左右太贵，群臣比周，而制其主，故术尚焉。”[58]韩非显然继承了子夏、慎到重势和申不害重术的意见，无意之中背弃了荀子的主张，进而宣布：“尧舜汤武或反君臣之义，乱后世之教者也。尧为人君而君其臣，舜为人臣而臣其君，汤武为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而天下誉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其结论是“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韩非子·忠孝》）。
儒家对所谓《春秋》之义的歧解，也反映了上述两种意见的对立。范宁《春秋谷梁传序》谓：“《春秋》之传有三，而为《经》之旨则一。臧否不同，褒贬殊致。……以兵谏为爱君，是人主可得而脇也。……以拒父为尊祖，是为子可得而叛也。……以废君为行权，是神器可得而窥也。……若此之类，伤教害义，不可强通者。”[59]可以说，在《春秋》的传播过程中，儒法思想之分立已经在悄悄酝酿着，而法家尊君尚法思想的出现不正是顺理成章的吗？
蒋伯潜谓：“周敦颐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孔子为后世而修也。乱臣贼子，诛死者于前，所以惧生者于后也。’邵雍亦曰：‘《春秋》者，孔子之刑书也。’《春秋》之褒贬，即以正名为标准，所以惕乱臣贼子者，此耳。虽然，《春秋》以褒贬代王者之赏罚，……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60]
孙德谦亦谓“《春秋》，孔子之刑书”“韩非之论法源于《春秋》”“《春秋》之说亲受之于荀氏”。他论述道：“彼法家者，虽严刑竣法，为吾儒所不取，不知《庄子》有曰：‘《春秋》以道名分。’故其辨名定分，实本《春秋》之义，而推衍之者尝读《史记》矣。十二《诸侯年表》叙述《春秋》源流，自邱明以下并及韩非，则韩非者得《春秋》之传矣。况全书中凡说春秋时事文，多与《左传》同，又足征非之论法源于《春秋》也。是故百家道术，无有乖于《六经》者。不乖《六经》，犹斥为异端焉，岂不厚诬古人哉！”“法家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易》曰：‘先王以明罚飭法’，以其所长，是法家之通于经也。”“百家异术皆源于经。”“《噬嗑》曰：‘先王以明罚敕法’，则法家之信赏必罚导源于此，亦可知矣。”“《春秋》者，非以道名分者哉？法家者流，《志》谓其辅助礼制，固以见礼法二者有相通之义，而岂知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又得之《春秋》乎？……韩非，师事荀卿者也。刘向序《荀子》曰：‘善为《诗》《礼》《易》《春秋》’，则非之论法，其书虽为韩而作，而《春秋》之说亲受之于荀氏矣。抑又闻之：《春秋》孔子之刑书。是圣德在庶，不能行赏罚之权，而其褒善贬恶，达吾王心，则实立一王之法也。若是，法家者不特辅佐礼教，规规于信赏必罚者，窃取《春秋》之义云尔。”[61](www.xing528.com)
与其他儒家经典不同，《春秋》是孔子编纂和用来教学的历史课本，记载着大量的故事、先例。其中当然保留着许多案例。诚如范罕所云：“史者，我国惯习法之专司也……祝官主天法史官掌祖法，遂为我国最古之学问机关，亦即法学思想渊源之所自也”“祖法可称为经验天学而得之惯习法。司法之事，则史官掌之”“自是以后，是为史官与儒家继续时代。而理官一小支流，遂为周末法家之鼻祖”“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62]亦如孙德谦所称：“法家之明罚敕法，固以佐礼仪之不及，然《春秋》以道名分，则申、韩之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其得《春秋》之学可知矣”“《后汉书·应劭传》曰：‘故胶西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遗廷尉张汤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则法家之通于《春秋》，以董子言之，是亦一证也。”[63]
总之，《春秋》所包含的“正名分”“尊王者”“大一统”诸“大义”，均被法家所继承。法家明君臣之序不得相逾越，以帝王之法术巩固王权、驾驭臣下，及至秦朝建立之后统一文字、道路、度量衡，皆秉承《春秋》之旨。
韩非与荀子的思想联系不只《春秋》。《荀子·仲尼》说：“少事长，贱事贵，不肖事贤，是天下之通义也。”而《韩非子·忠孝》则谓：“臣之所闻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荀子的“天下之通义”、韩非的“天下之常道”均可以上溯到商鞅的“有法之常”。《商君书·画策》说：“所谓义者，为人臣忠，为人子孝，少长有礼，男女有别，非其义也，饿不苟食，死不苟生，此乃有法之常也。”董仲舒则归纳为“三纲”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妇为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春秋繁露·基义》）。可见，他们在维护政治等级和家庭秩序方面是高度一致的。
与韩非曾经同师事荀子的还有李斯。《史记·李斯列传》说：“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时为郡小吏。……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刘向《孙卿书录》说：“春申君死而孙卿废，因家兰陵，李斯尝为弟子，已而相秦。”李斯入秦，官至丞相。“李斯喟然而叹曰：嗟乎，吾闻之荀卿曰：‘物禁大盛’。……物极则衰，吾未知所税驾也。”《荀子·议兵》载，荀子曾经批评李斯不懂“仁义之兵”“今女不求之于本而索之于末，此世之所以乱也”。随后便阐述了“以德兼人者强，以力兼人者弱”的道理。可见，在重大问题上荀子仍然坚持儒家立场。
李斯的学生当中有吴公，官至廷尉。吴公又是贾谊的老师。《汉书·贾谊传》载：“贾谊，洛阳人也。年十八，以能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河南守吴公闻其秀材，召置门下，甚幸爱。文帝初立，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故与李斯同邑，而尝学事焉，征以为廷尉。廷尉乃言谊年少，颇诵诸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贾谊的思想也是兼容儒学和法术的。他一方面运用儒学思想总结秦暴虐亡国的教训，另一方面又坚持集权君主政体。建议用“刑不上大夫”取代“刑无等级”，则是用儒家思想改造法家政治。
就《左传》的传承而言，吴起、荀子、贾谊又为师徒关系。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谓：“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申传卫人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椒传赵人虞卿，卿传同荀卿名况，况传武威张苍，苍传洛阳贾谊，谊传其孙嘉，嘉传赵人贯公，贯公传其少子长卿。”刘向《别录》记载左丘明以后《左传》的传授系统：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辗转而至荀卿，荀卿授张苍。[64]贾谊之学兼儒法二家，或源于荀子。
关于荀子的学术地位，李零说：“特别是儒家的后学，本来就是入世较深的派别（特别是属于政事、言语和文学的派别）。三晋儒家看重礼法，荀子出礼入法，也是因应时变的派别。韩非子和李斯从荀子学帝王术而沦为法家，更是明火执仗，刻意追随主旋律。这些都是汉代先道后儒，终于儒法合流之先声。”[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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